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刚入春那几天，楼下绿化带的冬青一片接一片地黄。物业说是管线渗漏，让园丁宋建国翻土查。
宋建国嘴硬，说土腥味不对。
他蹲在枯死的冬青丛边，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挖，挖到第三天下午，翻出一截白生生的骨头。
他以为是狗骨头，拽了一下，底下一块盆骨跟着带了出来。
铁锹当啷掉在地上，宋建国整个人跪在土堆前，没爬起来。
二十分钟后警车堵了小区大门。
警戒线里三层外三层拉了起来。
我站在人群外，手里还攥着今早隔壁周玉珈塞来的那袋手工饼干。
油渍透出食品袋，糊在掌心里，温热黏腻。
我低头看了一会儿，又抬头望向那层层叠叠的警戒线。
忽然想起一件事。
大黄，那条每天定点蹲在楼脚等我的黄狗，已经整整十五天没露面了。
我张开手，饼干袋子掉在地上。碎屑撒了一地，没人注意到。
01
半年前，我女儿许元霜死在了医院里。
术后感染，医生说是并发症。
我赶过去的时候，人已经推进了太平间。
护士递给我一袋遗物，衣服、手机、一本翻旧了的书。
我站在走廊里，哭了整整一夜。
那之后我就像掉了魂一样。
班也不上了，门也不出，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窗帘拉着，分不清白天黑夜。
锅碗瓢盆积了灰，冰箱里烂了菜。
我女儿生前给我买的那台电视，开着，里头演什么我一句也看不进去。
楼下的流浪狗，就是那时候注意上的。
有一天半夜我实在闷得慌，下楼透气。
路灯底下蹲着一条黄狗，毛色脏兮兮的，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
它看见我，没有跑，就是蹲在那儿，拿一双湿润的眼睛看我。
我站住了。
那眼神让我想起我女儿小时候发烧，缩在被子里看我的样子。
我扭头回家，把冰箱里仅剩的一根火腿肠拿出来，掰碎了丢给它。
它低头吃得飞快，吃完抬起头来，尾巴轻轻摇了摇。
从那以后，这条黄狗就认得我了。我管它叫大黄。
那些日子，我一天里最盼着的事，就是傍晚下楼喂大黄。蹲在水泥台上看它低头吃饭，我心里头那团乱麻一样的东西，能暂时松开那么一口口气。
也就在那前后，隔壁搬来了新邻居。
是一对中年夫妻。
男的六十岁上下，国字脸，头发花白，话不多，碰面了点点头。
女的四十八九的样子，皮肤白净，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说话轻声细语，叫周玉珈。
搬来的第二天，周玉珈就端着一盘饼干来敲我的门。
“何姐，我新烤的黄油饼干，你尝尝。”
我本想说不必了，可她说得热络，手捧着饼干盘子往前递，我要是推开反倒显得不近人情。
我接过来，道了声谢。
她也不急着走，站在门口跟我聊了好一会儿，问我住这儿几年了，家里几口人，退休了没有。
我一一答了，有些不愿提的，就含混过去。
她笑了笑：“咱们做邻居的，往后常来常往就好了。”
说完就走了，拖鞋踩着楼梯，一轻一重。
我关上门，低头看那盘饼干。
黄油烤的，颜色金灿灿的，表面嵌着几粒蔓越莓干。
掰开一块，黄油味扑鼻。
我咬了一口，又油又甜，腻得嗓子眼儿发堵。
我这辈子就不爱吃甜食，我女儿还在的时候老说我，“妈，你连口蛋糕都不碰，活得也太没意思了”。
我放下饼干，心里头那个窟窿又开始疼。
搁了三天，那盘饼干原封未动。
第四天早上我下楼买菜，顺手掰碎了，撒在水泥台上。
大黄欢快地跑过来，连碎渣带粉末舔得干干净净。
它吃完了抬眼看我，尾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我看着它，心里头竟莫名其妙的踏实了一点。
从那天起，周玉珈隔三差五就送饼干来。
原味的，蔓越莓的，巧克力豆的，一袋一袋端得勤快。
我不好推辞，收下，然后等第二天，下楼的工夫，全喂了大黄。
大黄吃得越来越圆乎。毛色也亮了些，不像刚见那阵子灰扑扑的。我蹲在旁边看，心里想，也好，算是有个活物陪着。
那段时间我还在办我女儿的后事。
医院那边说要尸检，我签字同意了。
后来尸检报告出来，说死因是术后感染引起的多器官衰竭。
医生的说法是，病人体质弱，感染来的太快，没能控制住。
我抱着那份报告坐在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术后感染”这四个字，说来轻巧。
可我女儿进了手术室的时候人还是好的，出来的时候还能跟我讲话，第二天就不行了。
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看着那个主治医生站在办公室门口。
他的白大褂口袋里别着一支圆珠笔。
他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只记得，那根圆珠笔的笔帽是蓝色的，上头印着某个药厂的商标。
那个标志，过了很久很久，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02
周玉珈搬来大约一个月后，我渐渐习惯了这个新邻居的存在。
她住在隔壁，两室一厅的老户型，跟我家一样。
她丈夫肖长江每天早晨七点钟准时出门，沿着小区外围走三圈。
走完了回家吃早饭，然后搬一把折叠椅坐在门口晒太阳。
他是那种不太爱说话的人，见人点头，偶尔掏出烟来递一根。
我碰见过他几次，搭过几句话。
他说自己退休前在钢铁厂干过，翻砂工，干了一辈子，腰椎落下毛病，干不了重活。
我说那正好歇着。
他笑了笑，没接话。
有一回我在楼下喂大黄，他正好路过，蹲下来看了一会儿，说：“这狗瘦了后头能养回来，底子不差。”我说是。
他伸手指了指大黄的脊背，大黄居然没有躲，反而蹭了蹭他的裤腿。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低着头走了。走出去几步忽然停下来，像想起什么似的，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
我那天心里头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多想。
又过了些天，周玉珈来送饼干的时候，站在门口跟我多说了几句。
说她丈夫最近胃口不好，吃得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说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去医院看看。
周玉珈笑了笑，说不碍事，男人到了这个岁数，觉浅是正常的。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走廊窗外，声音还是那个调子，温温柔柔的，可那笑意没有淌进眼底。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那以后，我留意到，肖长江憔悴了。
原先那张国字脸瘦了一圈，眼窝发青，走路的时候步子比从前沉。
我在楼道里碰见他，跟他打招呼：“老肖，最近气色不太好，多休息。”他抬起头看着我，像是想说什么，嘴唇哆嗦了一下，最后只说出一句：“何嫂子，你……多保重。”
说完他低着头走了。
我站在那儿，心里莫名其妙地发慌。他说的那句话，跟嘱咐似的，不像客气话，倒像道别。
没过多久，就出了那件事。
那天傍晚我下楼倒垃圾，看见肖长江蹲在单元门口的消防栓旁边，跟前搁着一瓶啤酒。
他喝了一口，把瓶子放在地上，半晌又拿起来，喝一口。
酒瓶早就空了。
我走过去：“老肖，怎么了？”
他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像是喝了不少。他张了张嘴，说：“何嫂子，你说，一个人要是发现身边最亲近的人骗了她一辈子，该咋办？”
我说：“那要看骗了啥。”
他摇摇头，没接话。沉默了一会儿，他从兜里摸出烟盒，捏了捏，又塞回去。站起来说：“没啥，喝多了，胡话。”
他转身往楼里走。
走了一半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何嫂子，你家里的饼干要是吃不完，就别放着了。搁久了，坏了东西，吃了伤身子。”
我愣在原地。
他说完就进了楼，脚步声在楼梯间里，一阶一阶地远去。我站在路灯底下，想了好半天那话里的意思。想来想去，只当他是喝多了说胡话。
但那天之后，肖长江再也没有出现在小区里。
起先我以为他生病了。过了几天，我忍不住问了周玉珈一句：“周姐，老肖这几天没下来遛弯？”
周玉珈正在阳台上晾衣服，听我这么问，动作连顿都没顿一下。
她拿衣架的功夫，头也不回地说：“老肖他妈摔了一跤，骨折了，他回老家照顾去了。”
我说：“老太太岁数大了吧？”
她说：“八十三了，脑子也不大清楚。这一摔，怕是起不来了。”
她说完，把最后一件衣服抖开，挂上晾衣杆。转过身来，脸上的笑纹一丝没乱：“何姐，我烤了新口味的花生饼干，回头给你送一碟。”
我看着她的笑脸，心里头那点怪异感，被那笑一晃，又散了。
有人陆续搬进来有人搬出去，在这个小区里太常见了。
老肖回家照顾老娘，也是人之常情。
我告诉自己，别瞎琢磨。
可是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
03
肖长江“回老家”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周玉珈家发生了一件怪事。
那天晚上我照例下楼喂大黄。大黄吃完了饼干，趴在我脚边不肯走，尾巴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着地面。我蹲在那儿，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它说闲话。
后半夜起风了。
我正准备上楼，忽然听见隔壁院墙那边“哐”一声，像是什么金属家伙碰在砖头上发出的闷响。
我下意识地侧过头，周玉珈家院子里亮着一盏灯。
灯光昏黄，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她穿着一件深色的旧外套，手里握着一把铁锹，正弯腰挖土。
我愣了一下，站在墙角的阴影里，一动没动。
她挖得很慢，一锹一锹地，把土翻起来，堆在脚边。
时不时停下来直起腰，用手背抹一下额头，然后接着挖。
挖了大约十来分钟，她弯下腰去，像在擦拭什么。
动作很轻，像是在摆放一样怕磕碰的东西，但是我没法看到她的脸。
然后她开始把土填回去。
一锹一锹，填得仔细。
填完了还用脚踩了踩，踩实了，又端来一盆水浇在地上。
最后她直起腰，四下看了看，拎着铁锹进屋了。
灯灭了。院子里恢复了黑漆漆的模样，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站在墙角，心跳得咚咚响。
第二天白天我路过她家院子门口，特意放慢脚步看了一眼。
靠墙那一小块地确实被动过，湿漉漉的泥土颜色比周围的深。
她种了三棵月季，刚刚栽下去的，叶子还有点儿蔫。
我正看着呢，身后传来周玉珈的声音：“何姐，看花呢？”
我转过身，她端着一个搪瓷盆站在门口，笑盈盈的。我说：“你新种的月季？挺好看的。”
她说：“夏天到了，院子里空着怪可惜的。种点花，看着也舒心。”她说完，又补了一句，“昨晚上我趁着凉快栽的，白天太阳大，怕晒蔫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确实看着那几棵月季，只字不提昨晚的任何动静。
我说：“周姐，院子里那土，怎么颜色这么深？是不是底下埋了什么肥料？”
她脸上的笑意顿了一下，然后很快又恢复了：“哦，我放了点鸡粪肥，跟土拌了拌。老肖整的，他走了我也弄不太明白。”
她说着把搪瓷盆递过来：“刚蒸的红糖发糕，你尝尝。”
我接过来，笑了笑，说谢谢。回到屋里，我把那块发糕搁在桌上，没有动。
那天下午我下楼喂大黄，喊了好几声，大黄才从绿化带那边钻出来。
它耷拉着脑袋，嘴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走近了，我看见它嘴边沾着暗红色的东西。
我蹲下去仔细一看，像是泥土和什么汁液混在一起的东西。
大黄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怪。它低下头，舔了舔地上的土，然后后退几步，蹲坐在那里，不肯再靠近那块地方了。
我记得，它当时蹲坐的位置就在那排冬青底下，那排冬青后来枯死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大黄开始不大爱吃东西了，饭量一天比一天小。
可我那时候心思全在别处，没有多想。
我女儿去世前的病历我一直收着，隔一段时间就想翻出来看看。
那天晚上我从柜子里抽出那个牛皮纸袋，把病历一页一页摊在桌上看。
我女儿的病历字迹潦草，好些地方认不太准。
我看到最底下有一页，是护理记录。
上头写着一行字，说术后第一天的护理记录缺失。
我当时没太在意，随手把那页翻了过去。
那页护理记录上缺了一个护士的签名。那天的值班护士栏是空的，只印着两个字：赵丽华。
04
秋天过了一半，小区里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周玉珈家院墙外那一排绿化带，枯死了。
先是靠墙根那几棵冬青的叶子发黄，一片一片地往下掉。
没过多久，连旁边两棵月季也跟着蔫了，枝条发黑，叶子卷成干皱的薄片。
宋建国蹲在那儿看了半天，用指甲抠了抠地皮，又捏了一把土，在指头肚上捻了捻。
“这土不对。”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头的灰，嗓门不大不小地嚷嚷：“管线渗漏也不会漏成这个样子，你看这土，黑得都不自然了。”
物业那边不以为然。一个年轻小伙子说：“老宋，你就是闲的，挖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宋建国真的扛着铁锹去了。
我以为他一天就挖完了，结果他挖了一个下午，停了。
第二天早上他接着挖，越挖眉头越深，越挖脸上的表情越凝重。
我路过的时候问他：“老宋，挖出啥了没？”
他直起腰，擦了一把汗，看着地上那个越来越大的坑，说：“这土的味儿不对，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不是那种正经泥土的气味。这土底子是松的，像是被人翻过又填回去的，里头的沙土层都乱了。我越往下挖，心里就越不得劲。”
我听了，心里头咯噔了一下。
“老宋，”我说，“这底下有什么吗？”
宋建国没有回答。
他弯下腰，从坑底捡起一小截东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我看不清那是什么，只看到他看了很久，最后把那截东西塞进口袋里，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我再去喂大黄，大黄没有出现。
我在水泥台上放着饼干块，蹲在那儿等了大半个钟头。
路灯亮了又暗了，风一阵一阵地刮。
那台水泥台上散落的饼干碎屑，在灯底下白花花的，像落了一层霜。
大黄始终没有露面。
我又等了十来分钟，终于站起来，往回走。走到楼道口的时候，我一回头，看见远处墙角蹲着一条狗。不是大黄，身形比大黄小一圈。
那条狗蹲在暗处，探头探脑地往这边看。我蹲下来招了招手，它没有靠近，转身就跑进了夜幕里。
我心里头堵得慌。
回到楼上，路过周玉珈家门口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气味，从她家里飘出来的。
是面粉和黄油烘焙过的味道，又甜又腻。
往常那个味道只是让我觉得饱，可那天晚上，我站在她的门口，闻着那股甜腻的烘烤味，胃里忽然泛起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翻腾。
第二天，周玉珈来敲门。她端着那盘烤得金黄的饼干，笑着说：“何姐，新烤的芝麻脆饼，你尝尝。”
我看着那盘饼干，又看着她的脸，手里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她却没有马上走，站在门口说：“何姐，最近小区里都在传绿化带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我说：“听说了，老宋在挖呢。”
她压低了声音：“我听人说，那土底下像是埋了什么东西。你说，咱们小区会不会出什么事？”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我，像是在试探什么。
我心里头一紧，没接她的话茬。
她也不追问，笑了笑：“也是操那些没用的心。对了何姐，你明天有空吗？我想把院子里的月季重新栽一回，你帮我搭把手，行不？”
我应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过去帮忙。
周玉珈已经把旧月季连根挖出来了，堆在墙根底下。
土翻得松软，正好了。
我帮她扶苗，她用铁锹培土。
有一锹下去，铁锹碰着了什么东西，发出一声脆响。
她弯下腰，从土里捡起一块白花花的东西。看了一眼，随手扔到一边：“碎砖头，也不知道哪年埋的。”
她扔得很快。
但那一瞬间，我看清了那东西的轮廓。
那形状我认得。
我小时候在乡下待过，见过杀鸡宰鸭。
那弧度，那光泽，是一个动物的盆骨，不小。
比鸡鸭的大，比猪牛羊的小，正好是狗那么大的。
我想起大黄。
它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出现了。
我以前总觉得它是跑去了别处找食，毕竟流浪动物没有定所。
可那会儿我蹲在周玉珈家的院子里，看着那块被扔出去的骨头，心里的某个角落忽然塌陷了一块。
05
绿化带开挖的第三天，我记不清是哪天了。
那天下午风大，天上没有几颗星星。
我下楼去倒垃圾，远远看见宋建国蹲在那个坑边上，一动也不动。
我走过去，看见他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一样，双手撑着铁锹柄，指头攥得发白。
“老宋？”我叫他。
他没有反应。
我走到他旁边，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
坑已经挖到了约莫一米深。
坑底露出黑沉沉的一截布片，像是哪件旧衣服的衣角。
布片旁边，有一截灰白色的东西。
那东西表面光溜溜的，微微弯曲，一头埋在土里，另一头斜斜地露在外头。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嗡了一声。
宋建国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张老脸上的颜色，像纸一样白。他张了好几次嘴，才挤出几个字：“何姐，那看着，像是人的腿骨。”
我蹲在那儿，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我哆哆嗦嗦地说：“赶紧，赶紧报警。”
宋建国扶着铁锹站起来，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拨号的时候手指头一直在抖。
他连着按错了好几次，最后终于拨通了。
他对着电话说：“喂，这边……小区里，挖出骨头了……你们快来。”
我站在他旁边，风灌进衣领子里头，冷得一哆嗦。
十几分钟后，警笛声由远而近，两辆警车，一辆面包车，先后开进小区。
刑警队的人下来拉警戒线，一拨人拿着手电筒和技术装备下了坑。
看热闹的邻居越聚越多，全被挡在警戒线外头，叽叽喳喳地议论。
我被人群裹挟着往外挤了几步，回头看见坑边蹲着一个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深色警用外套，手里拿一把小铲子，一点一点地，像是在剥皮一样把浮土剥开。
他剥了大约十来分钟，站起身来，跟旁边的人低声说了几句话。
那人听了，转身走到带队的老警身边耳语了几句。
老警点了点头，朝几个人招了招手，那几个人拎着两个大号的翻盖箱走进警戒区。
从那以后，再往外传的消息就没有了。
人群里有人议论了半天，见打听不出什么来，渐渐散了大半。
宋建国蹲在警戒线外头的台阶上，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地点。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半晌没说话。
他吸了一口烟，吐出来，说：“土底下埋着的人，还没全刨出来。但我能肯定，那不是狗骨头。狗骨头没有那么大，那个平整的弧度只有人的股骨才有。”
我耳朵里嗡嗡响。
埋在我女儿死讯后头的那根弦，绷到今天，终于断了。
我脑海里头莫名地闪过一个念头：老肖的孱弱后背、他蹲在消防栓旁喝酒、他说的那句“多保重”、他说饼干搁久了会坏、他消失之前看我的那一眼。
我当时没抓住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坐在宋建国旁边，掌心全是冷汗。
几辆警车在小区里停了大半夜。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花坛边上还拉着警戒线。
我问蹲在旁边的物业保安：“里头那个人挖出来了没有？”保安低声说：“挖出来了。人已经拉走了。刑警队的人说，是不是咱们小区的人，还得做鉴定确认身份。”
他顿了顿，又说：“挨着那家院墙，正在那几棵月季底下。”
我站在那儿，风从楼与楼之间的过道里灌过来，吹得我后颈发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