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城市难看，可能不光是审美问题

过去三十年间，《新周刊》始终将城市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核心角度，贡献了许多优秀的报道，同时开创了一套不以经济数据为分野，而是以概念先行、以人为本位，直指城市感性特质的讨论方法。

《新周刊》的方法选择，与段义孚先生的人文地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人为中心去探讨存在的意义，“地方”是人类经验、情感和意义的聚合体。《新周刊》曾说北京“最大气”、上海“最奢华”、杭州“最女性化”，而这些形象已经经过了流变，比如现在杭州的形象变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理科生。

2019年，新周刊推出《低美感社会》封面专题，深度讨论当前时代与城市的审美匮乏症，掀起了一股反思与分析中国城乡审美问题的热潮。2026年8月17日，资深媒体人、作家杨樱，“魔幻之旅”视频博主史里芬和《新周刊》首席主笔何雄飞在《新周刊》30周年文艺沙龙现场展开对话，试图寻找拯救当下低美感城市的一味解药。

以下为对谈实录。

城市丑，不能简单归结为“审美缺失”

何雄飞：2019年，《新周刊》做过封面专题《低美感社会》，批判这个时代患上了“审美匮乏症”。七年过去后，我们想知道这些病症消失了，还是换了副面孔继续生长。在史老师看来，你拍过的奇观背后有没有一套“丑学逻辑”？

史里芬：丑学逻辑是很明确的，一是时间逻辑，一是具体的选材逻辑。那些奇奇怪怪的巨型建筑，在不同年代呈现出不同风貌。千禧年代大家经常会说“梦核审美”，它有时是茶色玻璃，有时是褐色、蓝色、墨绿色（玻璃），配合挂在外立面上经过长期风蚀、掉下来能砸伤人的瓷砖。还有福建闽南农村自建别墅上看到的，一根避雷针上顶三个球，这是具有时间尺度的审美逻辑。

除了这些怪异建筑，我们经常还会看到一些怪异公园，这些公园有明显的时间逻辑。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入世之交的时间点，我们周围出现了很多主题公园。这些主题公园面向世界主流IP，但是我们版权意识又没有跟上，所以那时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手搓出来的比例失调、色彩失真的场面。

再是选材上的逻辑。题材上我们是丰富多彩的，从孙悟空到白雪公主，这些角色不断更新。（建造）它们的材料从石材到塑料，再到玻璃钢，因为在材料接续过程中产生不同的风化效果，现在它们包浆的样子也是不同的。在种种错综复杂的逻辑作用下，形成了现在纷乱交织的美学场景或者B级美学场景。

何雄飞：杨樱老师为了写《九路口》在上海街头做采访时，有没有碰到让你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杨樱：我当时的办公室是在《九路口》区域的中心点，想为那附近写一本书，是因为它可能是上海中心城区硕果仅存的，符合我们说的热闹、市井，然后又保留原居民、原生态，又有一些新网红或者互联网经济在里面迭代的痕迹。

它就像一个老房子，但是又活到了今天，挺有层次感，我们觉得这个层次感可能快没了，所以我们要写一下。

写这本书的时候，全国都有“拆墙打洞”的行动，包括上海，它无意间在城市当中开辟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商业空间，这种商业空间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了一个bug。有一些政策希望修复它，恢复一些建筑的外立面或小区完整的围墙。

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房子的居民迁出后，留了一个沿着街边的地块。因为破破烂烂的东西不能在那儿，就给竖上挡板（遮住）。我会觉得在这个东西上涂鸦甚至加灯光，是惊悚和“丑”的叠加。以前我们儿童教科书不是出过一次插画的争议吗？我觉得它有一点像那个饱受争议的插画的成人版：想保持某种趣味性，但是又要正经，还要有宣传的义务，显得板正。然而很多东西一旦板正了，就会进入可怕的状态。所以难看可能不是审美的问题。

何雄飞：关于城市界面有个话题，内地很多店的招牌统一规格和大小，甚至连色彩都统一。不知道史里芬老师在游走各地时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史里芬：发现了。就是刚才说的黑白风格，现在有这种统一颜色的，甚至彻底变成黑白风的，已经不止一个城市。

香港的招牌有个特点，你单拎出来哪个都不好看，但晚上它们构成了一种流光溢彩、和谐的美感。想让店招的设计丑有两个办法：第一是用明度非常高的色彩，第二是完全不留白。

香港的店招明度很高，但是它有留白。泰国是反过来的，留白少但是明度不高。你只要做对一个就可以不丑，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招牌是两个全都做错。这个来自于什么呢？我觉得这不能归结于审美缺失、美学教育差或者我们的店主没有追求。同样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对于自己产权的范围和自己产权的稳固程度缺乏预期，第二个是缺乏品牌意识。现在有很多本土品牌这部分做得特别好，但它可能是环境更好的地区输送过来的。

以前最早的时候，不那么丑的年代（不那么丑的年代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家有多大的选择权），大家写的一般情况下是地区+数字+品类，四五十个字打在两平方米大的店招上，正常人看了会晕厥的。

何雄飞：我们曾经写过一个报道，就是世界上最丑的字正在占领我们的街道，那个字体就是“尚巍手书”。

史里芬：这个字体我见过不少，特别多见于毫无任何准备的业余创业者开一家烧烤店，或者日咖夜酒。我经常在全国各地跑，看到两口子戴着眼镜我感觉他们应该是考过研的人。他们开一家烧烤店，叫作“我有故事，你有酒吗？”之类这种。“尚巍手书”都用在哪？用在那种他特别想给自己打点气，比如“东北烧烤”这些就是做这种设计：从短视频平台上学了一套做小餐饮的办法，又从电商平台上买了一套设备，又用了这个字体，这么攒出来的一个东西。

何雄飞：上海这个城市经常被认为是城市审美里的“优等生”。你觉得上海美丑两极之间的差异大不大？

杨樱：上海这个“优”我感觉不完全是它自己争取来的，它的“优”有个底子，它有不同国家的建筑语言，街道尺度也不错。上海美丑的差距这个问题确实十分复杂，它的美有很长时间的积淀。

有一本书叫《街道的美学》，书里有一个公式，就是一个街道的宽度和旁边建筑物高度的比例如果是1：1，人是比较舒服的。如果宽度特别宽，看十车道大马路、八车道大马路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特别不方便，哪都不想去，就想找一个地方躲着，这就是过宽。

上海好的设计案子在2017年到2018年特别多，美在那个时候是有趣的，或者是愿意挑战一些“别人都做，而我不想这样做”的方式。但是到2023年以后，你会发现随着预算的降低，这种可能性急剧降低，最后连锁店“大放异彩”，因为它非常安全，拍照非常好看，是一种让人觉得安全的、舒适的好看。

我会觉得“丑”一般来说都是自上而下，没有自发的“丑”。单独的丑其实不要紧，但一旦一个东西自上而下规定要变成什么样，或者说他有一个意志希望你统一符合某一个规范的时候，会出问题。

何雄飞：最近上海书展的立面出现了很多蓝色的广告牌。

杨樱：我想起我以前采访过的一个小职员，他说：“我老板给我这一点钱，他希望我能做点啥？”我不知道负责这一块视觉表达的那位同学能拿多少钱，有多少预算和自由度去支配他的设计，他是否认为这个产出最后是他作品的一部分，以及他有多大的话语权。

何雄飞：我个人对上海的美丑两极有直观的感受，应该是去年LV造的一个“路易号”，一个巨大的游轮就这么立在街道上。它代表了一种奢侈品牌的自我膨胀，很突兀。

杨樱：很少有人提到，它本质上是一个建筑工地外立面的挡板，再怎么装饰也是一个挡板，这意味着它是一个临时建筑物，一张用料比较好的纸，不久之后就要（被）拆掉。

纸这个东西如果做得非常大，那个纸又不是特意设计的话，你就会意识到它是建筑工地的外壳，只不过它做成了logo的表达，非常简易和粗糙。这东西这么简陋了，你还那么骄傲，这里应该有一点自省，就是“这个东西适合吗”。

美是安全感的泡沫

何雄飞：史里芬老师有一个观点，说“美是安全感的泡沫”，该怎么理解这个话？

史里芬：这个问题我刚好可以连着上一个上海的问题。我觉得上海整体来说跟广大的北方相比，真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们环渤海地区的人特别爱开三蹦子，大家都说那个东西非常丑，开出去五公里都没人给你加油。但没这个玩意，老年人过不去宽达188米的红绿灯路口。

我们在很大的尺度的城市中，出门的时候，在一条街上很难找到一个能买一口水的地方，最好出门带水。像上海那样，大家坐在哪儿喝一杯，再看看现在它是什么酒，冰块是手凿的还是冰箱里冻出来的，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未来城市的事情。

我们只想一件事，就是马路对面离我100米，可得让马路对面的人也看得见我这家店。所以这就回答了刚才何老师的问题，“美是安全感的泡沫”——我觉得非常不安全，我这家店如果再不弄成红的绿的或者红的黄的，怎么可能让人看到？

上海可能还是相当具有品牌意识和产权的安全感，溢出了足够数量的审美泡沫，所以是一座咖啡味非常足的城市。而我们中国广大的城市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我拍的东西，为什么说它不安全？有的人修一个大奇观就一个目的，就是报平安。这种权利宣示跟报平安一样，是在一支达摩克利斯之剑吊在脑袋上，随时你都有可能行也可能不行的时候，我就行，我就弄这样的奇观出来。

何雄飞：到底谁该对低美感的事负责呢？

史里芬：如果产权这一块有长期保证和稳定预期，有美感的东西肯定会越来越多，不需要我们做美学教育。产权制度如果好，让大家能够知道我这个百年老号的招牌真的能放一百年，有稳定的预期，肯定会好很多。

当人们试图寻找一种非常明确的概括性，为自己的成功做总结的时候，特别容易出奇观。整个华北大地充满了巨型的草莓、巨型的白菜，这些巨物在华北大地像雨后春笋一样钻出地面。

出现非常多致富能手或者本地强人偶像的地方，也特别容易出奇观。江苏这一块最明显、最近的奇观就是华西村，修了巨型元宝大厦。所以我们把个人和偶然的因素放到台面上的时候，往往说明了我们的成功有多么的随机、多么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和多么的脆弱。而当这种脆弱和随机性被控制，我相信我们的审美会变好。

何雄飞：我熟悉的一个上海文化人也在做拯救上海小店的计划。在这些小店包括一些街区做升级改造的时候，话语权在谁手上？

杨樱：在城市更新这件事上，没事别动它是最好的。但是有些人肯定会反驳我说那些老街坊他们的生存质量很差。这个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说升级改造，很大程度是以他们的名义完成GDP的迭代。

现在上海有一个挺赚钱也挺知名的商场叫iapm，它旁边有一个里弄，现在整体全部拆光了，人搬走，房子全留着，这是上海现在城市更新的方式：现代化，然后重新招商。街区的纹理还在，但这个东西意味着原来居民的生态已经被拔掉了，留了一个壳。

这个壳很适合招商。我在《九路口》那本书里面分析过一个商场和真正街区之间的区别，就是商业的准入门槛。这个招商不会便宜，小商户进不来。当准入门槛提高了就会发现，我们想要的那种随机或者有层次的美感就悄悄抹掉了，就变成了我在一个没有顶的商场里逛。

为什么不能保留原生态的街区？因为没有钱。如果你要解决原来的居民的生活问题，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需要很多钱，修旧还旧的成本是最高的。在很多权衡里可能上海走了现在看似折中的路线，其实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拆旧。

给审美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何雄飞：（我们在）很多景区会看到很多崭新的古城，它就是一个完全被人为打造出来的东西。现在旅拍也比较走红，我认为它其实是在杀死旅行。你们觉得普通人是所谓低美感的共谋者还是受害者，或者参与者？

杨樱：《九路口》里面提到，上海其实是迪士尼化的一个城市。迪士尼的城市最典型的可能是乌镇。乌镇是一个旅游集团占了整个话语权的地方，整个镇变成一个外延，中心的那些看似有人生活，其实是演员。看起来大家还生活在这儿，但他原本是被迁走了的，（只是在那个人）迁走后我又把他聘回来，还在那儿卖茶叶蛋、卖米糕、开民宿。他现在是景区的工作人员，并不是原来生活在这儿的人，虽然他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我们先不从“审美”上去做景观批判，它大概率不会难看，它在现代公共设施、水泥路面、卫生厕所上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它会形成一种抽离感。这种抽离感就在于我到这了、我看过了，我可以走了。关于“我如何生活在这里”没有一种实感，只有一种想象，但是这个可能也就是它要的，因为这完成了一种“消费”。就像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其实很简单，就是“消费价值”，你有多大消费能力，决定了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话语权。城市更新也可能都是以这个为目的。

我跟何老师在昨天聊过广州的握手楼，非常难看，有时候有消防隐患。但是我会觉得在中国非常快发生经济迭代的过程当中，这种很难看或者很逼仄的居住空间给刚刚来大城市谋生的打工人提供了一个可支付的空间，他有可能靠自己的劳动积累摆脱这个环境。

何雄飞：广州在一线城市里是进入界面比较友好的，门槛相对比较低。

史里芬：刚才何老师讲广州界面相对友好，很大程度是因为广州的“城市更新”。

苏南模式下，政府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基本上是把“三通一平”全都做好，政府把地面给你弄干净，然后招产业园进来，有了产业之后，再做居民区。苏南的模式推广到几乎整个（我国的)北边全是这个模式。但广东不太一样，他们做得更细一点，有时进行双向招标，有几个建筑承包商，给一个最优条件跟几个居民区协商，看谁愿意最快动迁，所以才会有握手楼、包租工。

刚才杨老师说的，让底层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落脚的地方，有一个喘息之机，我觉得这特别好。不要大家一上来就说怎么样提升审美，因为一旦要决定提升一个人的审美，马上很容易逻辑就滑坡到我该如何提升一个群体的审美，该如何提升这个城市的审美。如果要这样，你就去做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那样的城市当然是可以规划得横平竖直的。

就像何老师刚才提问题本身，是不是这些打卡也让我们的审美变差了，或者会不会也让我们旅游行业整个审美或者我们的气质变得不好了？我觉得不是的，没有什么共谋。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出在以前不能见面的两群人不小心见面了。你想去张家界、武夷山以及九寨沟，精神小伙也去。他不光去，还发短视频，你还能看见。现在社交网络把这两群人完全黏合到了一起，爆发了海量的内容。

咱们如果把审美再替换一个词叫“时尚”，我们假设“时尚”就是审美的话，那么它有一个特征——除了最低阶层的人之外，所有阶层的人都在固化自己的阶层，并向下排他。

像我在某某地很想你，我打卡天空之镜，穿着少数民族的衣服拍了一些照片，这就是咱们的来时路。咱们在座的谁敢说自己没有去过乌镇旅游集团下属开发的这些地方？咱们都去过。

何雄飞：木心先生说过一句话，“没有审美力是绝症”，他认为知识也解决不了。那么怎么样在基础教育或者审美教育上或者日常生活中，实现审美的自救？

杨樱：我觉得这个话还是挺严重的。有时候你确实觉得它难看，但它自己未必觉得。比如有个人长得非常难看，有人因为这个人长得难看而消灭他，这就是两回事了。

这是由来已久的争议，就是一个人他难看、说话不正确或者不符合某些规范，他还能不能说话的问题。你得让所有人都说话，最后正确的东西才会浮上来，或者说最后有价值的东西会留下来。

审美有一种边界感，很难硬帮别人提升。我同意史老师的意见，我不太敢去说你审美需要提高，但是我会希望让不同审美的人有一些自己生存的空间，他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可以心无旁骛。

何雄飞：很多中国的城市也成了世界建筑师进驻的试验场。刚才杨老师说的“美”是多元，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

史里芬：刚才杨老师说给审美更多空间，我想说是另外一个维度，给审美更多的时间。

咱们想想洛可可、巴洛克刚出现的时候是多丑的东西，非常离经叛道。高迪的曲线装饰主义不就是天津的瓷房子吗？这些东西，时间到位了都能经典化。我们给丑的东西多一些时间包浆，它可能会变成美的东西，因为“审美”是流变的，需要人定义的。

我之前讲特别容易出“丑”的东西，就是特别想把一片土地和所有人的精神都概括的东西。比如辽宁有个“干字广场”，这个广场出了个巨大的雕塑，上面就一个大字“干”，这个大的“干”周围有50个小的“干”，因为这个村的致富带头人认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就是干出来的。你先别说它是否美，只要建筑质量过关、能存在一两千年，这就是辽北的巨石阵，以后一定可以经典化，有人类学的意义。

杨樱：史老师以前做过很多视频，拍的建筑物大家都说丑。其实是不是大家有钱了，就想表达一下？

史里芬：这两年我拍的很多东西都倒闭了，所以真不是我有什么趣味的变化。

另外，我拍摄时真的从来没有说过它们丑。我觉得那种自由自在、自信日子会变好、自信“我修建的这个城堡会千秋万代传下去”的气质，表现出了我特别欣赏和羡慕的一种安全感。我希望能够再发掘出来一些这样的“能人”、“狠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也希望大家投稿介绍给我，我多去拍一拍。

题图 | 新周刊

排版 | 陈韦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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