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台北，蒋经国、毛人凤和一批情报系统负责人，正面对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最棘手的权力问题：原有的中统、军统如何重新安排。
表面看，这是一次机构整顿；往深处看，却是蒋介石借蒋经国之手，重新收拢情报权。毛人凤不愿交出经营多年的地盘，双方的矛盾，也由此摆上了台面。
军统抵台后改称保密局，毛人凤仍是实际掌舵者。机构庞大，人员众多，情报网络遍布各地。蒋经国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后，提出调换中统、军统人员，打破两套系统各自为政的旧格局。
这项改革触动了毛人凤的根本利益。一次会议上，面对蒋经国提出的调整方案，毛人凤当场说道：“情报工作很内行，外行人恐怕领导不了。”
话说得不算长，分量却很重。蒋经国没有争辩，只是离开会场。对他而言，这已经不是一句牢骚，而是毛人凤公开表明的不服从。
不久，台湾当局侦破中共台湾省工委有关案件。毛人凤没有把报告直接送给蒋经国，而是递交给陈诚，多少带有越过主管、另寻靠山的意味。陈诚没有顺势接手，而是批示送总统蒋介石复核，毛人凤的盘算并未奏效。
蒋经国随即开始寻找突破口。他私下接触叶翔之，直截了当地问：“你听谁的？”叶翔之回答：“听你的。”这次接触很关键。叶翔之是保密局重要负责人，掌握业务和人事，蒋经国拉拢他，等于从毛人凤身边撬开了一道口子。
一张奖状，又让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侦破案件后，叶翔之获得嘉奖，奖状上的职务误写为“副局长”。虽然后来被认为只是笔误，却在保密局内部引发猜测：蒋介石是否准备提拔叶翔之，削弱毛人凤？
毛人凤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普通差错。他开始搜集叶翔之的问题。海上行动队队长姜盛山曾奉命携带金条赴海外建立情报站，后来涉嫌私吞经费，并牵涉行贿。毛人凤抓捕姜盛山后亲自审问，希望取得指向叶翔之的口供。
但姜盛山始终没有承认叶翔之参与其中。案情缺少关键证据，毛人凤仍将他处决，随后把相关材料送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没有立刻处理叶翔之，反而让毛人凤感到不安。
叶翔之察觉危险后，进入蒋经国居住和办公的八胜园。毛人凤不敢强行进去，只能派人监视。蒋经国对此十分恼火，直接向蒋介石反映。蒋介石最终要求撤去监视，并不许继续追究此事。
毛人凤失去了一次清除对手的机会，便试图用“对大陆开展破坏活动”重新证明价值。蒋介石曾寄望于这些行动，但潜伏人员彼此离心，命令难以落实，行动成效也远不如预期。
毛人凤过去在内部清洗过多，留下的人情债不少。有人认为，他在重庆任职期间大规模撤换人员，导致真正愿意替他卖命的人并不多。到了台湾，远隔海峡的潜伏网络更难完全听命于他。没有成绩，反而使蒋介石对其能力产生怀疑。
这时，郑介民被重新启用，主持对大陆方面的情报工作。郑介民与毛人凤早有积怨，戴笠死后，郑介民曾短暂主持军统，后来毛人凤取而代之。两人之间的旧账，给蒋经国提供了新的制衡机会。
毛人凤不甘示弱，搜集郑介民涉嫌贪腐的材料，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没有直接定罪，而是把卷宗交给蒋经国办理。蒋经国转而让郑介民自行说明，双方的冲突就这样被推到了明面上。
郑介民调查后，查到毛人凤亲信杜长城的问题。真正让事情失控的，正是杜长城提出的一份危险计划：制造蒋经国遭到绑架的假象，再由毛人凤出面“营救”。
这不是为了勒索钱财，也不是公开谋杀，而是想借一场自导自演的行动证明蒋经国缺乏保卫自己的能力，同时让毛人凤获得“救驾”功劳。计划尚未实施，便被郑介民查获。相关材料送到蒋介石手中后，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严惩涉案人员。
必须说明的是，蒋经国并没有真的被绑架。所谓“绑架案”，核心是亲信策划的未遂阴谋。毛人凤虽未必亲自批准，但作为保密局负责人，已经无法摆脱政治责任。这件事也使蒋介石彻底失去对他的信任。
此后，台湾情报系统逐步改组，保密局的权力被重新分割，蒋经国在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毛人凤名义上仍保有职务，实际影响力却明显下降。
1955年，毛人凤被查出癌症，病情反复。1956年10月14日，他在台北病逝，终年五十八岁。那场未能发生的“绑架”，却成为他与蒋经国权力较量中最致命的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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