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雷锋牺牲后，毛主席连写两遍题词仍不满意：周福明，拿去烧掉

1963年2月22日，中南海，毛泽东午休后走到书桌前，准备为雷锋题词。桌上已经摆好了笔墨和宣纸，秘书林克也提前拟了几种表述，可毛泽东没有照抄那些句子，而是提笔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

写完一张，他端详片刻，觉得还不够满意。于是又连续写了两遍。三张字幅放在一起比较，最后一张笔势最稳，内容也最为简洁。毛泽东指着它问罗瑞卿：“就用这张，你看可以吗？”

事情的起点，要追溯到雷锋牺牲之后。

1962年8月15日上午，雷锋在抚顺执行任务返回连部。车辆停下后，他发现车身沾满泥水，便让乔安山把车开到空地清洗。经过一处狭窄地段时，雷锋下车站在车旁指挥倒车，意外撞倒了晾衣服用的木杆，头部遭到重击，经抢救无效牺牲，年仅22岁。

消息传开，沈阳军区很快作出安排：把雷锋生前所在班命名为“雷锋班”，组织创作反映其事迹的文艺作品，并推动部队开展长期学习活动。为雷锋请毛泽东题词，也在这几项安排之中。

雷锋并不是牺牲后才被人注意。1960年入伍后，他在运输连当汽车兵，训练勤奋，工作踏实，很快成为新兵中的突出人物。上寺水库抢险期间，他带病参加劳动；平时得到的津贴，也常常用来帮助战友和群众。

有意思的是，雷锋留下的大量日记，最初并非为了发表。他文化程度不高，却坚持记录学习、工作和思想变化。早在望城县工作时，他就向同事请教怎样写日记。后来在团山湖农场和鞍钢弓长岭矿工作，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下来。

1959年底，雷锋报名参军。由于身高、体重和档案手续等问题，他一度不符合入伍条件。主管单位又舍不得这个劳动模范，迟迟不愿出具相关材料。雷锋没有退缩，带着行李步行到兵役机关，坚持争取机会，最终经协商批准入伍。

1960年1月8日，雷锋正式穿上军装。参军第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进入部队后，他不仅学习驾驶，还主动帮助文化程度较低的战友识字，替人捎信、买票，遇到群众困难便伸手相助。

有人把他的事迹概括为“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句话虽带有宣传色彩，却并非凭空而来。雷锋做的多是小事，甚至有些事情没有留下姓名，但正因为琐碎，才显出一种稳定的行为习惯，而不是临时起意的表演。

1960年10月，沈阳军区有关部门准备请雷锋作忆苦报告。为了了解他的经历，工作人员让他带来日记。王寄语阅读后受到触动，随后有关内容被摘录，陆续刊登在军区报纸以及新华社等媒体上。雷锋的名字由此从部队走向全国。

到了1963年初，学习雷锋已经形成较大声势。1月7日，国防部正式命名雷锋班。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在北京开会时，向罗瑞卿提出能否请毛泽东题词。罗瑞卿答应设法办理，但也明白，这件事未必能够立即办成。

2月27日，军区摄影人员张峻奉命赶到北京，准备拍摄题词。那天晚上，大家从六点等到十点，罗瑞卿进门便说：“老赖，我没完成任务啊。”原来毛泽东当天会议较多，已经休息，题词只能另等机会。

实际上，《中国青年》杂志早已写信请求题词，准备出版学习雷锋专辑。毛泽东看过材料后，开始思考怎样用最少的文字概括雷锋。林克曾拟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多种内容，但毛泽东认为，学习雷锋不能只停留在某一件好事或某一种优点上。

他对林克解释说：“学雷锋，不单是学习他的哪一方面的优点，也不只是学习他做的哪一两件好事，而是学习他长期为人民做好事，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这层考虑，最终浓缩成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

罗瑞卿拿走确定使用的那一张，剩下两张则交给卫士周福明处理。毛泽东吩咐道：“周福明，拿去烧掉。”题词并未被当作纪念品保存，而是留下了一个颇具细节意味的场景：反复推敲，择其一幅，其他手稿不予保留。

张峻随后拍摄题词，发现宣纸上的红格线影响制版，便连夜进行技术处理。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率先刊载题词；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为雷锋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