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870年，天津。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同时兼任北洋大臣，办公重心也随之从保定延伸到天津。有人曾形容，这个位置既管京畿门户，又管北洋事务，手中权力之重，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总督可以相比。
可耐人寻味的是，直隶总督之下，偏偏没有另设一名巡抚。清代皇帝向来喜欢用督抚相互牵制，为什么到了京师附近，反而让一个总督独掌军政民务？
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清末。直隶“没有巡抚”，并非清朝一开始就如此，而是经过反复调整后形成的制度结果。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直隶沿用了明代畿辅地区的复杂格局。顺天、保定、宣府等地，先后设置过巡抚；同时，天津军务、宣大山西等方向也曾出现总督。那时的督抚设置并不稳定，职权边界也没有后来那样清楚。
换句话说，清初的直隶不是没有人管，而是管的人太多，机构彼此交错。总督有时负责数省军务，巡抚则掌理地方行政，遇到粮饷、治安、河工等事务，往往需要多头协调。这样的安排，便于朝廷试探制度，却不利于长期运行。
顺治、康熙年间，直隶总督曾被裁撤、恢复，三省总督也一度出现又一度消失。康熙时期，直隶相当长时间由巡抚主持地方政务。直到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朝廷正式确立直隶总督，驻保定府；雍正七年，又在保定修建总督署。此后，直隶不设巡抚逐渐成为定制。
这不是简单的“皇帝信任某个人”，而是京畿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机构不能照搬普通省份。
普通省份设置总督与巡抚，往往是总督统辖数省军务，巡抚负责一省民政。两者名义上有上下之别，实际却都是封疆大吏，许多事务需要分别向皇帝奏报。皇帝借此形成制衡，既防止地方权力过分集中，也能从不同渠道掌握情况。
直隶却紧挨北京。总督驻保定，距离京师并不遥远；顺天府又直接管理北京周边大片区域，许多事务与直隶总督的辖区相互交织。京官、御史、八旗驻军以及顺天府系统，都可以对地方形成监督。
有意思的是，直隶总督看似权力极大，实际上始终处在朝廷的密切注视之下。地方大员若在外省，奏报可能需要层层传递；直隶出了问题，消息很快便能抵达宫门。对皇帝而言，这种距离本身就是一道缰绳。
直隶总督的另一个特点，是兼任极多。乾隆十四年以后，开始兼理北河河道事务；咸丰十年，长芦盐政裁撤后，盐务也归其管理。长芦盐区关系盐税收入，北起山海关一带，南至黄骅附近，事情并不轻松。
到了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直隶总督又兼任北洋大臣。此后，职权不再局限于直隶一省，还涉及山东、奉天的通商交涉，以及海防、洋务等事务。夏秋多驻天津，冬春回保定，保定与天津遂成为两个重要的行政节点。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权力这样集中，为什么不再派一个巡抚牵制？”答案正在这里：直隶总督承担的事务太杂，若再设置一名巡抚，未必能加强控制，反而可能造成政令分歧。
军务听总督，民政听巡抚，河工和盐务又各有衙门，出了问题便容易互相推诿。京畿之地牵一发而动全身，朝廷更重视统一调度。与其让两位大员在保定彼此掣肘，不如把权力集中给一人，再通过京师体系进行外部监督。
当然，皇帝并没有因此放松戒心。直隶总督虽然地位显赫，却很少有人能够长期安稳任职。任免频繁、调动频繁，是清廷驾驭封疆大吏的常用手段。即便是李鸿章这样长期掌握北洋事务的人，也不断遭受朝臣弹劾，权势越大，受到的审视越密。
因此，直隶没有巡抚，并不等于总督可以自行其是。它更像一套特殊的权力组合：地方事务由总督归拢，京师近距离监督，顺天府分掌部分区域，御史言官随时纠察，皇帝则通过任免和奏报掌握最后裁量权。
清代并非只有直隶不设巡抚，四川、陕甘等地也曾形成类似格局。不过，直隶最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省，又是京师的屏障；既要治理地方，又要承担河运、盐务、海防和外交事务。这个位置，决定了它不能完全按照普通省份的章法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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