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七月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得柏油路发软。
我蹲在汽修店门口，正换一条轮胎，后背的汗衫湿透了，黏在肉上。
有高跟鞋的声音从远到近，在我跟前停下。
我抬头，看见李玉婉。
她穿一件红大衣，比离婚那年胖了一些，手里捏着一张红喜帖。
她弯腰递过来，笑着说：“下月八号，兴华大酒店。”我擦了擦手上的油泥，接过来。
翻开，目光落下去，新郎那三个字像一把钝刀，从嗓子眼一路割到心窝。
我盯着看了很久，又抬头看她。
她还在笑。
我没恭喜她，只问了一句话。
她的笑容一下子断了，整个人愣在原地。
01
她走了以后，我在门口蹲了半天。地上的轮胎还拆了一半，扳手扔在脚边，我捡起来，又放下，手上全是黑乎乎的油泥，也忘了擦。
韩永利。
那三个字印在喜帖上，烫金的，晃眼睛。
我活了四十多年，头一回觉得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全了。
店门口风扇呼呼地转着，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像被人用吹风机对着脸烘。
我进屋洗了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打开抽屉。
抽屉最底下压着一个旧信封，边角磨得发白。
里面装着离婚证，还有一张照片。
我把信封拿出来，倒出照片，举到电灯底下看。
照片有些发黄，边角卷了起来。
李玉婉站在中间，扎着马尾辫，穿一件蓝灰色工服，笑得露出一颗虎牙。
她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个子不高，偏瘦，眉眼清秀。
两个人挨得挺近，肩膀几乎碰着肩。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蓝黑墨水写的，笔迹娟秀：1998年，玉婉与永利。
我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是离婚以后收拾书柜的时候。
当时它夹在一本旧杂志里，掉出来，我翻到背面，看到“永利”两个字，以为是李玉婉哪个亲戚，没往深处想。
今天看见喜帖上那三个字，忽然全对上了。
可我对上得晚了，晚了整整五年。
我把照片放下，坐在床沿上，盯着对面墙上的裂纹发呆。
照片里的李玉婉二十岁出头，笑得没心没肺。
那个年纪的她，大概想不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
她身边那个叫“永利”的男人，大概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自己，会穿着一身西装，站在酒店门口迎宾。
有人敲店门。
我赶紧把照片塞回信封，压进抽屉底下。
进来的是隔壁粮油店的老赵，五十多岁，没事爱来我这儿蹭支烟。
他看见我蹲在门口，喊了一声：“海波，门口那辆面包车是你的吧？堵着我卸货了。”
“一会儿就挪。”我应了一句。
他凑过来，看见我手里的信封，随口问：“嘛呢？翻箱倒柜的。”
“找东西。”我把抽屉合上，站起来。
老赵靠在门框上，递了根烟过来。
我接过来点上，吸了一口，烟气混着外面的热气，呛得嗓子发痒。
他眯着眼看了看天，说：“海波，你听说了没？”
“啥？”
“李玉婉要结婚了。”他扭过头来看着我，“上个礼拜她来我店里买米，自己说的，说要嫁个搞装修的老板，条件不错。我当时寻思着，你们离婚都快五年了，你也该走出来了。”
我没接话，闷头抽烟。烟灰掉在手背上，烫了一下，我甩了甩手。
老赵又絮叨了几句，无非是“别老单着”
“有合适的见见”
“你看看我，五十多了，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之类的话。我掐了烟，说：“车我这就挪。”
他走了以后，我把面包车往旁边挪了几米，又回到屋里。
抽屉里那个信封像块磁石，我站着看了它几秒，还是伸手把它再次抽了出来。
照片在手里握着，边缘被汗浸得有些软。
我看着那个男人的脸，心里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像一锅烧开了的水，咕嘟咕嘟地往上冒。
1998年，我还不认识李玉婉。
她那时在城东服装厂上班，我在南边工地上干电焊。
我们认识是后来朋友婚礼上，她当伴娘，我当伴郎。
她坐在角落里嗑瓜子，不爱说话，偶尔抬头笑一下，也是浅浅的。
我那时候嘴笨，憋了半天，问了她一句：“你喝饮料还是啤酒？”她愣了一下，说“饮料吧”。
就这样认识了。
后来处对象的时候，我问过她在服装厂的事。
她说厂子效益不好，干了几年就出来了。
再后来跟我结婚，她只字不提从前。
我以为她过得不顺心才不愿提，没想到她瞒着我的，远不止这些。
晚上，我妈打电话来，开口就问我：“李玉婉是不是要嫁人了？”
“嗯。”我应了一声。
“那你打算去吗？”
“她亲自来送的帖。”
“那你更得去。”我妈那边锅铲响了一声，又补了一句，“别空着手去，丢人。”
我苦笑着应了声“知道”。
挂电话前，我妈叹了口气：“海波，过去就过去了，你别钻牛角尖。”我嘴上应着“知道了”，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又看向那个抽屉。
挂断电话，屋里安静下来。
窗外的路灯把树影投在墙上，晃晃悠悠的。
我把照片拿出来，就着那点昏黄的光线，又看了一遍。
照片上那个男人的眉眼，我越看越觉得眼熟，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02
第二天一早，我没心思开店，洗了把脸，开着面包车在街上转。
转了两圈，鬼使神差地拐进了南湖路。
那是李玉婉娘家住过的小区，我们离婚以后，她就搬出来自己租房子住，再也没回去过。
我本来也没打算去找她，就是想到处看看。
车子停在小区门口，我摇下车窗，点了一支烟。
里头保安亭的老头还认得我，朝我点了点头。
我问他：“李玉婉最近回来过吗？”老头想了想，说：“不常回来。她妈前年走了，她爸跟着她哥住，她偶尔来看看。”
我嗯了一声，掐了烟，掉头往回开。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离婚那天的场景，像放旧录像带一样，一帧一帧地往外冒。
那天也是个热天，民政局大厅里人来人往。
我们排在队伍最后面，她穿一件白衬衫，头发扎得低低的，整张脸都绷着。
轮到她时，她低头签字，笔尖在纸上顿了好几下，才写完整。
出了民政局，她往前走了一段路，忽然站定，回过头来看着我说：“海波，你以后找个人，好好过。”
我说：“不用你操心。”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转身走了。她走得不快，两条腿却像是没什么力气，影子拖在身后，细长细长的。
我那时候就知道她不想离。
但她犟，认定了一条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她说的理由是“我不能生”。
说这话的时候，她眼圈红得吓人，却一滴眼泪也没掉。
我本来想告诉她，我早就知道她的病，我不在乎。
可她那副样子，我知道说了也没用，她已经做了决定。
离婚以后，我有一段时间成宿成宿睡不着。
老赵喊我去喝酒，我喝了两杯就回来了。
自己一个人坐在店里，看着墙上的钟走字，走到天亮。
后来想开了点，想着她说的也对，我总不能让她一辈子背着不能生娃的内疚跟我过活。
可我没想到，她不能生的原因，她瞒着我。她的病不是天生的。
那是离婚后第二个月。
我在书柜里翻她看过的几本杂志，照片从书页里滑出来，背面朝上。
我先看到“玉婉与永利”那行字，然后翻过来，就看见了那个男人。
我当时没当回事，心想永利大概是她哪个表亲。
但我又不放心，憋了一个礼拜，到底还是给她打了电话。
响了两声她就接了。我沉默了几秒，问她：“你有个表哥叫永利？”
她那边一下子没声了。过了好几秒，她说：“你瞎翻我东西干什么？”
我说：“书柜里掉出来一张照片，你跟前同事的。背面写着1998年，玉婉与永利。”
她又顿了一下，声音明显放轻了：“那是我表弟，我妈那边的亲戚。早就断了联系了。你把照片扔了吧。”
我说好，但没扔，顺手又夹回书里。她回答得太快了，快到好像早就等着我问。
她妈家那边姓什么，我清楚。李玉婉的母亲姓袁，几个兄弟都姓袁。哪来的一个“永利”？
当时我没细想。现在回过头来看，她分明是在撒谎。
下午我回到店里，从抽屉里拿出那张照片，盯着背面那行字看了很久。
蓝黑墨水，字迹已经有点洇开了，但还能认出是她的笔迹。
她在照片背面写下这行字的时候，是1998年。
那一年她二十一岁，刚进服装厂不久，认识了“永利”。
她叫他“永利”，而不是“韩永利”。
这说明他们那时候关系已经很近了。
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看着那个男人的脸。
越看越觉得心里发毛，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不是这几天见到的，是更早以前，像是隔着什么挡住了一样，影影绰绰的。
晚上我躺在床上，手机搁在枕头边。
我打开微信，翻到她的朋友圈，半年可见，最新一条是上个月的，发了一张照片，是韩永利在她楼下等她，配文写的是“有人接下班了”。
照片里韩永利靠着车门，侧脸朝着镜头，笑得挺温和。
我盯着那张侧脸，忽然一下子坐了起来。
原来在酒店见到韩永利之前，我就已经在她的朋友圈里见过这个人了。
当初刷到的时候，我没注意看名字。
现在仔细看，我认出来，这就是照片上那个“永利”。
她跟韩永利，根本不是“去年偶然碰见”才重新联系上的。
她心里一直有这个人。
不，也许是我想岔了。也许她不知道韩永利就是照片上那个人。可照片背面明明是她的字迹，她没可能不认得。
那她为什么嫁他？
我越想越睡不着，索性坐起来，又点了根烟。
窗外的月亮被云层遮了大半，半亮不亮的。
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最后我拿定主意，明天去城东老服装厂看看。
03
城东老服装厂倒闭了快二十年了。
大门锈得不像样子，铁锁链上缠着好几道绳子，门缝里长满了草。
我绕着围墙走了一圈，在后门一个杂货铺门口停下来。
铺子里坐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正打盹。
我买了瓶水，问她：“大姐，这厂子以前的人都搬哪儿去了？有没有退休的老师傅还住在这附近的？”
老太太睁开眼，想了想，说：“后面那栋老楼，有个人叫梁德明，以前是厂里的车间主任，退了休住那儿。天天在楼下下棋。”
我道了谢，顺着她指的方向走过去。
老楼是八十年代建的筒子楼，外墙的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
楼下银杏树底下，果然有个老头正跟人下象棋，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手里端着一个搪瓷茶缸子。
我在旁边蹲着等他下完那局，才从兜里掏出照片，递过去：“师傅，跟您打听个人。这个男的，以前在服装厂干过吧？”
老头接过照片，举起老花镜凑近看了看，又翻到背面，眯着眼看了好一阵。
他的手指在“永利”两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从老花镜上沿看着我：“你找他干什么？”
我说：“我前妻下个月要嫁给他了，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人。”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把照片递还给我：“不认得。厂里人多，换了一茬又一茬，哪记得住。”
我又问：“那您听过一个叫韩永利的人吗？跟照片上这个有点像。”
老头端起茶缸子喝了一口，摇摇头：“没听过。”他撂下茶缸子，转身又跟棋友摆起了棋。
我站起来，往外走。
走出几步，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
老头正从棋盘上抬起目光看着我，视线撞上了，他赶紧低下头，手指去抓棋子，抓了好几回都没抓起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说不认得，可他那个眼神，分明是认得的。
我站在路口，风吹过来，后背却出了一身薄汗。
我越想越觉得这事不对劲。
如果韩永利只是普通工人，老师傅不会躲。
他躲，说明他知道什么，而且不想说。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裁缝店。
谢蕙的店铺在建设路上，门脸不大，挂着一排改好的裤子。
她见了我，放下手里的熨斗，表情有些意外：“海波，你怎么过来了？”
我没跟她兜圈子，把照片放在柜台上，问她：“谢姐，这个男的是不是叫韩永利？”
谢蕙低头看了照片一眼，脸上的笑僵住了。她没拿照片，先问了一句：“你今天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李玉婉下个月要嫁给他了。”
谢蕙的手抖了一下，熨斗磕在钢板上，发出“咣当”一声响。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海波，你就听我一句劝，别管了。”
“我怎么能不管？”我说，“她嫁的那个人，就是照片上这个。你说他当年跟她处过对象，可我问韩永利，他说他跟你玉婉只是厂里普通同事。”
谢蕙手里的抹布拧来拧去，半天没说话。
末了她叹了口气，转过身来，声音放低了：“海波，当年的事我不太清楚，你也别问我。你要是想知道，就去找玉婉自己问清楚。”
她嘴上说不太清楚，可我注意到她说完这话，眼皮垂下去，不敢看我。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侧脸，忽然间什么都明白了。
她不是不知道，她是不敢说。
这件事背后，一定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
我收起照片，对她说：“谢姐，谢谢你。”她张了张嘴，又闭上，目送我出了门。
出了裁缝店，我没有回家。
坐在车里，我就着仪表盘的光，又把照片看了一遍。
谢蕙的表情和那个老师傅的表情在我脑子里来回倒。
两个人都在躲，都在怕同一件事。
我在心里默默盘算：韩永利、服装厂、1998年。这三样东西串在一起，中间一定缺了一个关键环节。而那个环节，藏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
04
接下来几天，我没再到处打听，老老实实在店里干活。表面上风平浪静，心里却一直翻江倒海。
我用了最笨的办法，去档案馆查老服装厂的职工名录。
跑了两趟，在一个落满灰尘的柜子里翻到当年的招工登记表。
1997年到1999年的名册还在。
我一页一页翻过去，翻到1998年那本时，手指停在了一个名字上：韩永利，男，1998年3月进厂。
同一页往下数两行：李玉婉，女，1998年2月进厂。
他们进厂的时间几乎一样。什么“处了一年”
“偶然碰见”，全是假的。
1998年到2023年，二十五年的时间，他们之间的交集恐怕从来就没断过。
我把那页登记表拍了下来，存在手机里，又翻了一遍后面的人名，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梁德明，车间主任。
梁德明。那个说“不认得”的老师傅。
那天下午，我拿着手机里的照片，又去了老楼。
这回没有等，我直接上了二楼，在楼道口迎面碰见梁德明。
他提着一袋菜，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皱起眉头：“你怎么又来了？”
我把手机屏幕递到他面前：“梁师傅，您是梁德明吧？这张登记表上写了，您是车间主任。”
他低头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变了变。
我没给他开口的机会，紧接着说：“我找到李玉婉了。她跟我说，当年她在厂里处过一个对象，那人姓韩，就是您厂里的活计。”
我撒了个谎。李大婉没跟我说过这些，但我不诈他一下，他这辈子都不会开口。
梁德明沉默了很久。
楼道的声控灯暗下来，他又跺了跺脚，灯重新亮起来。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些复杂的情绪，像是愧疚，又像是无奈。
他终于说：“你进来吧。”
他家不大，客厅里堆着不少杂物，茶几上摊着报纸。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坐到对面，两手搁在膝盖上，半天才开口：“小伙子，有些事，我不是不想说，是说了也没用。”
“有用没用，您先说了再说。”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那年厂里效益还行，有一批年轻小伙子小姑娘，韩永利是其中一个。他嘴巴甜，人长得也不差，跟李玉婉好上了。好就好吧，年轻人处对象，不算什么事。可后来，玉婉查出怀孕了。”
我手里的杯子没动，心跳却一下快过一下。
“韩永利那孩子慌了手脚，来找我，说他不想干了，想回城里。我说你走可以，你对象的事你得安顿好。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第二天就跑了。玉婉一个人，不敢让家里知道，自己去街边小诊所做的手术。结果出了事，大出血，抬到医院抢救了一天才活过来。”梁德明说到这儿，顿了顿，“玉婉出事以后，她家里人来找过。我劝他们去告韩永利，她妈怕丢人，说算了。事情就这么压下来了。”
我捏着茶杯，手指关节发白，茶水泼出来一点，烫在手背上，却感觉不到疼。
“后来我退休了，韩永利让人给我捎过两回东西，说谢谢我帮他说话。我收是收了，心里对他一直有愧。”梁德明看着我，“你说他下个月要娶玉婉？”
“对。”
“他不知道玉婉不能生？”梁德明问。
“他知道。”我说，“他说他要补偿她。”
梁德明听完，叹了口气：“补偿？要是真能补偿，当年他就不走了。”
我坐在他家的破沙发上，坐了很长时间。
梁德明也没催我走。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把地板上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
我最后问了一句：“那您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
梁德明低下头，声音闷闷的：“他说他要给玉婉补偿，让我别说。我看他像是真的想回头，就替他瞒了。”
我站起身，没有道别，直接下了楼。走到楼下，阳光白晃晃的，我站在太阳底下，却觉得周身发冷。
05
回家路上，我在路边停了车，给谢蕙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我直接把话挑明了：“谢姐，我找到了梁德明。韩永利当年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谢蕙带着有些沙哑的声音说：“海波，我不是故意瞒你。我是怕你知道了，去找韩永利拼命。”
我轻轻笑了一下，说：“我不会拼命。我只是想弄清楚，她这些年究竟过的是什么日子。”
谢蕙在电话那头叹了很长一口气：“玉婉从医院出来以后，瘦得脱了相，天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她妈知道了，没有心疼她，反而骂她丢人，说传出去她一辈子嫁不掉了。后来厂里那些女工在背后嚼舌根，说她自己不检点，搞大了肚子没人要。她一句也没反驳，咬着牙把工服穿上，照常上班。那段时间她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走路都贴着墙根。”
我听她说着，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原来那些年她是这样过来的。
谢蕙又说：“后来她认识了你的朋友，去当伴娘，才认识了你。结婚那天她高兴坏了，跑来跟我说，说她这辈子已经值了。我以为她总算熬出来了，谁知道你们后来又离了。”她顿了顿，“海波，玉婉说过，你是她这辈子遇到的唯一一个真正对她好的人。她跟你离婚，是真的不想拖累你。”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副驾座上，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会儿眼。
眼前浮现出李玉婉在民政局门口往前走的身影，瘦瘦的，孤零零的，像个被人遗弃的孩子。
我忽然明白了，她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她不是觉得自己不能生，她是觉得自己配不上我。她觉得她那一身伤疤，不该让我看见。
我把手机重新捡起来，翻到李玉婉的号码。
指尖悬在上空，犹豫了很久，还是按了下去。
电话响了很久，她没有接。
我又打了一遍，依然没接。
我想大概她正在超市上班，不方便接。
傍晚的时候，她回了一条短信：“在忙，有事？”我看着那条短信，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
最后我回了四个字：“没事，祝你。”
发完以后，我又后悔了。什么叫“祝你”？她嫁的是那个毁了她一辈子的人，我怎么能祝她？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罩着一条空荡荡的马路。我站了很久，心里堵得慌，却也不知道该向谁开口。
06
婚礼前一周，我又去了一趟兴华大酒店。不是去找韩永利，是想看看那个被他布置得花团锦簇的婚礼现场。
大厅里摆了几张长桌，桌布是香槟色的，椅背上绑着白色纱花。
舞台正中央立着一块背景板，上面印着两个金色大字：永结同心。
下面是一行小字，韩永利先生、李玉婉女士喜结良缘。
我站在那块背景板前面，看着那行字，心里说不出的讽刺。“永结同心”？他当年把她一个人丢在诊所门口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永结同心”？
我在大堂站了一会儿，前台的小姑娘走过来，问我婚礼预订还是用餐。
我说随便看看。
她看了看我，大概觉得我像是个来闹事的，一直盯着我。
我没有多待，转身出了酒店。
出了门，我靠在门口的一根柱子上，点了一根烟。烟雾缭绕着飘上去，在阳光下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候，有人从酒店里走出来，在我旁边停住了：“你是林海波吧？”
我扭头，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深蓝色套装，头发盘在脑后，表情有些严肃。我不认得她，她自我介绍说：“我是韩永利的表姐。”
我看着她：“有事？”
她说：“我知道你。玉婉的前夫。”她沉默了一下，“韩永利做的事，我也知道。当年他跑了以后，我们全家都骂他。这回他回头找玉婉，我们一家人都不同意，但他非要干，谁也拦不住。”
我抽了一口烟，问她：“那他现在图什么？”
韩永利的表姐叹了口气：“他前两年跟人合股做生意，赔了不少钱，又离了婚，一个人过日子。去年查出了早期肾病，不致命，但不能太累。他开始怕了，怕哪一天躺在家里起不来，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他那时候打听到玉婉也离婚了，就说要回来补她一个家。”
我掐了烟，把烟头丢进垃圾桶。转头看了她一眼：“补一个家？那也得看人家要不要。”
她说：“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但他那个人，认准的事，八头牛拉不住。”
我笑了笑：“行，我看他到时候拉不拉得住。”
她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说：“你是要去婚礼？我劝你别闹。”我说我不闹，我就是一个客人。她看了我一会儿，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回了酒店。
回去的路上，我车开得很慢。
心里反复转着韩永利表姐说的那句话：“怕哪一天躺在家里起不来，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原来如此。
他哪里是想补偿她，他是想给自己找一个不嫌弃他有病、又不能生孩子、又守得住这份婚姻的女人。
李玉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她不能生，正好不会有孩子来分家产；她有工作，能挣钱，性格又软，好拿捏。而且他还欠着她，他要是回头娶她，别人只会说他仁义。
我越想越觉得心凉。这个男人，二十多年前把她害成那样，二十多年后还要算计她。
我把车停在路边，双手用力拍了拍方向盘，车子发出闷闷的响声。
我不知道自己是想砸东西，还是想把她从那场婚礼里拽出来。
我跟自己说：婚礼那天，必须去。
07
婚礼那天，天又热又闷，没有一丝风。我穿了一件压了箱底的深灰色夹克，早上出门前照了照镜子，头发有点乱，也没心思收拾。
酒店门口的红色拱门上挂着“结婚典礼”四个金字，音响里放着老歌，人声嘈杂，来的人比我想象的还多。
我把红包递过去，登记的人问了句：“您是哪边的亲戚？”我说：“女方朋友。”他们没多问，请我进去。
我没坐前排，挑了个靠墙的位子。同桌的几个人都在聊天，没人注意我。我倒了杯茶，小口喝着，眼睛一直盯着门口的方向。
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大厅里的灯光暗了一瞬，然后追光灯亮起来，照在大门处。
李玉婉穿着一件白婚纱，出现在灯光中间。
她化了精致的妆，眉毛修成细细的弯弧，口红红润，比平时年轻了好几岁。
她身边没有人挽，一个人慢慢地往前走。
走了几步，她抬头环顾了一圈大厅，视线扫过每一张桌子。
扫到我这里时，她的手忽然攥了一下裙摆，脚步顿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
她看见我了。
韩永利站在舞台台阶上，西装笔挺，手里拿着话筒，等她走近，伸手去接她。
李玉婉把手递过去，脸上带着笑。
那笑容我见过很多次，却总觉得今天有些不自然。
主持人说着套话，什么“相识相知”
“不离不弃”，台下的宾客跟着鼓掌。
我坐在那里，手心里全是汗。
我看着韩永利那张脸，想起梁德明说的那些话，想起谢蕙电话里的声音，想起李玉婉瘦弱的背影，想起那个小诊所里没有人签字的夜晚，医院走廊冰冷的灯光，她一个人躺了半夜，没人来，没人问。
我站了起来。
前面的座位挡着，我绕过一张桌子，又绕过一张桌子，走到了最前面。
有人扭头看我，大概觉得这个站在婚礼通道上的男人有些奇怪。
我没有理会，径直走到李玉婉面前。
她看见我，笑容微微一僵，压低声音说：“海波，你……”
我没有说话。
我看着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旧照片，举到她面前。
照片上她站在服装厂门口，旁边站着二十出头的韩永利，背面朝外，那行字清清楚楚：1998年，玉婉与永利。
她低头看着那行字，脸上的表情一寸一寸地变了。
我开口，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让周围的人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