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2年10月15日，上海，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对外界而言，这是一个震动舆论的政治案件；对潘兰珍而言，却是丈夫突然失踪后，终于从报纸上找到的消息。她这才知道，那个自称“李先生”的邻居，竟是曾经叱咤风云的陈独秀。
潘兰珍出生于1908年江苏通州余西镇一个贫寒家庭，幼年随父母到上海谋生。十三岁进纱厂做童工，后来又在烟草公司工作。生活没有给她留下多少选择，贫困、劳作和流言，几乎构成了她早年的全部经历。
1930年前后，潘兰珍在上海租住的石库门房屋里，认识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此人常穿长衫，平日很少与邻人往来，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字，偶尔独自出门散步。
潘兰珍起初只把他当作普通邻居。相处日久，她发现这个“李先生”谈吐不凡，却总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后来，两人逐渐走近。陈独秀教她识字，替她讲解文章和道理；潘兰珍则为他洗衣做饭，照料日常起居。
这段婚姻并不被周围人看好。两人年龄相差近三十岁，身份又有诸多隐情。潘母曾劝女儿：“他年纪大，来历也不清楚，跟着他未必有好日子。”潘兰珍没有争辩，只是没有离开。
陈独秀当时已经历尽人生重创。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先后牺牲，原配高大众病逝，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也与他分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中共中央，长期受到国民党通缉，身边几乎没有稳定的家庭依靠。
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并未以真实身份向潘兰珍说明一切。两人结婚后没有子女，潘兰珍提出领养一个孩子，他同意了，却坚持孩子跟随潘姓，后来取名潘凤仙。这一细节，或许正说明他早已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复杂，不愿让孩子承受过多牵连。
陈独秀被捕后，潘兰珍变卖家产，带着饭菜赶往南京老虎桥监狱。她没有追问丈夫为何隐瞒身份，也没有因为突然的牢狱之灾转身离开。陈独秀见到她时，既惊讶又难过，曾故意冷下脸说：“你回上海去，我在牢里不能照顾你。”
潘兰珍没有回答，只把饭菜一样样摆好。她随后在监狱附近租住下来，尽力维持生活，等待探视和消息。陈独秀的学生段锡朋曾提出接她到家中暂住，她却担心给对方添麻烦，没有接受。
1937年8月，经过蔡元培、柳亚子、胡适等人奔走，陈独秀获释。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南京局势急剧恶化。夫妻二人辗转前往武汉，陈独秀仍拒绝国民党方面的拉拢。无论是政治名义，还是经济条件，都没有改变他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曾试图以高额资助和政治职务拉拢陈独秀，希望他组织新的政治团体。陈独秀对此十分反感。他与蒋介石之间有旧日恩怨，两个儿子的牺牲更使双方无法调和。晚年的陈独秀虽然不再担任任何党内职务，但并没有因此接受国民党的安排。
1939年前后，陈松年一家从战乱中的安徽前往四川，与父亲会合。陈独秀写信叮嘱儿子，途中换船、下船都要注意安全，到了重庆还要坐轿，不要为了省钱冒险赶路。这个一向严厉的父亲，在晚年显出少见的细致。
一家人后来来到四川江津。最初，他们曾得到民主人士邓仲纯的邀请，但居住过程中，潘兰珍受到邓家女眷冷遇。陈独秀得知后，没有为了生活方便继续忍耐，而是带着家人搬出邓家，迁到江津郊外另寻住处。
日子清苦，却相对安静。潘兰珍照料陈独秀，也照顾双目失明的婆婆。她话不多，做事利落，替老人喂饭、捶背，从不因生活艰难而推脱。陈松年后来回忆，潘兰珍待父亲很好，家里人都尊重她，孩子们称她为奶奶。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病逝，终年63岁。临终前，他把潘兰珍和陈松年叫到床边，交代后事，也留下了那句后来常被人提起的话：“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这句话听起来冷峻，实则包含着陈独秀对妻子处境的担忧。潘兰珍当时年仅三十多岁，既没有稳定职业，也没有丰厚积蓄。陈独秀知道自己离世后，家中失去主要依靠，若她守着亡夫名分度日，往后的生活会更加困难。
他还特别嘱咐，教育部寄来的款项不能动用，更不能借自己的名声谋利。政治上有过失误，人生中有过坎坷，但在钱财和名节问题上，他仍不愿给妻子留下隐患。
潘兰珍没有改嫁。丈夫去世后，她替陈独秀置办干净衣物，在棺材上放了一朵白绸花。丧事办完，她到农场做工，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把养女接到身边，靠做饭等零工维持生活。
她始终没有变卖陈独秀留下的书稿、字画和遗物。1949年11月，潘兰珍因癌症病逝于上海，终年41岁。她与陈独秀共同生活不过十余年，却陪他走过牢狱、流亡、贫困和江津最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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