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九五年那会儿，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后就跟着同乡的包工队出来卖力气。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机械化设备，一砖一瓦、一桶一桶的泥浆，全靠人的肩膀挑、后背扛。
我的肩膀在那年夏天脱了好几层皮，结出一层厚厚的老茧。每天在没有任何防护的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汗水流进眼睛里蛰得生疼，连抬手去擦的力气都想省下来。支撑我熬下去的，是老家正读高中的妹妹，和母亲常年不断的药罐子。
工地的承包商是个女人，我们都叫她陈姐。在那个男人扎堆、满嘴脏话的泥水圈子里，一个女人能站稳脚跟，凭的是比男人更狠的作风。陈姐那年三十五六岁，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头发随便挽在脑后。
她嗓门极大，哪道工序做糊弄了，哪个工人偷懒了，她骂起人来能让那些光着膀子的汉子低着头不敢吭声。但工人们私底下又都敬她，因为在那个老板动不动就卷款跑路的年代，陈姐从不拖欠工资。每个月十号，她都会提着一个破旧的黑色人造革皮包，坐在工棚外面的木桌上，用沾着唾沫的手指头，一张一张把钞票点给大伙。
那年的七月底，我突然接到了老家村里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是我大伯的声音，说我妈连着几天咳出血，镇上的大夫让赶紧送县医院，妹妹的学费也被拿去垫了医药费，看我能能寄回家一点钱。
挂了电话，我在小卖部外面的马路牙子上蹲了很久。离发工资还有十几天，我口袋里只剩下不到五块钱。那天下工后，我连晚饭都没吃，在水龙头前把头脸上的泥灰冲洗干净，换上我唯一一件没有破洞的短袖，朝着陈姐那个用石棉瓦搭起来的临时办公室走去。
敲门进去的时候，陈姐正趴在桌上看图纸，头顶上一台沾满油污的吊扇在“嘎吱嘎吱”地转，吹出的风都是烫的。看到我进来，她皱了皱眉头，问我有什么事。
我低着头，两只手死死揪着裤缝，结结巴巴地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遍，最后咬着牙说，想预支点工钱，只要两百块就行。
陈姐没说话，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隔着蓝灰色的烟雾上下打量着我。工地上的规矩，没到日子绝不借钱，因为一旦开了口子，今天张三借，明天李四借，队伍就不好带了。我以为她要拒绝，甚至已经做好了给她跪下的准备。
她拉开抽屉，拿出那个黑色的皮包，拉开拉链，从里面抽出一沓钱。她没有数两百，而是直接给我拿了五百块。
“拿着。”陈姐的声音没有平时在工地上那么尖锐，反而带着一种少见的低沉，“晚上到我家帮我个忙。地址在这上面，晚上九点，你一个人过来。”
她递给我一张从烟盒上撕下来的硬纸片，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地址：棉纺厂老家属院三栋四单元502。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个石棉瓦棚的，手里攥着那五百块钱，手心全都是汗。工地上的闲言碎语这时候不自觉地往我脑子里钻。有人说陈姐是个寡妇，男人早年间在工地上出了事，她拿了赔偿金才起家的；也有人下流地揣测，她一个女人能在道上混，背后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
我当时心想，我一个十九岁、除了力气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有什么忙值五百块？那一顿晚饭我吃得如同嚼蜡，脑子里闪过各种可怕的念头。是让我去帮她打架出气？还是让我去干什么违法的勾当？但摸着口袋里那厚实的钞票，想到老家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咬了咬牙，把心横了下来。不管她让我干什么，只要不杀人放火，这条命今晚豁出去也得把这钱挣了。
晚上八点半，我顺着那张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了棉纺厂的老家属院。那里是破产国企的宿舍区，连路灯都坏了一大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煤渣味和剩饭馊掉的味道。
我顺着漆黑的楼道往上爬，楼道里堆满了各家各户的蜂窝煤、破自行车和烂白菜。走到五楼，我在一扇掉漆的绿木门前停下，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门很快开了，陈姐站在门后，没有穿工地上那身蓝布衣服，而是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家居服。她脸上一点妆都没化，眼底是浓重的黑眼圈，整个人看起来比在工地上苍老、憔悴了十岁不止。
她看到是我，侧了侧身，说了一声“进来吧”，顺手把门关上。随后陈姐带着我径直走到客厅尽头的那扇房门前，推开门，然后示意我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