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若美国认为未来10年会和中国战争，就别提前告诉他们

在2019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比尔·盖茨接受了一场专访。

多年来，他持续参加达沃斯，一方面为其所从事的慈善事业发声，另一方面也观察世界各国领导人如何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采访者请他谈一谈：站在2019年初的达沃斯，这个世界给他的感受是什么？与他过去几年在此地所看到的相比，眼前的挑战又有何不同？盖茨坦言，他对中美关系感到忧虑，同时也对英国的处境有所担心。

当被追问：这是否意味着一场贸易战，甚至意味着比贸易战更严重的局面正在逼近时，他分析说，问题在于双方之间可能出现一种彼此对抗性言辞不断升级、而理解对方国家的意愿反而不断减弱的局面。

人们越来越固守己见，一种强烈的零和思维随之出现。

而事实上，双方本可以携手做的许多事情——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增长，还是驱动创新——本质上都是正和博弈，是应该被更多推进的合作。

盖茨之所以能在如此宏观的场合下作出这样的判断，与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

他出生在西雅图一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从事教育工作。少年时期他就对电脑近乎痴迷，13岁开始接触编程，1973年进入哈佛主修数学与计算机，却在两年后选择了辍学。

这种既深谙技术底层、又长期与国际政商高层打交道的双重身份，让他在谈论技术竞争与国家关系时，往往能同时看到硬件层面的现实和舆论层面的浮躁。

采访者进一步提出，是否也应该承认：中国或许需要在一些方面做得更多，才能成为国际贸易体系中一名更加称职的成员？这似乎正是当前施加在中国身上的压力。

盖茨回应说，在这一领域，中国其实是愿意进行讨论的。但如果走到这样一个地步——认定所有的中国设备都是不好的、或者认定中国不能进行新的创新，那么这类言论就走向了不合理的一端。

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确实有一些议题需要正视并加以推进。他表示，对此他抱有希望，相信最终能够走向一个较为妥善的结果。

围绕中国的话题，采访者继续追问：外界对中国在技术领域的进步给予了大量关注，而盖茨对技术显然并不陌生。以他的判断，中国是否正在一些关键领域超越美国？人们经常提到人工智能，也提到其他一些领域，中国是否正在其中若干重要方向上建立起自己的优势？

对此，盖茨的看法是，按照今天技术演进的方式，要说某一个国家整体处于某一个水平、另一个国家处于另一个水平，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判断。这些技术并不是那种以私密、保密方式研发的武器。

人工智能为例，最前沿的成果大多由大学发表。美国的大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大学、英国的大学也同样如此。整个研究都是在公开的环境中进行的，研究者彼此借鉴、层层叠加地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基本处在同一个前沿水平，剩下的差别在于各自如何把这些成果与不同的产业结合起来。

若试图在世界中间划出一条线，说"从此以后一半的世界要对另一半世界保守秘密"，对于一项以民用为主、由学术界推动的技术而言，很难想象这种做法真正能够走得通。

盖茨会作出这样的判断，其实并不奇怪。

回望他自己搭建微软帝国的那段历史，1975年他和保罗·艾伦在新墨西哥州创办公司时，全部人手只有两人，靠卖BASIC语言赚下了第一桶金。

真正让这家小公司改变命运的，是1980年与IBM合作推出MS-DOS，随后1985年推出Windows 1.0，直到1990年Windows 3.0大卖，个人电脑时代才真正被引爆。

这段历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事实：改变世界格局的技术从来不是靠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关起门来独享的，而是靠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公开生态。正因如此，当他被反复追问中美之间是否要在人工智能、芯片、5G这些领域彻底切割时，他更倾向于强调理性的边界。

零和思维一旦成为主导，双方都会为想象中的敌意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

而"假如美国认定未来十年会和中国开战，那也千万别提前告诉他们"这一层反讽的意思正在于此——把对手放在假想敌的位置上，只会加速对方的动员和自我强化，最终把原本还有回旋余地的经贸、科研、气候合作，一步步逼进不得不摊牌的死角。

采访接近尾声时，采访者请盖茨做一个总体的判断：把眼前这些话题综合起来看——全球健康、国际关系状况、整个世界的形势——他今天是否比三四年前更加乐观？还是更加悲观？

盖茨给出的答复是：他确实更加乐观，原因在于科学的持续进步。

他相信人们将能够研制出新的疫苗，甚至对于像阿尔茨海默症、肥胖症这类顽固的疾病，也会逐步找到相应的应对方法，这是他抱有更多乐观的根据所在。

不过与此同时，他并不回避眼前存在的短期逆风：中美之间的紧张、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各国国内的种种挑战，都足以让人心生忧虑。

但他相信，凭借创新的力量，即便是那些最棘手的问题，也终究是可以被攻克的。

他对中美关系的忧虑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提醒各方：一旦把复杂的合作关系简化成敌我的对立叙事，就意味着放弃那些原本可以共同推进的正和游戏，比如公共卫生、清洁能源、基础研究乃至下一代人工智能的规则制定。

这些议题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视角出发，都根本无法独立完成。

从更长远的时间轴去看，人类真正走出过的每一次危机——无论是天花的根除，还是信息革命的普及——依靠的从来不是把世界一分为二的高墙，而是研究者之间跨越语言、跨越国界的一次次公开发表、彼此叠加。盖茨给出的乐观，正是建立在这条历史规律之上的判断。

因此，他所留下的那句反问式忠告，其实是在提醒所有掌握决策权的人：真正需要警惕的从来不是对手的强大，而是自己主动关上合作大门的那一刻。

当零和思维取代了正和博弈，付出代价的将是双方的下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