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罗荣桓与“8.20通城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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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元帅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罗荣桓与“通城秋暴”暨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来源：湖北档案2007年08期

作者：吕杏庐

作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罗荣桓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但元帅起步第一功——领导通城“8.20”暴动，成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通城县劳农政府的史实，却由于种种原因，至今鲜为人知。

一、通城秋暴由中共湖北省委直接领导

1927年，蒋介石、许克祥分别在上海、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亦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提出了农民武装夺取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

根据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鄂湘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的要求，中共湖北省委制订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指出：鄂南农民暴动，因为在武长铁路之间，因此在政治上地理上有特别意义；在政治方面可以直接影响武汉；在地理方面，断绝武长的交通邮电可以造成湖南军队与政治的恐慌，而大有利于湖南农民的暴动”。还提出，“通过暴动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民选革命政府”、规定“暴动内部指挥为鄂南特别委员会，直接受省委的指挥”。省委还考虑到暴动的最坏结局，“如万不得已时，亦须至通山、通城一带上山”等。同时，将湖北划为7个暴动区，并将“重点放在暴动成功有希望的地方”、“政治观点最清楚的鄂南”。

鄂南辖通城、蒲圻、咸宁、通山、崇阳、嘉鱼、武昌7县，通城为最南端，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西靠京广铁路，中扼武长路，境内山川纵横，关隘众多，地势险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地理条件优越。同时，通城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自1840年以来，先后爆发过10余次农民暴动，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1925年，通城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且组织发展快，力量强。1926年通城有农会会员2万余人。1927年6月中共通城县委组织1600余农民自卫军击溃和赶走了夏斗寅部姚德安团，获得了大批武器，经受了战斗的洗礼。更为重要的是通城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王武扬手中，还有参加暴动的骨干力量汪玉棠（中共通城县委书记）、赵世当（中共通城县委副书记）、黄云岸（县委委员）、黄维勋（县政府第一科科长、中共党员）、谭梓生（县民政科长、中共党员）、刘继宋（原国民党第六军营长）、肖力（原国民党第六军排长）等。

综上所述，通城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有武装了的农民自卫军，更重要的是有党的坚强领导，暴动的火烛已处一触即燃之势。

二、通城“8.20”暴动及建立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经过

1927年7月下旬，“省委既决定湖北农民运动后，乃派同志分配各乡工作”。“第一批由党团合并挑选二百四十个忠实勇敢的学生同志及由军委挑选二十四人派往各区，担任农运下级干部的工作”。当时“派往鄂南区农运干部 40人，军事干部6人”（以上均引自《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正在武汉中山大学理学院学习的罗荣桓同志就是当时被派往参加和领导通城农民暴动的大学生之一。此事在罗荣桓1938年11月填写的中组部调查统计科印制的《党员登记表》中有记载。在“参加革命小史”栏中，罗荣桓写道：1926年冬，因我参加农村工作，结合在外读书的学生，进行农村青年群众组织及儿童的组织参加打土豪，又受遭摧残，即赴武汉到中山大学。春天加入C.Y随即转入党，分配到鄂南参加农村与通城的暴动，因不能立足，随武装到修水与警团会合”。

罗荣桓来到通城后，即与王武扬联系，多次与中共通城县委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以主任王武扬，副主任汪玉棠、赵世当为首的暴动委员会。部署了暴动计划：一、由汪玉棠、赵世当等深入农村，进一步加强各党支部的领导，壮大和健全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工人协会和青年促进会等群众组织，宣传“8.7会议”精神，使之明确秋暴的目的和任务。二、罗荣桓、刘继宋、肖力等负责组织农民自卫军。

“8月20日”（《通城秋暴参与者徐子恢回忆》、《一九七八年雷子权回忆》）上午，受国民党十三军压迫南下的原崇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中共党员），带着10余名团丁”押着由农民自卫军装扮的共匪”，赚开城门，率部直奔县衙。罗荣桓、王武扬等人按预定方案智取了通城县城，缴了民团100余支枪，打响了大革命失败后农民秋收暴动第一枪。

当天下午召开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总指挥王武扬，党代表罗荣桓，参谋长刘继宋。下设两个大队：通城农民自卫军为第一大队，大队长肖力；崇阳农民自卫军为第二大队，大队长叶重开。会后，处决了反动民团团长刘秀波。

21 日，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精神，“召开全县各区农协代表会，宣布成立通城县劳农政府”（续楚珩《呈请湖北省政府主席方令饬通城县司法公署严办共犯王文安由》），选举产生政府主席朱春山，副主席黄子端、谭梓生，秘书汪玉棠。并由汪玉棠兼任农民协会主席（1927年9月28日汉口《民国日报》）。《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中对通城县劳农政府的成立也大加赞赏，称：“通城已取得政权。县长表现很好”。

通城县劳农政府成立后，遵循“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鄂南农民暴动计划》）的原则，由农民协会组织在全县开展打土豪，捉劣绅活动，实行减租、抗税、分配土地的政策，完成储粮、备钱、收集枪支弹药的任务，开展了全县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对于通城的情况，1927年11月湖北省委在报告中指出：“通城⋯⋯的县政权在农民之手⋯⋯农民自己选举出代表会议，成立县乡政权；他们组织扩大农民军，他们歼灭土豪劣绅，他们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并且分配土地。这种运动还要发展到全省呢”。

通城如火如荼的秋收暴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国民党十三军及反动民团迅速向通城疯狂扑来。罗荣桓元帅在回忆这段历程时，用了“没有办法”（《罗元帅对古田会议的回忆》），“不能立足”（《罗荣桓参加革命斗争小史》）来描述。

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9月4日凌晨，罗荣桓、王武扬率通、崇农民自卫军及县劳农政府共 500余人向修水转移，途经麦市时，遭国民党十三军及反动民团的前后夹击，部队被打散，仅剩100余人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

三、通城“8.20”暴动的历史作用

通城“8.20"暴动的历史作用可从两方面认识。

一是有力支援了湘赣秋收暴动。通城暴动后，通、崇农民自卫军到达修水，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特务连。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中谈到：“……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的一支主要部队，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后来，这支起义的队伍成为115师之一部”（《罗荣桓参加革命斗争小史》）。可以说，农民自卫军为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红色政权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6年10月17日，罗荣桓说：“‘马日事变’后，鄂南暴动，有些党的骨干逃出来了，上海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在城市里存在不住的也跑到军队来了，所以一些政治骨干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大学生。党代表有我一个，我是从武汉大学出来的。我搞的通城暴动，当时就是气愤，不服气，搞了几百支枪，也没有办法”。（《罗元帅对古田会议的回忆》）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投笔从戎第一功就是从通城开始的，共和国元帅就是从通城起步的。

二是为连队设置党代表开了先河。9月9日，湘赣秋收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剿，湘赣秋收起义部队一度被打散，唯有经过通城“8.20”暴动战斗洗礼的通、崇农民自卫军能成建制的归队，这与罗荣桓任自卫军党代表有着重要关系（1987年10月16日《信息日报》：《老大姐的回忆与嘱托一一访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同志及时总结了通、崇农民自卫军的成功经验，把支部建在连上作为治军之重要内容，在连队普遍设立了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