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30多年后，德国新筑了一道“墙”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修春民】

2026年8月，距离柏林墙倒塌已近37年。然而，关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选举的报道，却抛出了一个令整个德国社会为之震颤的问题：如果德国选择党（AfD）在东部某个州组建政府，是否还应该继续将西部的税款通过财政转移机制拨给该州？

这个问题之所以刺痛，不仅因为它触及了德国统一后最敏感的“转移支付”神经——即西部向东部持续进行财政转移的平衡机制——更因为它隐含着一个近乎分裂的前提：政治信任的破裂已经严重到让一部分人开始质疑，国家内部团结是否还应以无条件的财政牺牲为代价。

统一35年后，德国东西部之间的鸿沟非但没有弥合，反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加深了。这不是经济数据的鸿沟——虽然收入差距依然存在——而是一种认同的鸿沟、记忆的鸿沟和尊严感的鸿沟。有形的“柏林墙”倒了，但一道新的、无形的“墙”正在选举政治中重新筑起。

1989年11月，柏林墙开放后，大批东西德民众聚集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柏林墙倒塌近37年后，东西德国之间的政治与社会裂痕再次成为德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裂痕的实质：不是收入，而是被忽视感

许多西德人至今仍困惑不解：为什么东部地区明明享受着数十年来巨额的财政转移、基础设施更新和社会保障，却偏偏对建制派政党越来越疏远，转而去拥抱一个被联邦宪法保卫局列为“疑似极端主义”的政党？答案是：经济趋同并不自动带来心理认同。

东部选民并非不懂得计算物质利益。恰恰相反，他们清楚地看到，尽管转移支付让东部城市的道路比统一前更平整、铁路更新、博物馆更气派，但权力和尊严的分配从未平等。统一后的关键决策岗位——企业高管、媒体主编、大学校长、法院院长——绝大多数由西德人占据。东部出身的政治家在全国性舞台上常常被符号化为“东部的代表”，而非被视为“德国的政治家”。东部人的个人经历——在民主德国度过的四十年——在统一后的主流叙事中被压缩为一段需要被“克服”的过去，而非需要被尊重的记忆。

当西德政治家在电视上谈论“民主文化”时，许多东部选民感受到的不是教诲，而是轻视。当一个社会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定义为“不值得认真对待的偏差”时，叛逆就可能成为他们仅剩的表达方式。

转移支付的吊诡：从团结象征到政治武器

回到那个刺痛的问题：如果萨克森-安哈尔特由选择党执政，是否应停止转移支付？

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暴露了一种危险的思维转变——将财政团结机制从国家义务降格为政治奖励。德国的财政平衡制度不是慈善，而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维护自身统一性的制度保障。如果因为一个州的选民选择了一个不受其他州欢迎的政党，就切断对该州的财政支持，那么联邦制的基本原则——各州政治自主、财政互助——就从根本上瓦解了。

然而，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东西部之间的信任已经低落到足以让这种“惩罚性思维”进入公共讨论。在西德人看来，转移支付是“我们给你们的帮助”；在东部人听来，这意味着“你们永远离不开我们的施舍”。同一个财政数字，在两种叙事中呈现为截然不同的道德剧。

更为危险的是，选择党恰恰利用这种张力来巩固自身叙事：“你们看，一旦我们掌权，西德人立刻就想断掉你们的钱——他们从来就没把你们当作平等的一员。”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转移支付的争论被选择党成功转化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越多的西德人呼吁惩罚东部，越多的东部选民投向选择党；越多的东部选民投向选择党，越多的西德人呼吁惩罚东部。这不是良性循环，而是一个政治上的死亡螺旋。

新裂痕的地图：城市与乡村、年轻人与老人

更复杂的是，东西部的裂痕正被新的社会分层所叠加和强化。

首先，城乡分化正在取代“东西分化”，成为更精确的断裂线。德国选择党的铁票仓并不是“整个东部”，而是东部的乡村和小城镇——那些经历过去工业化、人口流失和公共服务萎缩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年轻人大规模流向西部或柏林等大城市，留下的老年人口感到自己被国家彻底遗忘。与此同时，东部的大学城——耶拿、莱比锡、德累斯顿——对选择党的支持率明显较低，那里的年轻一代也更具国际化倾向。

其次，代际裂痕正在重塑政治版图。在德国统一时已经成年的那一代东部人，往往对西德主导的统一进程抱持更为矛盾、批判的态度；而在统一后出生的东部年轻人，虽然在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上更接近西部同龄人，却对“气候政策”“性别议题”等西德主流话语持有更强的疏离感——他们并非反对这些议题本身，而是反感这些议题以“西部标准”的名义被强加给东部。

第三，记忆政治的战争——关于如何评判民主德国、如何看待斯大林主义、如何面对移民——正在成为裂痕不断加深的文化燃料。东部社会的历史记忆与西部主流历史叙事之间的张力，被社交媒体算法不断放大，形成两个相互隔离的信息空间。

2026年8月24日，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奎德林堡举行竞选活动，现场出现了在原民主德国时期广受欢迎的Simson摩托车。AfD将这一具有东德怀旧色彩的文化符号融入竞选活动，以强化其在东部选民中的身份认同。路透社

解困之路：不是更多钱，而是更多尊重

面对这些裂痕，德国建制派政党习惯性地诉诸老办法：更多的转移支付、更多的“民主教育”项目、更多的东部代表配额。但这些措施尽管出发点是善意的，却往往会进一步强化“被教育”“被代表”的屈辱感。

真正需要的，或许是三个层面的转变：

第一，从“转移”转向“投资”。当前财政平衡机制的核心是保障东部各州能够提供与西部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这固然重要，但它将东部定位为永远的需求方。与之不同，面向未来的政策应将东部视为潜力空间——能源转型的前沿阵地、与中东欧经济融合的枢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试验场。不是“给东部钱让它跟上”，而是“和东部一起做新的事”。

第二，从“统一叙事”转向“多元记忆”。德国需要学会容纳两种甚至多种关于“什么是德国”的叙事。东部人的经历——包括他们在民主德国度过的日常——应当被承认为德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前史”被处理。这种承认不需要美化独裁，但需要尊重个体经验的真实性。

第三，在联邦制中找回“联邦精神”。德国是一个联邦共和国，这意味着柏林、慕尼黑和东部梅前（“没钱”）州首府什未林之间的差异不仅应当被容忍，而且应当被视为共和国的活力所在。如果一个州的选民选择了与联邦政府不同的道路，只要它在宪法框架内，联邦层面的政治精英就应学会接受，而不是将每一次东部选举都解读为“民主的危机”。

结语：德国统一尚未完成

三十五年前，时任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曾许诺，德国将“在统一的欧洲中繁荣昌盛”。物质层面的统一确实部分实现了：东部的基础设施、住房和生活水平已大幅改善。但真正的统一，那种让一个德累斯顿的工人和一个慕尼黑的工程师感到彼此是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尚未到来，甚至可能比1990年更遥远。

当西德的政治家们讨论是否应该用切断转移支付来“惩罚”投票支持选择党的东部选民时，他们实际上在问一个更大的问题：德国还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吗？还是说，它已经退化为一个财政联盟，内部的团结仅仅以金钱为纽带？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在未来十年的数次州选举和联邦选举中逐步揭晓。但可以确定的是，简单的“更多钱”或“更多民主教育”无法回答它。真正需要的，是一场关于尊重的对话——一场让东部人不再是“被解释的对象”，而成为解释者本身的对话。

在那之前，德国东西部之间的裂痕将继续加深。而每一次加深，都会让下一个关于“是否还应该给东部钱”的问题，听起来不那么荒谬——这恰恰是德国最应该警惕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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