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胥辉
“对面(尼泊尔)的地灾隐患情况我们无法查看,只能在我方一侧加装监测设施,加强监测预警。”西藏吉隆口岸遭受来自尼泊尔一侧泥石流冲击之后,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一位专家表示,因信息无法同步,目前喜马拉雅山区跨境地灾隐患预警还无法实现。
8月26日10时30分许,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新华社消息,截至28日15时,灾害已致我国5人遇难,558人失联。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日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日19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因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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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赴吉隆口岸附近区域开展搜救排查工作。新华社发(杨杰 摄)
此次跨境灾害发生的时间节点,让一次常规学术会议意外成为灾害研判和跨境信息互通的临时“通道”。灾情发生当日,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主办的减灾及冰冻圈年会正在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简称“成都山地所”)举行。
ICIMOD气候与环境风险部门负责人张强弓介绍,此次会议正好汇聚了中国、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多个喜马拉雅沿线国家的冰冻圈研究、地质减灾领域专家。灾害发生后,大家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信息汇总,分析得出冰岩崩导致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原因。
“这种及时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并非常态。”张强弓表示,中国与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国家搭建跨境灾害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也是此次会议各方交流的一个内容,“大家还没聊完,灾害就发生了”。
现阶段科研机构的这种交流,可以看作是这种跨境灾难预警、协同治理的开端。不过,要从科研走向制度构建,还涉及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已经超出单纯的科研合作范畴。
尼泊尔国家减灾局协调人称“灾前未收到预警”
8月26日,灾害发生时,中国、尼泊尔等国长期开展地灾研究的科研人员,包括来自尼泊尔减灾部门的专家齐聚成都山地所,其中包括尼泊尔内政部联合秘书、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NDRRMA)协调人普拉迪普·库马尔·柯伊拉腊(Pradip Kumar Koirala)(下称“柯伊拉腊”)。
“我认为,我们双方都没有收到任何(预警)信息,能看到水位上涨,有人意识到出了问题,但水文传感器没有作出有效反应。”柯伊拉腊在会议现场表示,以前也有过小规模的冰崩,但通常是雪沿着山谷滑下来,堆积在谷底就结束了。这次冰崩下来后冲击了河流,把河水推得这么高,这种规模是第一次。
他认为,基于以往的经验,完全无法预测。就像有人觉得“这里两百年都没发生过这种事,建市场没问题吧”,但还是发生了。据他了解,山洪冲击了这片市场区域,事发时有很多印度朝圣者和商贩,一个团可能五六十人,当时这个市场就像市中心一样拥挤。所以,实际伤亡可能远超目前统计。
据他了解,尼泊尔目前已经挖出约500具遗体,至少还有1000人被报告失踪。洪水冲毁了从上游到下游10多座桥梁,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对尼泊尔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中国这样的专业救援体系,中国有专业的救援队,有各种专业设备,“而我们没有。”他说,尼泊尔现在主要是军队在救援,警察和行政安全人员也在参与,但没有专门应对灾害的专业队伍和设备。
据他介绍,虽然尼泊尔也有一些类似于中国的地质灾害监测点,但他们的能力和资金非常有限,主要靠人工观察。尼泊尔与中国的边境地区,边民之间有一些非官方的、民间的预警渠道,上游的人看到情况,会打电话或发消息给下游的人,“但这次灾难来得太突然,应该都没来得及,毕竟这是民间自发的,不是正式的官方机制”。
尼泊尔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跟气候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柯伊拉腊说,这方面投入不足,他们受到很多批评,“我们总是用过去的经验来预测未来,来制定应对方案,但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超出想象的事情。很多国家教我们的做法,在这种灾害面前都失败了,目前尚没有任何人和国家能够预警和应对这种事。”
柯伊拉腊称,尼泊尔现阶段跟中国的跨境合作预警机制建设相对滞后,有学术层面的交流和部门间的意向性文件,但没有实质性的操作。
冰冻圈年会搭建临时通道,跨境灾情快速研判互通
此次灾情发生前,成都山地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苏鹏程长期在喜马拉雅山中段日喀则地区开展灾害防治和预警研究。
2025年7月8日5时许,吉隆口岸上游突发泥石流灾害,导致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口岸热索桥(友谊桥)被冲毁,11人失联。此后,苏鹏程的团队就在日喀则部分高风险冰湖建立了在线观测系统,布设了摄像头长期观察湖面情况。
“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冲击消息传出之后,我立即赶到苏鹏程老师的办公室,他正和学生一起对此次灾难进行研判。”张强弓说,他们现场调取了该区域中国境内相关冰湖的实时监测画面,确认这些冰湖均没有出现异常,排除了冰湖溃决的可能。
这期间,苏鹏程拿到一段尼泊尔居民或牧民拍摄的视频,视频显示大量碎屑物质崩落,其中夹杂明显的白色冰体,现场专家们判断属于冰岩崩,就是岩体夹杂冰雪物质发生崩塌,进入河道后堵塞河流,形成堰塞体。
中国专家确认了类型和位置之后,当即现场通过尼泊尔专家将相关信息传递给了尼泊尔国家减灾和风险管理局(NDRRMA)、水文气象局等部门,通过尼泊尔方面的反馈信息,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专家的判断,前后就几个小时。
因此,从灾害发生到技术研判、跨境信息传递都在短时间内得以完成。当天晚上,苏鹏程就赶赴吉隆。“这种效率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张强弓说,此次会议有一项重要议题就是建立跨境信息共享平台和机制。
张强弓介绍,根据尼泊尔方面在会上提供的信息,此次灾害发生前,当地下游部分村庄可能已经提前知道上游发生了泥石流,但信息没有能够迅速传递到其他村庄。尼泊尔水文气象局也曾发送超过60万条预警短信,但灾害发生速度太快,部分监测设施未发挥作用就被洪水摧毁了。
高海拔冰岩崩灾害隐蔽性强,常态化监测难度大
冰岩崩往往发生在极其偏远的高海拔地区,人员很难抵达。张强弓说,有些风险点,从最近的村庄出发骑马就需要两天,之后还要继续徒步向上。“怎么监测?”这是这类灾害面临的现实问题。
“冰岩崩是非常难以预警的灾害。”参会专家汪林(化名)表示,风险的形成和最终失稳之间,可能间隔较长时间,但真正触发崩塌的因素可能非常微小。
比如,2018年西藏林芝色东普沟发生冰岩崩,研究人员回溯大量影像资料才发现,可能早在崩塌发生一年前,地震使悬冰川发生了松动,再经历降雪、融化等过程,最终在某个时刻触发崩塌。
“别说整个喜马拉雅地区,仅针对可能对重要交通设施有影响的冰川做定期监测,难度都非常高。”汪林说,即便有人工智能和大规模计算资源,但要让计算系统对如此广阔的高山区域进行高频率、持续性的扫描,仍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汪林也表示,很多潜在崩塌区域坡度非常大,遥感影像本身可能存在误差。对于面积巨大、地形复杂的喜马拉雅山区而言,仅依靠现有技术很难实现对所有潜在风险点的持续、高精度监测。
而气候变化,正在进一步增加喜马拉雅地区相关灾害的不确定性。张强弓说,发生频率和规模都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我们对高山冰川和冰湖变化的认知、监测和风险评估能力却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提升”,汪林表示,而跨境风险真实存在,一个发生在高处的小型灾害,可能沿河谷演变成灾害链并跨越国境。
张强弓表示,这一区域的跨境灾害预警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一是高海拔山区科考本身成本高昂,采样设备多需要人力背负进山,单次科考投入可达数十万元;二是这已不只是单纯的科研问题,更关键在于跨境合作制度的构建——能否在境外布设监测站点、监测系统如何联网、哪些数据可以共享、信息传递权责如何划分,这些问题都超出了科研合作能够解决的范畴。
跨境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初步启动,稳定机制尚未建立
“此次中国专家通过学术渠道、快速确认灾害类型和位置,并将信息传递给尼泊尔国家减灾部门,并不能被视为已经形成常态化的官方跨境预警通道。”张强弓说,特别是对跨境灾害来说,如何构建稳定成熟的信息共享机制,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据张强弓了解,目前双方正在尝试推进相关机制。他表示,中国国内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灾害应急体系,但到了跨境和基层层面,信息传递仍存在断层。县级政府没有直接的外事权限,信息跨境传递往往需要逐级上报和批准;而在乡村一级,两国之间更缺少直接、快速的信息互通渠道。他们现在正在致力于推动解决这一问题,中尼两国高层之间已有对话机制。
长江大学新闻网的一篇《中尼携手开展跨界河流科考,长江大学助力跨境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报道显示,5月22日至6月3日,由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外交部边海司、西藏自治区水利厅、西藏自治区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长江大学、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察团,赴尼泊尔和我国西藏边境流域,开展中尼跨界河流冰湖溃决灾害联合科考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专项工作。张强弓表示,这次科考期间,两国相关部门就信息共享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8月中旬,ICIMOD也邀请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团队赴尼泊尔交流,希望进一步推动冰湖监测等方面的合作。不过,这些工作目前仍处于初步推进阶段。
本期编辑 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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