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天府粮仓”建设的百年农科贡献考察——以四川农业大学为例‖潘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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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粮仓”建设的

百年农科贡献考察

——以四川农业大学为例

潘 坤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指出：“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2023年7月25至27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川视察时强调：“要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加强良种和良田的配套，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天府之国”“产粮宝地”“天府粮仓”等高度评价以及对其新时代建设要点指导，昭示了成都平原乃至全川粮食生产对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意义。而“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以在川办学近百廿年的四川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川农大）为样本，分阶段梳理近代百余年来农业科教对“天府粮仓”建设的卓越贡献并总结其经验启示，将有助于在新时代以农科创新和人才培养赋能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筚路蓝缕：

于风雨如磐之时艰辛开启兴农报国之路

清政府因鸦片战争等战败赔款而持续加重在川赋税，四川弃粮种烟规模持续扩大，加之连年天灾，粮食产量逐年下跌，致使四川粮食供需矛盾加剧，民众陷入“民挖蕨根充饥，几不聊生”的严重生存危机。革新传统农耕生产、学习先进农业科技的迫切需求在近代四川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在全国推广建立涵盖农业、工业等实业教育学堂近代教育体制。1906年，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作为四川近代史上标志性、源头性农业学堂的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川农大最初前身办学机构，存续于1906至1912年）在成都旧皇城厚宰门内宝川局的简陋旧仓库中创立，锡良率领司道各员参加开学典礼并颁示训词：“蜀中沃野千里，古称陆海。夙以蚕丝之利与世相竞，徒以墨守故法，利寖外溢，故不能不提倡农学，以为振兴农业之预备”。可见其已清醒认识到农业科教对振兴四川农业的重要作用，四川兴农科教的火种就此点燃。

民国初立时，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分裂康藏势力心怀不轨。危机四伏之际，四川高等农业学校（川农大前身办学机构，存续于1912至1914年）于1912年开办农业殖边科，以培养兼具农业技术和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农科人才，以服务川藏、川滇等边疆地区的农业开发与农政管理，以农科力促汉藏等民族共同生产生活，增进交往交流交融。该科专门由四川财政拨款，毕业生统一分拨录用以经略西南边关。殖边科作为近代四川农业科教与边疆治理相结合的草创性实践，不仅开启了西南民族区域农业资源的科技开发史，更有力维护了康藏社会稳定和汉藏团结。

自癸卯学制在川实施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于经济凋敝、民族分裂的风雨如磐之时，以农科事业艰难开启探索强农兴农之路，既通过兴办边民农业科教促进农业经济复兴和民族融合团结，又培养了大批农科人才投身经济社会建设与社会改造。这一时期，众多青年农科学子因深受四川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王右木（1919年起曾任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经济学教员）革命思想启蒙，在学习、研究和传播农业科技知识的同时，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开展各类革命活动，逐渐成长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与社会变革的革命先驱。例如，1923年毕业于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林科的康明惠，曾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在大革命失败后以养蜂和种植果树为掩护创建了温江历史上首个党组织。而曾因于川南开展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在党史上有“川南农王”之称的郑佑之（1912年就读于四川高等农业学校殖边科）不仅写下《养蚕新论》，更作为入党介绍人亲自培养包括著名抗日革命英烈赵一曼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

筚路蓝缕：

教民稼穑：于图存救亡之际高擎农科救国火炬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因正面抗战不力，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迁都重庆，大批公职人员、难民及高校师生随迁入川，四川接纳非农业生产性人口约300万，逾农业供养人口的三成。外有军粮供给重负，内有民需陡增，四川成为战时粮食需求最紧迫区域。但四川在全面抗战时期不仅未发生大规模粮食内供危机，还创造了全国各省军粮输出之最的伟大奇迹。1941至1945年，四川供应军粮累计达8228万石，占全国38.5%。1945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刊发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专门写道：“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

四川为确保对抗战军人提供优质粮源，军粮征收种类主要是稻谷，当时全川135县中，兼收稻谷和玉蜀黍的有马边、雷波等6县，专收玉蜀黍的有峨边、茂县等7县，只收青稞的唯有松潘县，其余121县全收稻谷。而四川之所以成功承担战时大量稻谷军需供应重任，贡献最为突出的当属杨开渠教授（1902—1962年，原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后任四川农学院迁雅建院首任院长）与杨允奎教授（1902—1970年，原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后任四川农学院迁雅建院第二任院长）。

1927年初，青年杨开渠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因“九一八”事变愤而归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杨开渠于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创立稻作室（今川农大水稻研究所），并公开发表《民族复兴最后的根据地：四川省目前的稻作增收计划书》，从四川作为民族存亡“最后根据地”的紧迫时势视角，系统提出抗战时期稻作增收的农科研究计划，主张育种在战时已非上策，稻谷增收重点应在栽培技法改进，以此可缩减一半以上的增产时间和成本。据此力倡改革耕作制度、试种双季稻与旱稻以高效增产粮食。但全面抗战爆发后战势急转直下，杨开渠认为原有方案已不足以速效增产粮食，须转而另觅“收真正实效”“行得通”的快速高效增产方法。他从川渝农民田间的“抱孙谷子”增收方式中获得启发，提出头季稻收割后，培育稻茬腋芽成苗再收获一季，以此快速高效增产稻谷的“再生稻”方案。再生稻技术成本低廉，但每亩却可增收逾75公斤稻谷，这对于当时外敌当前的中国来说如绝地逢生般成功解决了粮食供应燃眉之急。为在川全面推广再生稻，他还曾特撰《再生稻浅说》技术手册用以农技普及，并不断完善相关学术知识体系，因此被后世学界视为世界上最早系统研究再生稻的学者之一。此外，杨开渠还于抗战时期育成抗螟丰产的“川大洋尖”，并选育出“川大白节子”“川大白脚粘”等水稻良种，均因其显著的增收丰产效应广受农民欢迎。

杨允奎自20世纪30年代初投身农业科教，1935年受聘为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于1937年创办四川稻麦试验场（后改称四川稻麦改进所，1938年改组为四川农业改进所，今为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并对杨开渠在川全面试验推广双季稻予以强有力的支持配合。全面抗战之初，杨允奎公开发表《讨论抗战开始四川粮食之筹划》一文，从推广良种、增加种植面积、防病虫害等各方面提高四川粮食产量以克时艰予以全面系统的深入思考和谋划设计。他通过对美国引进玉米杂交种和省内良种的整理、自交、测交、鉴定，选育出一批含有地方种血缘的自交系，组配育成“双404”“双411”“双452”“双458”等双交种，较农家种增产20%，并成功选育出“川大64”“川大101”“川大102”等优良小麦品种，显著提升了四川小麦产量。玉米与小麦的大幅增产，也有力地支持了四川抗战时期的粮食产出。

自全面抗战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以杨开渠、杨允奎为代表的在川农科专家们秉持“打通一条血路”之精神，以教民稼穑式的农技推广与育种改良实现了四川粮食快速高效增产的历史奇迹。可以说，正是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以一株粮食作物的力量赋予了中华民族与敌周旋、抗战到底的信心与勇气，支撑民族国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与生存。此外，他们还培养了大批杰出农科人才，铸就了当时成都在全川乃至全国的农科学者群星璀璨和农科研究辉煌灿烂的学术局面（1943年，著名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考察中国的高等教育后曾在报告中评价：“川大最强的学科是农学……若当把四川农业改进所一同考虑在内时，则成都作为中国农业中心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并开创了以水稻研究为代表的学术血脉一脉相传的农科研究学术谱系，为新中国四川农科事业赓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和人才基石。

筚路蓝缕：

育种兴邦：于鼎新革故之间为党为国选育良种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将迅速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农村工作首要任务，对农作物开展品种选育工作和对育秧技术、合理密植、科学施肥等栽培技术进行改进研究。1956年底，四川开始积极实施国家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与《农业发展纲要》，组织以四川农学院为代表的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一步开展基础科学的研究，如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和农作物性状遗传规律的研究，并在作物育种领域取得了尤为显著的成就。

中国工程院周开达院士受教于杨开渠，因其水稻育种的杰出贡献被誉为“西南杂交水稻之父”。1956年，他从四川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水稻研究。1966年，他在水稻杂交良种试验中开始利用西非晚籼稻良种“冈比亚卡”与我国早籼稻良种“矮脚南特”进行杂交育种并不断改进试验，于1972年正式确立培育“冈型”不育系的研究课题，历经数年潜心攻关，20世纪70年代末，周开达培育的冈型雄性不育杂交水稻在川推广仅一年后便取得亩产近千斤的优异成绩。1988年，他主持的“籼亚种内品种间培育雄性不育系及冈·D型杂交稻”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截至2024年8月，“冈型”“D型”杂交稻在长江中上游及云、贵、川等地仍广泛种植，种植面积曾一度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而今四川水稻研究领域极具有代表性的李平、李仕贵、陈学伟等多位专家也都是源自其学术谱系。

国家杰出高级专家、川农大小麦研究所创始人颜济教授，成功推动四川小麦产量实现“两级跳”突破，并在小麦族种质资源研究方面成就突出。20世纪50年代初，他针对小麦倒伏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半矮秆形态结构与抗根腐病来克服高产与倒伏的矛盾。他在1962年选育并推广“大头黄”“雅安早”“竹叶青”3个“62型品种”作为川内第一批早熟、抗病、抗倒的高产良种，成功将四川小麦亩产从150—200公斤提升至250—300公斤，实现“第一跳”。此后，颜济根据小麦发育遗传学与发育形态学研究，设计改良聚敛杂交方案育种，在1969年选育出涉及7个亲本、8次杂交，具有高产、抗病、早熟、矮秆等优良特性的“繁六”及其姊妹系（于1990年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成为四川80至90年代小麦主导品种，亩产跃升至350—400公斤，完成“第二跳”。晚年颜济不仅为小麦研究事业培养出卢宝荣、郑有良、刘登才等优秀人才，还耗时近二十年，于2013年完成《现代农业科技专著大系：小麦族生物系统学》专著系列五卷，记载了小麦族的30个属、2个亚属、464个种、9个亚种、186个变种，覆盖小麦族生物系统学的研究精华，系目前全世界唯一全面总结小麦族生物系统学研究成果的巨著。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四川农科发展虽也曾遇阻挫，但正是周开达、颜济为代表的农科专家们以执着坚守之志为党为国选育推广良种和培养农科人才，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做到了“队伍不散、人心不乱、工作不断”，不仅确保了这一时期四川粮食生产在徘徊前进、跌落恢复后仍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还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川全面解决温饱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筚路蓝缕：

智创赋能：于科学春天之际为农业强国谱写四川篇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科学的春天”，四川“三农”事业也迅即彰显出敢为天下先的解放思想勇气。1979年，广汉县向阳乡（今广汉市向阳镇）在全国率先宣布取消人民公社，并于1980年9月正式挂牌向阳乡人民政府，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至1984年，四川99.5%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全面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桎梏的破除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此后四川粮食持续大幅增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战略要求后，四川省委、省政府迅即响应并印发《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行动方案》，系统规划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四川农科事业在科学的春天里蓬勃生长，涌现出中国工程院荣廷昭院士，国家杰出高级专家杨凤教授、邱祥聘教授等资深专家与杨文钰教授、马均教授等中坚骨干及其服务国家战略的重量级成果。

荣廷昭师承杨允奎，1957年毕业后于四川农学院任教，对玉米育种研究矢志不渝。“文化大革命”后在四川农学院李实蕡教授支持下恢复科研。改革开放后，他带领研究团队开启玉米南繁育种之路，几经辗转四度迁徙玉米南繁育种基地，经数十年不懈探索，先后选育出“S37”（苏37）、“48-2”等自交系品种以及“川单系列”新品种。20世纪末，其选育的玉米杂交种在最高峰时曾占四川三分之一的玉米种植面积。经多年研究，他将数量遗传研究与玉米育种实践相结合，创造了数量遗传研究和群体改良与自交系和杂交种选育同步进行的玉米育种新方法，并培养出以潘光堂、黄玉碧、卢艳丽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青年玉米科研中坚力量。

杨凤曾于民国时期公派赴美攻读动物营养学博士学位，1951年响应周恩来总理建设祖国的号召回国任教于四川农学院。1978年后，杨凤进入科研事业黄金时期，他善于把国外先进技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提不同猪种按其生产性能高低选用对应营养标准。经多年潜心研究，他主持制订了我国及四川猪的饲养技术标准和饲料营养价值评定，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国外畜禽饲养标准的落后局面。同时，他以献身农科教育之志言传身教地育人塑才，迭代培养出了包括雷新根、陈代文、吴德、周小秋、李学伟、李明洲等多位动物营养界杰出英才，其白手起家创建的动物营养与饲料学科更是在1989、2001、2007年多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而邱祥聘曾于20世纪40年代留美归国，于四川农学院毕生潜心家禽遗传育种研究，在80年代初选育出成都白鸡新品种等，并培养出朱庆等家禽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

马均师承周开达，作为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于2003年起率团队进驻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开展水稻新品种选育、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重点围绕精准条播、侧深施肥、绿色安全生产、智慧农机应用及直播稻杂草防控五大技术方向攻关，大力提升水稻单产，降低生产成本。他于2022年6月8日光荣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请总书记放心，实现藏粮于技、中国碗装中国粮，我们有信心、有底气！”

杨文钰在2000年左右观察到四川丘陵旱地因普遍采用小麦、玉米、甘薯间套作模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现象，并针对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高达80%的严峻现实，提出以具有固氮能力、可提升土壤有机质的大豆替代甘薯种植模式。历二十余年攻关，他带领团队创建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理论技术体系，并研制出轻简、高效、安全的系列专用机具，实现了该模式全程机械化作业。据农业农村部统计，自2022年组织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面积示范推广以来，截至2024年底，推广面积达到2033万亩，大豆亩产85.7公斤、玉米亩产480.1公斤，“玉米基本不减、增收一季豆”目标实现比例达87％，年增加大豆供给量150万吨以上，为稳粮增豆发挥了重大作用。该项创新技术三次（2020年、2022年、2023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充分彰显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经济社会价值。

改革开放至今，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科事业，相关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持续调整完善最大化释放了农科智慧创新对农业发展的赋能效应。尤其是迈入新时代以来，科智创新持续深度赋能脱贫攻坚和新时代乡村振兴，四川粮食产量自2022年站稳700亿斤台阶后不断持续攀升，据统计，2024年四川全省粮食总产量达726.8亿斤，较2022年增长3.5%，彰显了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的显著成效；除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外，在经济作物育种推广和畜牧科学养殖等领域也连连突破，如川杂棉62、川油81、天府黑猪、春花枇杷等品种的选育和推广，也为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及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合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筚路蓝缕：

农科赋能“天府粮仓”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时代启示

近代百余年来，伴随农业科教事业在川的兴起与不断发展，农业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在“天府粮仓”建设中深入持续地发挥着强大引领支撑作用，以川农大为代表的农业科教机构，始终紧密围绕全国全川各时期“三农”大局，以品种培育、栽培养殖技术等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国家粮食安全，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农科创新制高点，源源不绝地培育出一代代适应时代农业发展需求的爱农知农人才，逐步构建起有中国特色、有四川特点的农业科教创新体系。百余年来四川农科发展的历史经验，既在于对“顶天”（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立地”（重视农民生产生活经验与需要）科研理念的执着坚守，也在于坚定秉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不以专著、论文成果为导向，而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农民增产增收为科研导向）的务实作风，更离不开代代薪火相传的“爱国奉献、求实创新”农业科学家精神引领。

当前，站在四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助力高质量建设农业强国全新历史起点，上述宝贵历史经验无疑为新时代持续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提供了深刻的时代启示：必须坚持科技创新的核心战略地位，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在完善产教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同时积极推进成果转化；必须大力弘扬农业科学家精神，培养更多知农爱农、强农兴农，兼具家国情怀与创新能力的新型农业人才；必须立足四川区域特色和资源禀赋精准发力，高质量构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生态友好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遵循上述经验和启示坚定前行，四川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为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不负党和国家，不负历史和人民的更大贡献。

(本文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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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天府粮仓”专刊）

作者：潘 坤[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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