江西
1970年11月12日，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刚结束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会谈，又要接见罗马尼亚对外贸易部部长布尔蒂卡。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后，他坐在会客厅里，忽然向身边工作人员要了一支烟。
这一幕让布尔蒂卡颇感意外。熟悉周恩来的人都知道，他年轻时几乎不抽烟，正式外交场合更不会随意点烟。可那天，周恩来不仅抽了，还很快向客人解释：“我困得不得了，只好抽烟提提神。”
话说得平静，背后的疲惫却藏不住。布尔蒂卡明白原因后，眼眶湿润了。对一位外交官而言，接待外宾本是礼仪和谈判；对当时已经年过七旬的周恩来来说，却常常是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工作仍不能停下。
周恩来并非从来没有碰过香烟，但“有抽烟习惯”与“在特殊情况下抽几口”，完全是两回事。电影作品中，曾出现他在辽沈战役期间抽烟的镜头，那是艺术处理，不能直接作为史实依据。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回忆，周恩来平日并不以香烟解乏。
这种克制，与他的家庭和早年教育有关。周家家风严谨，生活习惯一向讲究自律。周恩年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学校，而南开校规中有“不许吸烟”的要求。校规不是墙上的装饰，师生都要遵守。
当时，南开校长张伯苓本人有吸烟习惯，学生便提出质疑：“学校不许学生吸烟，校长为什么可以抽？”这句话传到张伯苓耳中，他在集会上当众掐灭香烟，表示愿意接受学生监督。这样的场面，对年轻周恩来的影响不会小。
学校教育留下的，往往不只是书本知识，还有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周恩来后来投身革命，长期处在战争和政治斗争的高压环境中，却没有把抽烟变成日常依赖，这与早年形成的生活纪律密切相关。
有意思的是，外交谈判中，香烟偶尔又成了他的“思考工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围绕和平与政治安排展开谈判，美国将军马歇尔来华调处。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会谈，章文晋担任翻译。
马歇尔发言后，章文晋需要把英语完整译成中文。周恩来就在这段时间里点燃香烟，吸上两口，整理思路，再作回答。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总能迅速抓住对方话语中的漏洞，他笑着解释：“翻译的时候，正好给我一点时间思考。”
这不是烟瘾，而是谈判节奏中的短暂停顿。周恩来借助翻译间隙组织语言，既保持了从容，也让对方难以从他的表情和语速中判断真实意图。谈判结束，香烟也随之离开他的工作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西花厅工作人员知道周恩来不抽烟，曾在办公室摆放“请勿吸烟”的牌子。后来考虑到来往同志中有不少烟民，他把牌子撤了，避免让客人感到拘束。工作人员则尽量少在他身边吸烟，或者到室外去抽。
到了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的工作负担极重。外交会谈、国内事务、文件批阅往往接连进行，睡眠时间被压缩到很少。秘书钱嘉东曾见他连续工作太久，劝他坐下休息，周恩来却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睡着了。”
1970年11月12日那次会见，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巴基斯坦客人离开后，现场还需要简单整理，罗马尼亚客人又已等候。周恩来不能因为疲倦推迟会谈，只能用一支烟让自己暂时保持清醒。
布尔蒂卡后来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突然染上烟瘾的周恩来，而是一位已经极度疲劳，却仍在处理国家事务的老人。会谈结束后，他因心疼和感慨落泪。那支烟只燃烧了片刻，周恩来的工作却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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