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国人皆知大禹治水的故事，感念他“三过家门而不入”，治好天下水患，造福千秋万世。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九年无功，被舜帝处死。
不过，舜并没有因为鲧的罪迁怒大禹，反而认为大禹心怀苍生、勤勉笃行、品性纯粹，故毅然重用。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竟然出现“一人犯罪影响三代”的现实争议！尤其是考公考编的政审环节，在部分实操中逐渐演变为虽无明文规定、实际很严苛的“隐形门槛”。
不少经历寒窗苦读，本人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任何劣迹的年轻人，仅仅因为直系亲属的过失、过错、犯罪，被阻挡在体制之外。
政治审查的本义，是审查报考者本人的政治信仰、立场、言行与遵纪守法状况。
虽然现行制度并没有明文规定直系亲属有犯罪记录就直接淘汰子女，但在实操之中，出现随意扩大审查范围、拔高审查条件现象，将直系亲属犯罪记录，甚至失信、醉驾等情形纳入考量，几乎要把上下三代扒个底朝天。
这样的审查不仅仅是从严，简直就是让血统论回潮、出身论复辟，严重违背宪法平等原则，伤害社会公平正义。
众所周知，血统论、出身论早已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放眼古今中外，还有很多“父罪子贤”的美谈。
春秋晋国冀缺，其父参与叛乱获罪伏法，但晋文公观其本人品行端庄、知礼守德，仍予以重用。冀缺屡立战功，最后成了晋国的股肱之臣。
西汉张安世很多人不熟悉，但说到他的父亲张汤，读过史的人都知道，张汤是史上有名的酷吏，最终获罪自尽。
然而朝廷并不因张汤之罪牵连后人，张安世因清正勤勉、忠心为国，成为历经三朝的一代名臣。
盛唐时期李千里的父亲吴王李恪曾被冤获罪，但朝廷不以父辈之案株连子嗣，李千里多次被委以地方重任，造福一方百姓。
不仅华夏文明如此，在世界文明长河中，仍有很多用人唯贤、罪不及子、过不延代的范例。
最著名的是雅典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其父桑西波斯因罪被城邦放逐，但民众并没有因父辈的罪责去清算儿子，而伯里克利依靠自身的德行与治理才能，最终缔造了雅典文明的黄金时代。
新中国的建立，本就是打破阶级壁垒、推翻出身宿命的伟大革命。
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出身于官宦、地主、旧官僚家庭，但他们始终信仰坚定，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如果套用现在严苛的政审标准，当年不少革命家就会因家庭出身进不了革命队伍。
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个特殊年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横行，无数青年因成分定终身、被出身定命运。遇罗克那篇著名的《出身论》，发出了那个时代振聋发聩的呐喊！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正是因为坚持“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理念，看重奋斗与价值，个人的积极性才得以充分调动，整个社会的活力才得到前所未有的激活。
但凡现代法治国家，都恪守罪责自负的原则。
西方国家的总统竞选，法律层面上并不审查候选人父母、直系亲属的犯罪记录。普通公职的招录，背景调查也只针对报考者本人。只有情报、涉密等极少数特殊岗位，才会评估家庭成员情况，且并不是亲属有案底就直接否定。
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现代文明制度或体系，会把上一辈的刑事记录、道德品行，当作下一代人就业的准入资格之一。
倘若单凭父母犯罪来判定下一代的品行，就会出现一个十分荒谬的悖论：难道现在犯了罪的人，父母都犯过罪？
法治文明社会的底线是罪不及亲、过不延代、罪责自负。下一代的前途，不该为上一辈的过错买单，更不能被血缘出身锁死。
警惕变异的政审，就是为了防止出身论复辟！
让年轻人回归理想、精神、能力的良性大比拼，这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气量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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