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历史学者周琳初登大学讲台时,开过一门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课,学生们是选历史做第二学位的本科生。12年后,当她辞去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职务,重新回顾那门课时,她坦率承认,“当时讲得太糟糕了”,“我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讲到五代、宋,很多地方自己都没真正懂,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说到这里,她运用了“东野圭吾式的逻辑”解释:有些历史著作读者看不懂,不是读者的问题,是写作者的问题,“或许作者自己也没懂,或许懂了,但是没有想到读者”。
2022年,周琳转向公共历史写作。她的第一本书是《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有意弥补当初课堂上的“底气不足”,选了9位历史人物,包括赵匡胤、刘娥、赵构、辛弃疾、宋慈等,重新讲述那段400年的历史。
重新“置换”自己的公共历史写作
构思《浮生明灭》的结构时,周琳首先就把王安石作为必写对象。他主导的“熙宁变法”毁誉参半,对后世影响很大,还牵扯到宫廷斗争和党争。这段历史纷繁复杂,至今都有很高的书写热度。但正因为这样,要把王安石写出新意,就很不容易。
她从历史上那场著名的君臣奏对开始。熙宁元年,21岁的宋神宗与48岁的王安石第一次相见。会见时,周琳有意呈现了君臣“不投机”的戏剧性一幕。故事开头就自带冲突节奏,在短视频流行的时代,这是吸引读者/观众的常见手法,在传统的历史写作中却很少见。
写《浮生明灭》期间,周琳买了国内非虚构写作翘楚李海鹏的写作教程音频课,反复听了好几遍。李海鹏在课程里强调,要发挥理解力,让旧选题焕然一新,并讲了很多案例来说明如何呈现故事的戏剧性。她做了大量笔记,一点点揣摩如何搭建自己的结构、节奏。
周琳还上过知乎写作营,发现虽然自己写不了课上说的“小爽文”,但是许多抓住读者的技巧还是颇为受用。最近,她的第二本公共历史写作快完成了,与此同时,还在看刘军强的《写作是门手艺》,学习如何理清干扰作者的思路。
周琳把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探索,称为“重新置换自己”,“把原来做研究时形成的写作‘肌肉记忆’全部忘掉,重新建立自己的语言表达特点和风格”。这个过程花了三年,看了无数国内外经典的非虚构作品。她说,真正写的时候其实蛮孤独的。“我总是在想:我的读者是谁?他们能够接受怎样的文字?会觉得浅了吗?”
写作从“浅”到“深”,周琳花了十几年。2021年,她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该书脱胎于她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博士毕业论文,出版前花了很多心血修改,但是题材太冷门,专业性太强,她觉得全世界真正能够从头看到尾的,应该“不会超过5个人”。
豆瓣网上的阅读记录显示,《商旅安否》有57人读过。但评论点赞最多的一条留言,“序言对社会经济史学术的分析总结极好”,却依然“看不下去”,“原来大家都觉得读起来有点费劲”。网友的留言对周琳触动很大。“作为一个以写作为工作的人,写出来的书别人看不懂,或者想看也看不进去,写作的意义在哪儿?”她回忆说,当时就有种“写作信念轰然坍塌”的感觉。
其实周琳早就发现,与大多数历史学者相比,自己对讲故事更感兴趣。这是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史学家都具备叙述的能力。“每当看到那种比较善于讲故事的书,我都会很兴奋,自己也试着写了几次历史故事,写起来居然很顺手。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我的天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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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通常是讲故事的高手?
周琳是独生女。6~10岁,她跟着父母在西藏,有一个无束缚的快乐童年。她在家附近到处玩,人们几乎都认识她。后来,一家人回到重庆,她读初中,经历了成长中的阵痛,自认变成高敏感的i人,说话声音也细细的。但是,在五角场附近一个连锁酒店噪杂的大堂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到自己有历史写作的“天赋”时,她的语气很自然,充满自信。
“历史学家通常是讲故事的高手”,周琳在《浮生明灭》里写道。从19世纪开始,欧洲史学界率先向“科学化”转型,追求像自然科学一样构建一套通用的概念和理性分析方法,并在20世纪初开始影响到中国史学。历史学中最传统的“讲故事”能力,也被视为落伍、没深度。新的研究范式提升了历史学的问题意识、分析力、洞察力,带来的问题则是很多学术作品可读性不强,远离公众,“只有拨开晦涩的语言、刻意的炫技,才能理解作者究竟想说什么”。
意识到自己擅长的表达与学术界通行的语言是两条路,周琳感到了撕扯的痛苦。博士毕业后,她顺利进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随着学术沉淀,三十来岁就评上副教授,在外人看来相当光鲜、体面。但周琳说,只有自己才知道,她是穿着一双磨得“血淋淋的鞋”。
在一档播客访谈中她直言,对大学工作,有两点极其不适应。一是报销,每次填的报销单,总是不合规范,被财务反复退回重填,以致有些金额不大的费用,她索性自己花钱倒贴,后来发展到看着报销单大脑就“宕机”,“还曾经对着一堆发票嚎啕大哭”。二是上课,备课会花很多精力,就没时间写论文、申请课题,而后者才是老师们考核的重点。尽管周琳在历史学院的KPI考核中居于前列,但她始终觉得在教学和科研之间找不到平衡点,每天内心都在被消耗。
她把这些经历比作“暗伤”。后来在历史研究中,也总能在历史人物身上敏锐识别出此类感受,借以加深对他们的理解。“其实我和川大,还有川大的同事关系都很好”,她解释,只是和体制“不太兼容”,最后决定“放过自己”。她还强调,不觉得自己辞去名校教职是一个“有勇气选择”的“爽文”叙事,而是原来那条路走不下去了,得想办法为人生调转方向。
最终,周琳转而从事公共历史写作。她想做自己擅长的事,捡起历史的叙事传统,重新打量历史中的人,借此推动一些历史常识的回归。“我们老师辈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宏观结构已经理得比较清楚了。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如果能够做点事,应该落在更具体的层面——人和时代怎样衔接、时代之中人的感受、人的本质如何在时代中呈现。通过讲历史故事,让大人物和小人物都能卸下‘工具人’‘面具人’的壳,被真正看见。”
对话周琳:从宇宙的维度看,大人物和小人物没什么不同,都是微观个体
隐瞒早年身份的辛弃疾
第一财经:《浮生明灭》里写的人物,大多是公众比较熟悉的,为什么还要去重写他们?
周琳:之前的历史写到他们时,很多时候都把他们当成“工具人”或“面具人”。只有把他们当真正的人看,重新书写,才发现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喜欢,不喜欢,有恨,也有怕。《浮生明灭》里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别人当人,哪怕这个人在你心里有极大的刻板印象。把别人当人,就是把自己当人。看别人在历史的夹缝中勉强生活,我们也一定要放过自己。
比如辛弃疾,历史需要他扮演一位爱国诗人,所有关于他的叙事都在“爱国”上不断增加。我就想表达,“爱国”之外,他有没有别的东西?很多人写辛弃疾生命的终点,都是大呼“杀贼!杀贼!杀贼!”,随即悲愤去世。我就只说了一句“他终于解脱了”。我更希望讲他光环之外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人物。
第一财经:关于辛弃疾,我印象最深的是你分析他隐瞒了自己的前半生身世。我以前上宋代文学史的课,老师也没说过这些。这是你自己的发现吗?
周琳:对,我通过这本书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问题,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来?
第一财经:你是怎么意识到辛弃疾的身份有问题的?
周琳:是看辛弃疾早年的材料,也包括他著名的《美芹十论》时,感觉到的。我很喜欢看犯罪推理小说,只要能找到的推理小说,我都看。我很喜欢东野圭吾。看了很多侦探推理小说后,我慢慢形成推理意识,学到把一个人、一件事情当成一道题来分析,多打几个问号,不把问题简单化。
一看辛弃疾的史料,我就感觉不对。作为南宋顶尖词人,留下那么多诗词文章,为什么一辈子就只有一次,在给皇帝上书的对金作战长文《美芹十论》里,才用文字公开讲述他的身世?而且那里面说的家世经不起推敲。
他写祖父叫辛赞,靖康之难时,因为不忍离开家人和宗族,留在北方,成了伪齐的官员,在很多地方任过职。北宋史书中没有辛赞的记载,这很正常。但在伪齐和金朝的重要地方都做过官,就应该有辛赞的记录,同样也没有。
写《美芹十论》的时候,距离“靖康之变”只有38年,辛弃疾在北方的家族大概还在。如果他的祖父害怕投奔南宋会连累家族,他就不怕吗?要知道,金朝对叛逃者家族的惩罚极其严酷,族长杀头,产业没收,甚至邻村的人都要被拷打、惩罚。而且当时南宋和金朝之间还有很多间谍,辛弃疾的一举一动都会传到北边,更何况他带着几十个骑士从北方到南宋,一来就引起轰动。
所以我认为,作为由金朝投奔南宋的“归正人”,辛弃疾当时不可能如实公开自己的姓名、祖父的姓名和为官经历。更合理的推测是,他用了一个假名,编造了一个假的或半真半假的身世。这不是欺骗,而是当时不得已。否则,他肯定会把童年或家乡作为锚点,像别的文人一样反复书写。他一定是心里有苦,才不写。
为什么没有人怀疑辛弃疾呢?就是长期以来受到固化思维的影响。这需要一个脑筋急转弯的思维,也就是推理思路,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从一些具体的细节中,发现可能潜藏的大问题。
微观史不是只能写小人物
第一财经:这些年微观史比较热门,很多人提到微观史就想到小人物,不会想到大人物。这种认知误区是怎么形成的?
周琳:微观史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意大利最早出现,代表作是《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后来还有《马丁·盖尔归来》等。这些作品都聚焦小人物,慢慢地大家便以为,微观史就该写小人物。
写小人物总能够发现一些鲜活的、突破刻板印象的东西,写大人物更难,得在脑子里把对他们的固有认知抹掉,重新建立一套新认知。写出来后,有些人还会觉得冒犯了他的既有认知,会骂作者,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干“费力不讨好的事”。其实从宇宙的维度来看,大人物和小人物没什么不同,都是微观个体。
第一财经:所以你才说,传统历史写作中,不仅小人物不被真正看见,大人物也一样。
周琳: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历史上留下来的表层,和底下一层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看莫高窟的体验。
莫高窟最漂亮的洞窟之一是第220窟,但它一直被别的壁画覆盖。民国时,工作人员维修时发现部分壁画剥落,看到宋代壁画下面,还有很艳丽的色彩,剥离表层后,才发现下面还有更漂亮的初唐壁画。很多历史人物也是这样,因为是“大人物”,就要扮演某种角色,被贴上某种标签,被涂抹很多东西,“工具人”和“面具人”之下的个人特征更不容易被看见。
就像220窟一样,表面的东西剥开后,下面的那一层说不定更吸引人。
“盛世”的概念值得反思
第一财经:关于宋朝,以前都说是“积贫积弱”,后来又有人说那是很好的时代,“风雅”。从你选取的这些大人物的人生经历来看,我觉得宋朝多数时候大家都过得挺苦。你怎么看?
周琳:这就涉及我《后记》里的最后一个问题:宋朝究竟“好”还是“坏”?其实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因为要写就太长了。首先,北宋和南宋就很难放到一起评价,两者分别是不同“政治基因”的集合,各种“基因”或政治取向动态地重组,形成阶段性变化。所以我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号称不错的时代,为什么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个人,都被困在无法挣脱的悲剧当中?
这还涉及另一个问题:“盛世”这个概念值得反思。什么叫“盛世”?同一个时代有不同评价,比如宋朝,有人说有盛世,但也有人写《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康乾盛世,有人夸赞,也有人写《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盛世”要看是谁的“盛世”。一个还不错的时代,是建立在对很多人的压抑和牺牲基础上的,就要看这样的“盛世”值不值得。
第一财经:后周两位皇帝郭威和柴荣,他们的统治加起来只有8年,你对他们评价挺高的?
周琳:其实对这两个历史人物,我觉得自己没有看透。从我现在能够看到的史料,我觉得他们是有点“超人人格”。950年,后汉隐帝刘承佑出于猜忌,在开封城大肆屠杀权臣及家属,郭威和柴荣当时镇守邺都逃过一劫,但是他们在开封的家人被灭门。
在人生遭遇那么大变故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够升华出好好做事的理念。后周一建立就开始改革,减轻徭役、整顿吏治、安置流民,等等。在五代那样的乱世,皇帝能克制自己的权力欲和野心,耐下性子做培育社会、改善民生的工作,非常少见。几乎历代文人,都对郭威和柴荣评价非常高。
但从我个人来讲,还是会有一点点怀疑,觉得有哪些地方没有写透。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在经历了那样大的灾难之后,居然能够向善,能够有对天下的一种悲悯。我写他们,是为了写宋太祖赵匡胤,不能在这两个人物上面停留太久,只好就根据看到的史料那么写下去了。
历史人物人生中的“暗伤”
第一财经:你怎样看透一个人?古希腊神庙刻着“认识你自己”,我们其实认识自己都很难,又怎样去认识古人呢?
周琳:我肯定也不可能真正去识别书里的每一个人,但是会尽量多看史料,然后从文学家那里学一些方法,增加对人的了解。我写《浮生明灭》时,读了很多文学作品,还有非虚构写作。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两本书,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
我留意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也会加深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比如宋慈,根据留下来的历史记录,作为“法医”的他在当时显得太怪异、太孤独、太超前。他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水平,与我们已知的南宋人完全不在一个维度,在主流社交圈,似乎也格格不入。我觉得,宋慈很可能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虽然用有限的史料去做人格和心理分析,通常是不合适的,但我基于生活中对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深入了解,强烈感受到宋慈有这方面的人格特征。
在书里,我很多时候都在讲历史人物人生中的“暗伤”。那些伤害是漫长的、慢慢发酵的,对人慢慢影响,很多时候别人也理解不到,只能自己去慢慢消化,或者形成某种人格,然后做个“壳”把自己防御、保护起来。我关注到这些,是自己也经历过——做大学老师时,别人看着都挺好,但我其实穿着一双完全不合脚的“鞋子”,脚磨得血淋淋,只是别人看不出来。
南宋高宗赵构身上的暗伤尤其明显。他的生母是位分很低的婉容,宋徽宗的儿子特别多,从小母子在宫中就是“小透明”,他在被忽视中长大。靖康元年,北宋和金军议和,赵构作为“弃子”,被皇兄选作人质去金军大营,甚至宋军还制造了一场事前声张的“偷袭”,想置他于死地。“靖康劫难”中,赵构侥幸逃脱,又被全亚洲武力最强的政权倾举国之力追杀,开始漫长的逃亡。
赵构经历过的这些暗伤,作为皇帝自然不能说出来,因为皇权制度本来就要求皇帝“去人格化”,不能让世人看到他身上“人”的一面。但创伤不会消失,会对他造成伤害,他就要筑起一层“壳”保护自己。
史学家认为,尽管都是宋,但北宋和南宋绝对是不一样的国家。尤其是皇权,从赵构开始就有明显的独裁倾向。因为他必须集权,才能让国家在狭窄但相对可靠的轨道上运行。
慢慢地,从皇帝到知识界,北宋时那种革新、包容性的气象消失了,保守的气息弥漫在南宋社会,对后面的明朝和清朝又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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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
周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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