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袁筱一（译作《战争，战争，战争》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要怎样才能表达灯光骤然打开，作为译者的我就突然被推到了前台的感喟和感激呢？我更愿意将鲁迅文学奖的褒扬和奖掖，理解为对文学本身与对文学翻译行为的一种尊重和肯定。
一部作品能够跨越语言、跨越文化，与新的读者相遇，来自原作对不同语言的召唤，更来自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的包容力，抵达和理解他者文明的善良愿望。
一个世纪之前，鲁迅先生就用“硬译观”表达了这一愿望。能够在上海这座先生曾经工作与生活的城市，站到他为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学投下的这束光下，我感受到了无上荣光。
这份荣耀当然不止属于我。这份荣耀也属于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或许也可以成为对翻译本质的最好注解。我从未怀疑过，正是因为在上海度过了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我才有了与文学、与翻译的最美好的相遇。
如果可以，我还想将它献给所有优秀的翻译界同行们，尤其是法语文学的翻译家。傅雷、李健吾，还有曾在我如今任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过的王道乾等等，是这些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的前辈翻译家，给了我关于法语文学变成汉语的最初想象，让我也想成为他们的样子。
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的翻译家们的文字，陪伴我度过了寂寥而敏感的青春时代。还有与我一路同行的法语文学翻译界的师友，多亏了他们，我从未觉得孤单。还记得2017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曹元勇社长找到我，约我翻译蕾拉·斯利玛尼获龚古尔文学奖作品《温柔之歌》。
我们坐在丽娃河畔咖啡馆，秋风卷起落叶，我应承下这份邀约，也开始了与这位比我年轻的法国80后作家的缘分。将近十年里，我成了她简体中文的唯一译者。我这次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译作《战争，战争，战争》，原作者也是蕾拉。
虽然作品并不算多，她从当代法国社会写到大半个世纪之前，在摩洛哥发生的家族历史，而我也从狭义的法国文学译到了我新近关注的非洲法语文学。
文学翻译本不是聚光灯下的工作，因此原作者是否在——或者仍然在——灯火璀璨处从来不是我选择的依据，固然蕾拉身上也有龚古尔文学奖的光环。她最初对我的吸引，说到底，也是因为在她身上，有对现代社会的清醒而不乏残酷的认识，但更有同为人类，同为女性，对自己同类的深深同情。
这是我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值得翻译的唯一标准。因而文学翻译之于我，更是一趟趟个人的，不长不短的旅程。原作者或许可以算是一个精神上的旅伴。
事实上，他或她是否能够看见我的辛苦和委屈并不重要，因为在这一趟趟旅途中，我抵达了他/她从不曾抵达的风景。
只因此，一切就是值得。一切，包括深入文字肌理的阅读，反复的推敲，读者永远无法知晓、甚至会激烈反对的艰难选择，初入陌生之地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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