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到重庆后“叛变”，丈夫44年后才从叶剑英口中得知：她是我党同志

1939年秋，延安马列学院，陈宝琦从一名归来的女学生口中，听见了妻子黎琳的“消息”。那人说，黎琳在重庆穿着时髦长裙，挽着国民党军官走在街头。

这句话传开后，陈宝琦很快成了众人安慰的对象。有人劝他别再等，有人暗示黎琳已经改变立场。更沉重的判断，来自康生：“黎琳叛变了，是叛徒。”

陈宝琦没有争辩，却始终不愿相信。两人刚在延安结婚不久，妻子曾在抗大学习，性格刚烈，做事果断。她怎么可能刚到重庆，就突然投向敌人？

有一次，黎琳给他寄来一封信。信里没有文字，只有一个小布袋，装着他平时爱吃的糖。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她不能透露行踪，陈宝琦也没有追问。

但这份沉默，反而让他心里留下了一个判断：“她若真叛变，怎么还会给我寄糖？”这句话，他后来记了一辈子。

黎琳并不是她唯一的名字。她原名余薇娜，又叫余家英，曾使用余慧琳等化名。后来在重庆执行任务时，她改名张露萍，这个名字最终与一段隐秘的情报战线连在了一起。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崇庆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余泽安教私塾，家庭遭遇和社会现实，使她很早便感受到旧制度的压迫。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救亡宣传。

1937年秋，她进入成都蜀华中学读高中，经同学车崇英认识了车耀先。车耀先是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后来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对她的影响，不只是思想上的启蒙，更是行动上的带领。

1937年11月下旬，在党组织安排下，张露萍与十多名青年秘密离开成都，前往延安。陕北生活清苦，她却学习刻苦，表现突出。排练抗战歌曲时，她经常担任指挥，尤其喜欢唱《干一场》。

“拿起刀枪，干一场！”歌声响亮，张露萍也因此得到“干一场”的外号。多年以后，叶剑英仍记得这个称呼。1983年，雷英夫向他汇报张露萍等人的情况，叶剑英当即说：“我记得张露萍同志，她的外号叫干一场。”

1938年10月26日，张露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她与陈宝琦在延安结婚。新婚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组织便交给她新的任务：前往重庆，再转赴成都开展工作。

她原本并不知道任务的全部内容。抵达重庆后，党组织根据形势变化，安排她参与一项重要的秘密工作。军统电讯监察系统中的张蔚林，已经产生了脱离敌营、投身抗战的想法，并主动寻找中共方面的联系。

张蔚林不能频繁出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于是张露萍被安排以“妹妹”身份与他来往。她换上城市女郎的服装，使用化妆品，住进嘉陵江边的住所。生活上的改变，是为了掩护身份；每一次接触，却都带着风险。

张露萍逐渐联络并发展张蔚林、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人，形成秘密情报小组。张蔚林负责搜集军统电台方面的消息，张露萍负责中转，再由联络站交给中共南方局军事组。

这项工作极其危险。情报人员身处军统内部，一旦暴露，不仅个人难以脱身，还可能牵连重庆地下组织。值得一提的是，张露萍始终没有把真实任务告诉延安的丈夫，陈宝琦长期误以为她只是去做统战工作。

1940年3月，张蔚林因烧坏电台真空管被关禁闭。他惊慌逃出，赶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特务搜查其住处时，发现了入党申请和有关资料，情报小组随即暴露。

张露萍等人被捕后，军统使用酷刑逼供。有人叛变，但张露萍、张蔚林等人始终没有吐露关键情况。身陷囹圄，她还曾设法向外传递消息，帮助党组织转移联络人员。

1945年7月14日，抗战胜利前夕，军统特务将张露萍等人骗往息烽快活岭，以取军服为名实施杀害。枪声响起时，张露萍发现战友已经倒下，面对敌人，她拍着胸口斥道：“笨蛋，朝这里打。”七名同志随后遇害，张露萍牺牲时年仅24岁。

然而，牺牲并没有立即带来清白。解放后，余惠琳被认定为烈士，张露萍却一度被误认为军统特务。两个名字属于同一个人，竟被历史档案中的化名和隔绝的情报线索分割开来。

1983年，张露萍的好友车崇英向四川省委反映情况，曾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韩子栋也提供了证言。调查逐渐还原了她在狱中的表现和重庆地下工作的事实。

同年7月，雷英夫向叶剑英汇报相关情况。叶剑英回忆起当年的地下工作，说张蔚林等人确实是打入戴笠系统的同志，并亲自证实张露萍不是叛徒，而是党派往敌营工作的同志。

1983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张露萍为革命烈士。1985年清明节，贵州息烽快活岭举行烈士墓落成仪式，年近暮年的李清终于来到墓前。直到这时，他才知道，44年前离开延安的妻子，早已在敌人的刑讯和枪口下守住了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