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冰崩到冲毁吉隆口岸，“7分钟，根本没有缓冲的时间”

澎湃新闻记者 王选辉 实习生 黄芷昕

“我人生中还没见过这种程度的泥石流，只有在灾害电影中有所见。”

8月28日，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语气沉重。两天前，8月26日上午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

从海拔约5200米的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海拔约1800米的吉隆口岸，全程仅约7分钟。康世昌和团队根据最大崩塌导致的地震时间和到达吉隆口岸的时间计算得出这一数字时，反复强调：“7分钟，根本没有缓冲的时间。”

比“7分钟”更令人警醒的是，吉隆口岸上游的风险源并非只有这一个。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徐强强通过三维遥感影像发现，在本次冰岩崩源区周边，至少还有两个具有类似高风险地貌特征的潜在危险流域。其中一个距口岸仅7.6公里，且同时具备冰体、冰湖和大量松散堆积物，可能成为“冰崩-冰湖-泥石流”复合灾害系统。

“吉隆口岸实际上处在‘冰湖溃决/冰岩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多种冰冻圈灾害相互耦合的跨境灾害系统下游。”徐强强告诉澎湃新闻。

面对这一“跨境复合灾害系统”，专家认为，传统按行政边界建设的灾害监测体系存在天然盲区，吉隆口岸需建立一套覆盖全流域危险源普查、卫星常态化筛查、高风险区地面加密监测以及中尼跨境数据共享的多灾种监测预警机制。

7分钟：从冰川崩塌到口岸受灾

随着灾后遥感影像、三维地形和现场信息不断补充，这场灾害背后的空间结构正在逐渐清晰。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认为，在气候变暖的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可能发生崩塌。高位冰崩体在沟谷内产生巨量侵蚀和融水，混合冰碛物等松散物源后快速演进。

各方信息显示，8月26日上午，在尼泊尔一侧、海拔约5200米的冰川末端，发生了大规模的冰岩崩。“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冰川崩解下来并带动了岩崩，所有崩解物形成冰川泥石流。”康世昌告诉澎湃新闻。

据初步测算，从尼泊尔一侧的冰崩发生到冲击至下游约20公里的我国吉隆口岸，仅用了约7分钟。灾害在口岸处形成拥堵和回水，形成规模放大的链式灾害。

徐强强通过三维地形图进一步还原了灾害路径。冰岩崩源区距吉隆口岸约20公里，而垂直落差高达约3300米。

“20公里听起来似乎还有一定距离，但如果把3300米的巨大垂直落差考虑进去，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这意味着，在短短20公里的水平传播距离内，灾害体可以释放极大的重力势能。”徐强强说，一旦高海拔冰体或冰-岩混合体失稳，冰、雪、岩石和碎屑可以迅速沿陡坡加速，进入支沟，再沿河谷向下游传播。

他解释说，灾害并不是沿着“源区-口岸”之间的直线传播，而是受到地形和河网严格控制，“陡峭沟谷就像一个天然的高速输送通道。”崩落的冰岩体在高速运动中不断铲刮沟谷里的冰碛物、坡积物和河道泥沙，融水加入其中，从“冰岩崩”变成“碎屑流”，再变成“泥石流”。

康世昌说，这次灾害的能量放大过程非常典型。高位崩落带来巨大的势能和动能，加上沟道狭窄、沿途遍布冰碛物和坡积碎屑，运动体在向下高速运动中不断裹挟新物质，规模和破坏力持续增大。“这就像山坡上滚落的石头，越滚越快、越滚越大，中间虽有地形阻挡，但整体冲击力惊人。”

气候变暖是加速器

对于公众关心的“此次灾害是否与全球变暖有关”，康世昌的回答很明确：“我认为是事实。”

“气候变暖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冰退成湖，二是冰川失稳。”康世昌对澎湃新闻说，“气温升高后，冰体融化退缩，融水汇聚成冰湖；同时，大量融水沿冰裂隙渗入冰体内部，相当于给冰川加了‘润滑剂’，冰岩之间的摩擦力减小，冰川运动加速，稳定性大幅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距离2025年7月8日同一地区因冰湖溃决洪水导致中方一侧11人失联、友谊桥被冲毁，仅仅过去13个月。

“从2025年的冰湖溃决，到2026年的冰岩崩（尼泊尔一侧），吉隆口岸实际上给我们上了两堂连续的‘冰冻圈灾害课’。”徐强强直言。

他说，目前高山灾害越来越难以用单一名称描述。“一次事件可能从冰川开始，经过岩崩、堵江、溃决、洪水和泥石流，最后以完全不同的形态出现在几十公里之外。”

在他看来，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冰川退缩、冻土退化和高山水热条件变化，正在改变这种灾害发生的环境条件。

“但对于任何一次具体灾害，我们仍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为‘全球变暖’，而必须通过遥感、现场调查和多源监测重建完整的物理过程。”徐强强说。

“只从吉隆口岸附近观察，我们看到的是洪水、泥石流以及道路和基础设施受损；但如果把视角沿河谷不断向上游推进，就会发现：真正需要关注的危险源，并不在口岸本身，而是在十几至二十公里外、海拔高出数千米的喜马拉雅高山区。”徐强强提醒。

他通过遥感影像和三维地形分析发现，吉隆口岸上游并非只有一个风险源。在本次冰岩崩源区周边，至少还有两个具有类似高风险地貌特征的潜在危险流域：一个距离吉隆口岸约15.5公里，2026年1月7日的高分辨率影像显示，这个区域的局部冰体具有比较明显的表面破碎和裂隙形态；另一个距吉隆口岸仅7.6公里，且同时具备冰体、冰湖和大量松散堆积物，可能成为“冰崩-冰湖-泥石流”复合灾害系统。

他说，从流域尺度看，吉隆口岸实际上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威胁：中国一侧是冰湖溃决风险，尼泊尔一侧是“冰-岩崩”风险。而现在，随着河道中新的堰塞湖形成，风险结构又进一步复杂化。

预警的可能性

提到灾害预警，康世昌和徐强强均提到一个成功案例——2025年瑞士Blatten村冰岩崩灾害。

2025年5月28日，瑞士瓦莱州Blatten村遭遇大规模冰岩崩，约90%的村庄被掩埋。但约300名居民在崩塌发生前已撤离，几乎无人员死亡。

原因在于科学家提前发现异常——5月上旬山区持续出现异常崩塌，5月19日政府决定撤离，专业团队部署地基干涉雷达持续监测山体和冰川位移，5月27日记录到崩塌前数小时冰川运动明显加速。

针对此次灾害，康世昌指出了客观困难：“事发地位于喜马拉雅山高沟深区域，属于偏远地带，人口稀少，本身部署的监测手段非常有限。”

更关键的是，灾害源头在尼泊尔一侧。“如果上游监测到冰岩崩发生，理论上可以为下游提供相应的预警时间。但源头在尼泊尔一侧，客观上造成了预警时间的压缩。”康世昌直言。

“自然灾害并不分国界。”徐强强认为，传统按行政边界建设的灾害监测体系存在天然盲区：“对于吉隆这样的边境口岸，真正应该监测的是所有能够通过山谷、水系和重力过程影响吉隆口岸的上游危险源。风险管理单元应该从‘行政区’转变为完整流域和灾害链。”

他认为，吉隆口岸需要的是一个跨境冰冻圈多灾种监测预警系统，并详细阐述了其层次架构。

第一层，是全流域危险源普查。“不能只编一张冰湖名录，要把冰川、冰湖、陡峭冰舌、冰岩结合部、冻土岩壁，甚至潜在堵江位置，全部统一纳入风险数据库。”徐强强说。

第二层，是卫星常态化筛查。他列举道，“Sentinel-1 SAR、Sentinel-2、国产高分卫星以及商业高分影像，可以形成一个‘广域体检系统’，持续发现冰湖扩张、坡体形变、冰川异常运动和新生裂缝。尤其是在云雨天气，必须发挥SAR全天候的穿透能力。”

第三层，是对少数高风险源区进行地面加密监测。包括地基InSAR、GNSS、自动相机、地震与次声传感器，以及河流水位站。

徐强强最后强调了最特殊也最关键的一层——跨境机制。

“建立真正的中尼跨境数据交换与预警机制。”徐强强对澎湃新闻说，“如果危险源位于尼泊尔而承灾体位于中国，仅仅把传感器装在中国境内下游，可能只剩几分钟甚至更短的反应时间。监测数据必须沿着流域共享，而不是到了国境线就停止。”

本期编辑 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