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恶名满身的高俅，这辈子最讲义气的事，是报答苏轼的知遇之恩

提起高俅，国人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准是“奸臣”。施耐庵一支笔把他写成了《水浒传》的开篇煞星：靠一脚“鸳鸯拐”哄端王开心，上位后逼走王进、害惨林冲，把八十万禁军教头逼上梁山，梁山好汉的悲剧大半算他头上。正史里虽没他构陷林冲的戏码，但《宋史》不给他立传，南宋笔记也直书他“历三衙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仗着徽宗宠信，把禁军当私家役使，汴京陷落前一年病死于任上，骂名背了一千年。

可就这么个市井起家、圆滑逐利、官场口碑稀烂的太尉，干过一件让后世文人都有点意外的事——他一辈子没忘苏轼。

一、东坡身边那个“笔札颇工”的小史

高俅不是生下来就是权臣。他少年时是开封破落户，“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颇能诗书词赋”，还沾着市井无赖气，父亲管不住，告官挨了板子，被推到赌坊闲汉柳世权手里，再转荐给药商董将仕，最后落到苏轼府上打杂。

苏轼留人，不看门第看手脚。高俅字写得工整，善抄写文书，时人叫“草札颇工”，安排在身边当“小史”——不是正式幕僚，类似书童兼抄书匠，帮东坡誊诗稿、理翰墨。东坡一生阅人极严，肯让高俅在案头走动，说明这小子至少那时机灵、嘴严、活儿细，没露出太不堪的底色。

元祐八年（1093），苏轼自翰林学士出知定州（中山府），北行不便带太多仆从。换别人，散了就散了。东坡偏不。他先想把高俅荐给副相曾布（曾文肃），曾布回“书记已多，辞之”；东坡没嫌麻烦，再托给至交驸马都尉王诜（王晋卿）。临行前两次替一个“小史”找下家，托的还是曾、王这种层级的朋友——这已不是普通遣散，是主官给下属谋出路，是实打实的知遇。

王诜与端王赵佶交好。某日王诜让高俅送把篦刀到端王府，正撞见赵佶在蹴鞠，球滚到脚边，高俅一脚“鸳鸯拐”勾回，赵佶大喜，连人带礼收下。从此高俅黏在赵佶身边，1100年赵佶即位为徽宗，高俅从藩邸旧人火箭升迁，数年间建节，终至殿前都指挥使、太尉，总揽禁军二十年。

这一步步台阶，第一级是苏轼亲手铺的。

二、满朝避苏如避火，只有他肯开门

高俅发迹的年代，恰恰是苏家最冷的时候。

绍圣以后新党翻案，元祐党人碑立起，苏轼一贬再贬，1101年卒于常州；苏辙1112年去世。蔡京当国，元祐旧党子弟入京如过鬼门关，亲苏即罪，连苏门弟子都烧书改口，谁家藏东坡墨迹都怕被搜出来。朝堂上“苏”字成了雷，踩了就炸。

高俅此时是什么身份？殿前太尉，天子宠臣，与蔡京、童贯同列却非一党。他只要装作不认识东坡，没人会拿他怎样；顺着蔡京意思踩一脚苏家，说不定还能换几句嘉奖。

他没这么做。

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写得很淡，却字字重：“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高俅显贵后，每逢苏轼子孙进汴京，必亲自照应，安顿住处、接济钱米、过问疾苦，苏家婚丧他也暗里帮忙周全。

更硬的一处旁证在苏过（苏轼第三子）朋友圈。政和六年（1116），苏过入京，友人赵鼎臣写诗戏他：“闻苏叔党至京，客于高殿帅之馆，而未尝相闻，以诗戏之。”——“叔党”是苏过，高殿帅就是高俅，苏过到京城居然住在高俅家里。一个被蔡京盯着的罪臣之子，敢住太尉府；一个太尉，敢收留他，这已不是泛泛“给养恤”，是把苏家子弟当自家人掩护。

苏轼孙子苏符后来入朝得清职，苏辙儿子入京述职也有人照拂，背后都有高俅打点的影子。北宋末年的东京城里，蔡京要啃苏家骨头，高俅在旁边默默递水饭——这事不大，但在元祐党祸的风头里，够掉脑袋。

三、为什么是他，肯还这份恩

有人解：高俅小人，收买文名，借苏家洗白自己。可洗白用不着冒党祸风险，蔡京当权那二十年他只要沉默就行。他选的是“每其子弟入都”都管，管了整整一代苏家后辈，直到1126年自己病死。

更顺的解释，反而是他性格里那点“不忘本”的市井义气。高俅不是程朱门徒，不讲士大夫节义大道理；他是被东坡从药商董家、从柳世权赌坊那条线上提溜出来、亲手教字、临走还托曾布托王诜找碗饭的人。对文人那是“门生故吏”的淡交，对他这种底层爬上来的人，这是“你没在我穷时踹我”的死恩。他后来对刘仲武等边将也回护提携，同一路数：谁在他微时给过台阶，他记一辈子。

东坡待他，也没架子。笔记里没写东坡深夜授业，但“笔札颇工”四字能留用，“出帅中山”还替他两次找主，说明东坡真当他是可造之材，不是呼来喝去的杂役。高俅混到太尉，见惯翰林学士见风使舵，回头比一比：当年那个被贬定州还要安顿小史的老人，比满朝紫袍靠谱。

四、奸臣簿上的一行暖笔

当然，高俅不是被翻案成好人。他括兵为私、修府逾制、禁军“往往逃亡，就食于外”，金兵压境时殿前司兵不能战，他难辞其咎；《水浒传》把他符号化成“压迫者总头目”，也不算全冤。义气这件事，在他身上是窄的、私的——只对认过“恩”的人窄窄开一道门，门外面该弄权弄权、该逢迎逢迎。

可恰恰因为这窄，反而真。

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互相标榜“不忘师门”的太多，党争一变就反噬师友的也太多。高俅这种被正史剔出列传、被小说钉在奸臣柱上的人，却在苏轼死后十几年、苏家最不宜沾边的时候，把苏过安顿在太尉馆舍，给苏符找清职，给苏氏儿女婚丧递银子。王明清记这十余字时，离高俅死不久，曾布家就是王明清外曾祖系，材料不来自街头说书。

所以读北宋末年那段历史，常有一幅违和的画面：

一边是蔡京立元祐党碑，风沙里苏家姓名被凿得发白；一边是殿前太尉高俅，在汴京深宅里给东坡的儿子倒茶，问“路上寒否，缺银否”。他靴底还沾着端王宫里的草屑，官服是徽宗赐的，腰牌能调禁军；但那一晚他做的事，比一半写墓志铭的御史都像个人。

高俅这辈子，恶名大过善举，权术盖过情分。但若把《水浒传》的火把熄掉，翻到《挥麈后录》那页——他最像样的一件事，不过是还了四十年前，苏轼在定州出发前替他找的那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