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9年农历七月,河北柳河一带,明军北伐部队正在撤回途中,常遇春突然病倒。这个曾经率先登城、冲阵破敌的猛将,没能回到南京,也没有等来朝廷的封赏诏书,便在行军路上结束了四十年的生命。
消息传到军中时,许多将士都不敢相信。
前不久,他还和徐达率军攻取开平,迫使元朝残余势力不断北退。战场上的常遇春,往往身先士卒,所到之处极少有人能够挡住他的锋芒。这样一个令敌军闻风丧胆的人,怎么会突然死在归途之中?
明代史书留下的说法并不复杂:暴疾而卒。
可后世偏偏不愿接受这个答案。有人猜测他遭到暗害,有人怀疑他功高震主,也有人把他的突然死亡,解释成朱元璋对功臣的忌惮。传言越传越广,常遇春之死也就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他到底有没有被人谋害,而是这样一员几乎没有败绩的先锋,为何能够在朱元璋集团中脱颖而出,又为何在最受信任的时候突然离世。
一、从放牛少年到淮西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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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遇春生于1330年,濠州怀远人。元末社会动荡,淮河流域灾荒频仍,普通百姓很难凭借读书和科举改变命运。常遇春出身寒微,年轻时没有显赫家世,也没有可以依靠的政治关系。
他早年曾以勇力闻名乡里,却没有马上投身朱元璋麾下。元末群雄并起,濠州、滁州、和州一带武装林立,谁都想在乱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一个没有根基的年轻人来说,选择谁,并不是简单的投奔问题,而是性命攸关的决定。
1355年,朱元璋率军渡过长江,进取采石、太平。常遇春在这一时期加入朱元璋的队伍,很快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作战能力。
朱元璋的军队当时并不缺少勇士,但真正能够在关键时刻撕开敌阵、带动全军进攻的人并不多。常遇春最突出的地方,不只是力气大,更在于敢于承担最危险的任务。
攻城时,他愿意带头登墙;野战时,他敢于冲击敌军主阵;局势混乱时,他能够迅速判断突破方向。这样的将领,用得好了是一把利刃,用不好也容易成为一匹失控的烈马。
朱元璋很快看到了他的价值。
常遇春曾对部下说,战事最怕犹豫,既然已经决定交锋,就不能只想着保全自己。此类话未必是原话,但很符合他在战场上的作风:重视速度,强调突击,尤其善于抓住敌军阵形尚未稳定的瞬间。
这也是他后来屡建战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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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鄱阳湖一战,先锋变成了定海针
常遇春真正名震天下,是在1363年的鄱阳湖大战。
当时,陈友谅率领号称数十万的大军东下,围攻南昌。朱元璋闻讯后率主力救援,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陈友谅的军队船大炮多,兵力占优,朱元璋一方则受到水战经验、船只规模等方面的限制。
这场战争不是两支军队简单碰撞,而是长达数周的战略消耗。水面广阔,风向变化,船队调动困难,任何一次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常遇春在其中承担了极其危险的突击任务。
陈友谅的战船高大,明军小船很难从正面抗衡。常遇春没有一味硬撞,而是依靠船只灵活的优势,寻找敌军阵形中的空隙。他率部接近敌船,以火攻、跳帮和近距离搏杀反复冲击,逼迫陈友谅的庞大船队无法发挥整体优势。
有一次,常遇春中箭受伤,仍然坚持指挥作战。部下劝他退下,他只回答了一句:“战事未定,岂能先退。”这句话是否为原始记录中的完整原话,史料难以完全确认,但常遇春负伤不退的事迹,在相关记载中反复出现。
鄱阳湖大战的关键,并不在于某一名将领单独扭转局面。朱元璋负责整体部署,徐达、廖永忠、俞通海等人各有分工,水师将士也付出了极大代价。常遇春的作用,则在于不断撕扯陈友谅的进攻节奏,使敌军难以形成稳定的合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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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年十月,陈友谅在湖口一带战死,汉军主力随之崩溃。鄱阳湖之战奠定了朱元璋在长江中游的优势,也使常遇春成为明军中最具攻击性的将领之一。
此后,军中逐渐流传“常十万”的称呼。这个外号并不是说他真的每次只用十万人作战,而是形容他作战勇猛,仿佛有十万大军相随。类似称谓带有明显的夸张,却也说明将士们对他的信任。
三、从江南平定到北伐中原
击败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主要对手转向张士诚和元朝。常遇春没有沉浸在鄱阳湖的功劳里,而是继续参加江南和淮南地区的军事行动。
1367年,朱元璋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北伐。这个安排颇有意味。徐达善于统筹大军,沉着稳健;常遇春长于突击,敢打硬仗。两人性格和用兵风格不同,却形成了互相补足的关系。
北伐不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冲锋。
元朝在北方经营多年,虽然内部衰败,但仍然拥有较大的地盘、人口和军事传统。明军要从淮河推进到山东,再进入中原,最后夺取大都,必须解决补给、城防、地方势力和元军机动作战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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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遇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正是锋刃作用。
他并非每一次都以蛮力攻城,而是善于寻找敌军薄弱处。遇到坚城时,他会配合主力围困,遇到野战机会,则迅速投入精锐部队,力求在短时间内击溃对手。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同年,徐达、常遇春率军继续北进。明军攻下山东、河南等地后,兵锋直指大都。
这一年八月,明军进入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由此结束,但北方战争并没有马上终止。元廷退往漠北,仍然保有相当力量,明军还要继续清剿残余势力,稳固新占地区。
常遇春没有因为大都失守而停下脚步。
他清楚,攻下都城只是战争的一个节点。若让元军在塞外重新集结,明军在北方建立的防线就会承受持续压力。因此,1369年,徐达和常遇春奉命继续北上,进攻元朝在北方的重要据点。
四、开平得手,却倒在归途
1369年,明军进攻开平。开平曾是元朝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元顺帝北逃后,那里仍具有象征和实际意义。明军取得开平,不仅扩大了控制范围,也打击了元军残部的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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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阶段的战况,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常遇春在北伐中屡次承担前锋任务,行动速度很快,给元军造成了较大压力。
然而,北方作战的危险从来不只来自敌军。
夏季行军,气候、饮水、粮秣和道路条件,都会影响部队健康。大军深入塞外后,补给线变长,人员疲劳累积,伤病也更容易集中出现。能够在战场上活下来,并不意味着能够抵抗长期行军带来的身体损耗。
开平战事结束后,明军开始撤回。常遇春在柳河一带突然发病,病势发展很快,最终于1369年七月去世,年仅四十岁。
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
他不是在朝廷宴席上死去,也不是在南京府邸中无声无息地离世,而是在北伐归途、军队行进之中突然病亡。战场上的突然死亡,很容易让后人产生怀疑。尤其是常遇春此前身体强健、战功显赫,死讯显得格外突兀。
军中将士对此十分震动。有人问:“将军百战而归,怎么会败给一场病?”身边人只能回答:“人可以胜敌,未必能胜天时。”
这类对话未必见于正式史书,但它揭示了当时人的真实困惑:一个以勇力闻名的人,竟然没有死在刀枪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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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暴毙”背后,史料能证明什么
常遇春之死,后来被附加了很多解释。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担心他功劳太大,于是暗中除掉他。
这种推测看似符合“功臣遭忌”的叙事习惯,却缺乏直接证据。常遇春死时,明朝仍处于北方战事持续、政权尚未完全稳固的阶段。一个熟悉北方战场、能打硬仗的将领,对朱元璋来说是重要军事资源。若无确切理由,主动除掉这样的将领,并不符合当时的军事需要。
更重要的是,常遇春并不是独自控制一支地方军队的割据势力。他长期处在徐达等主帅的指挥体系之内,家族也没有形成足以威胁皇权的政治集团。把他的死亡简单归结为“功高震主”,容易把后来洪武年间的功臣案件,提前套到1369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因长期嗜食生肉而患病。这一传闻在后世笔记和民间叙述中流传甚广,但缺少足够可靠的原始证据,不能当成确定事实。
《明史·常遇春传》记载他“暴疾卒于军中”,这说明官方记载强调的是突发疾病,而不是中毒或被害。史书没有交代具体病名,现代人也无法仅凭几个字,准确判断他究竟患了什么疾病。
“暴毙”这个词,容易让人联想到谋杀。可在古代军队中,急性传染病、暑热、饮水不洁、旧伤复发、过度劳累,都可能在短期内夺走一名壮年将领的生命。医疗条件有限,病情恶化速度又快,很多死亡确实会显得毫无征兆。
不得不说,缺少细节并不等于存在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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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最忌讳把“没有记载”直接变成“肯定有人隐瞒”。对于常遇春之死,能够确定的,是地点大致在北方归途、时间在1369年七月、死亡发生于军中、年龄四十岁。至于病因,现有史料不足以给出更精确的答案。
六、常遇春真正的分量,不只在“未尝败绩”
常遇春一生作战时间并不算长,从1355年投军到1369年去世,前后不过十四年。但这十四年,恰好处在元末群雄混战和明朝建立的关键阶段。
他参加过长江争夺,也参加过鄱阳湖决战;经历过江南平定,又参与北伐中原。与那些长期镇守一方、经营地方的将领相比,常遇春更像一名高机动性的战场将领。他的价值,集中体现在突破、追击和强攻上。
“从未打过败仗”是后人的概括,不能机械理解为他参加的每一次战斗都没有任何挫折。古代战争记载常常以主将和全局胜负为中心,许多局部交锋并没有留下完整记录。但从现有史料来看,常遇春确实极少经历足以动摇军心的失败,这种战绩在明初将领中十分突出。
朱元璋曾评价他是“当世奇男子”,这句话背后,不单是对勇猛的赞美,也包括对其执行力和忠诚度的认可。常遇春作战风格猛烈,却没有发展成独立军阀;他功劳很大,却始终服从统一指挥。这一点,决定了他能够被朱元璋长期重用。
常遇春死后,朝廷追封开平王,谥号忠武。这个封号既是对其战功的确认,也带有明初政治秩序对武将功业的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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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女儿后来成为朱标的太子妃,常氏家族因此与皇室关系密切。常遇春本人若继续活下去,政治地位或许会进一步上升,也可能面对更多复杂局面。但历史没有给他留下这个选择。
1369年柳河的一场急病,切断了这名先锋将领继续北上的道路。没有战死沙场的壮烈场面,也没有朝堂上的最后辩解,只有一纸军中死讯,以及一支仍在行进的北伐军。
参考文献:
《明史·常遇春传》
《明太祖实录》
《国榷》
《明史纪事本末》
《明实录·太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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