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开国少将，64岁时曾企图发动叛乱，1980年最终失去军衔和党籍！

1980年，中央对一名曾经身经百战的解放军将领作出处理决定。这个人叫张宜爱，曾被授予少将军衔，也曾在革命战争年代承担过危险任务。此时的他，已经不是普通干部，而是一名有军队经历、有战斗资历、在老同志中有一定影响力的高级军官。

然而，战争年代积累的功劳，并没有成为晚年行为的护身符。经过审查，张宜爱被剥夺少将军衔，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一个曾经在枪林弹雨中立功的人，最终因为政治上的严重错误，走到了人生的另一端。

张宜爱1913年出生于安徽。那个年代，地方局势混乱，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稳定生活。18岁时，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基层战士做起，逐渐担任队长、团长等职务。

他的成长并不只是因为勇敢。红军时期，基层指挥员既要带兵打仗，也要处理粮食、情报、群众关系等实际问题。能在艰苦环境中留下来，往往意味着既有胆量，也有相当的组织能力。

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移后，部分部队留在鄂豫皖等地坚持斗争。张宜爱曾带领小股力量开展游击活动，长期在敌占区周旋。白天隐蔽，夜间行动，缺粮时寻找野菜和山果，伤病和追捕几乎成为日常。

这种经历，对一个军人的性格影响很深。它能锻炼人的判断力，也容易让人形成极强的个人权威。战争年代，这种果断和强硬可能是部队生存的条件；进入和平时期后，如果缺少制度约束，同样的性格也可能演变成固执和专断。

抗日战争时期，张宜爱曾在新四军系统内工作。1943年前后，他参与铁路交通线上的敌后斗争，担任津浦铁路地区便衣武装的领导工作。铁路是日军运输兵员、军火和物资的重要通道，破袭铁路，风险远高于一般战斗。

便衣队员需要化装成商贩、农民或铁路工人，在敌人眼皮底下搜集情报、传递消息、破坏设施。一次行动失败，往往不只是几个人牺牲，还可能牵连沿线群众。因此，这类工作最看重隐蔽、耐心和准确，而不是单纯的冲锋陷阵。

有关资料提到，张宜爱在铁路破袭战中积累了不少战功。只是这类敌后行动的具体战果，后来在不同材料中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所有流传甚广的数字都当作确切档案。可以确认的是，他确实凭借这段经历获得了上级认可。

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参与抗美援朝相关工作，承担朝鲜东海岸防御任务。长期战争经历，使他在部队中拥有较高资历，也使他成为典型的老革命干部。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张宜爱当时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他晋升为少将。严格说来，他并非1955年第一批少将，但后来通常被称为“开国少将”，主要是因为他属于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并在建国后获得将军军衔的老干部。

军衔变化背后，是个人经历和组织评价的结合。大校到少将，不只是肩章上的变化，也意味着更高的责任和更大的政治影响。对这样的干部，组织既看重其历史贡献，也要求其在和平时期遵守纪律、接受监督。

问题出现在晚年。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治进入重要调整阶段。此前长期形成的政治关系、派系心理和个人权威，都面临重新检验。张宜爱没有正确处理这种变化，逐渐站到了错误立场上。

一些材料记载，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态度强硬，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压制，甚至在会议场合发生激烈冲突。关于具体经过，公开叙述存在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问题并非普通的工作作风争执，而是发展为严重的政治和组织问题。

更严重的是，他没有把分歧限制在党内讨论范围，而是试图利用个人影响力聚拢人员，并进行带有武装性质的准备。一个曾经指挥过游击队的老军人，熟悉人员组织和行动安排，这使相关问题格外受到重视。

张宜爱出生于1913年。若按“64岁”计算，应当是1977年前后。也就是说，他在年过花甲之后，仍然试图以非常手段改变政治局面。战争年代留下的资历，在这里没有成为减轻性质的理由，反而使问题显得更加严重。

有关他是否已经形成完整叛乱计划、参与人员达到多少、具体行动准备到哪一步，公开资料并不详尽，网络文章中也存在夸张和混杂。能够确认的核心事实，是他因严重政治问题受到审查，最终被撤销军衔并开除党籍。

1980年，相关处理决定公布。对一名曾经获得少将军衔的老将领而言，这不是普通职务变动，而是对其政治生命和军人身份的根本否定。战场上的功劳可以记录在军史中，却不能抵消后来违反纪律、危害组织的行为。

张宜爱的经历，之所以引人关注，不在于“英雄”与“叛乱者”之间的戏剧性反差，而在于军队中的功劳从来不是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纪律之上的凭证。军衔可以授予，也可以依法撤销；党籍可以获得，同样可能因严重错误被开除。1980年的处理结果，正是这一原则在具体案件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