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胡兰牺牲后，山西小伙反映舅舅并非叛徒，真凶躲藏12年后终落网

1952年冬，湖南永顺县大礼堂里，县委委员陈德邻看着电影《刘胡兰》，看到一半却坐不住了。银幕上的情节，把他的三舅石三槐写成了出卖刘胡兰的叛徒。

这不是普通的观影感受。陈德邻是山西文水人，刘胡兰牺牲时，他就在当地。按照家人的记忆，石三槐同样被敌人抓捕，后来死在了敌人手中，怎么会突然变成叛徒？

电影散场后，疑问一直压在陈德邻心头。他给影片作者写信，追问这段情节的根据。对方回信说，相关说法来自陈德邻的八叔和大舅母。

这件事没有就此过去。

1957年夏，已经调任湖南吉首县委组织部长的陈德邻回到文水云周西村，找到八叔段占喜，当面问道：“你们凭什么说三舅出卖了刘胡兰？”

段占喜的回答，让陈德邻更加警觉。他说，自己听到的消息，是石五则传出来的。

1947年1月8日，阎锡山部和地方武装突袭云周西村，抓走石五则、石三槐、石六儿、张生儿等人。四天后，敌人再次进村，刘胡兰等人也被捕。被押回来的群众大多带伤，唯独石五则和张生儿显得相对轻松，这个细节，陈德邻多年后仍记得清楚。

更关键的情况，来自幸存者的回忆。敌人曾逼迫被捕者用木棍殴打同伴，石五则不仅服从，还打晕了石三槐。石六儿临刑前见到妹妹时，也留下过一句话：“我和三爷什么也没说，五爷什么也说了。”

这些话，后来成为重新查案的重要线索。

石五则早年曾是云周西村农会干部，也是当地较早入党的党员之一。1946年，村里为部队赶制军鞋，地主出身的段姓妇女交来的鞋不合格，刘胡兰负责验收，按规定退回重做。石五则曾出面求情，却被刘胡兰坚持原则的态度顶了回去。

此后，石五则因违纪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原本的工作关系和私人积怨交织在一起，成为他后来投敌的重要背景。但需要说明的是，真正决定案件性质的，并不是动机推测，而是他向敌人提供了什么、在杀害烈士时做了什么。

文水解放后，石五则曾于1947年12月23日被捕。由于当时证据不足，审查后被释放。他随后散布说，石三槐才是向敌人泄密的人。正是这套说辞，使石三槐的身份蒙受了多年误解。

陈德邻没有只停留在家族争辩上。他整理材料，分别寄往有关中央部门、山西省委、榆次地委、文水县委和云周西乡党委等单位，并留下副本。1958年，相关部门回信称，所反映情况有价值，将认真处理。

遗憾的是，调查一度被搁置。直到1959年6月，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林到云周西村了解情况，得知案件迟迟没有进展后，严厉批评了有关部门。远在湖南的陈德邻持续追查，案发地却不能让叛徒长期逍遥，这种反差引起了重视。

同年9月1日，陈德邻被调回文水，住进刘胡兰烈士纪念馆，协助专案组调查。文水县公安机关随后逮捕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等人。

审讯中，张生儿很快交代了参与经过，石喜玉也在证据面前承认罪行。石五则则始终沉默、抵赖，但多名证人的证词、敌方行动经过以及相关材料相互印证，使他的辩解难以成立。

调查还厘清了一个容易被混淆的问题：刘胡兰案中的凶手并非只有一人。吕德芳、吕善卿等人在解放前后即受到惩处，许得胜、张全宝、侯玉寅等人也陆续落网。由于许得胜与张全宝都留着大胡子，早期辨认曾出现混淆，直到1951年许得胜被捕后，张全宝才被查获。

石五则的案件，则拖到了刘胡兰牺牲十二年后。1963年2月14日，文水县人民政府在云周西村召开公审大会，依法判处石五则死刑。张生儿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石喜玉因罪行严重被判处死刑。

在案件材料中，石三槐被指认为叛徒的说法被彻底推翻。石五则为了保全自己投敌，并向敌人提供村中党员和革命人员的情况；在残害被捕人员时，他还曾主动动手。石三槐、石六儿等人的牺牲经过，也由证人证言和调查材料逐步拼接完整。

刘胡兰牺牲后，关于她为何受到敌人重点追捕，也有正式文件可以作证。1947年1月11日，阎锡山部第72师师长艾子谦曾命令所属部队，限期将冯德照、刘胡兰等人抓捕法办。文件中的点名，说明这个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早已被敌人视为当地革命组织的重要力量。

1947年2月6日，《晋绥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刘胡兰的事迹。同年3月，毛泽东听取汇报后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当时刘胡兰还是候补党员，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出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