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走廊里，护工贾孝琳的巴掌甩过来，我半边脸火辣辣地麻。保温杯摔在地上，滚了两圈，药片撒了一地。她尖着嗓子骂我有儿有女没人管。
我趴在地上，正要撑起身，门口冲进来一群人。打头的中年男人西装笔挺，几乎是小跑着过来的。蹲下时，他的手指在抖，声音也在抖。
他叫了一声“妈”。
我抬头看他的脸，十年没见了。可哪能不认得，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01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他那张脸，比我记忆里的老了许多，眼角添了皱纹，鬓角也白了。
可那双眼睛，还是老样子。
还是那个二十岁出头背着包南下的小伙子。
“妈。”他又喊了一声，声音哑了。
我这才发现，他蹲在我面前，手扶着我的胳膊，掌心滚烫。
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
也许是摔蒙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我竟有点不敢看他的眼睛。
那里面有愧疚，有心痛，有太多说不清的东西。
“你怎么来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干。
薛建军没有回答。
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上。
手掌划破了，鲜红的血顺着指缝往下滴。
他猛地站起来，回头喊了一声什么。
立刻有年轻人跑过来，递上纸巾。
贾孝琳还站在走廊中央，见了这副阵仗，声音都变了。她想说“是老太太先动手的”，可话没说完，薛建军身边一个男人已经上前一步，挡住了她。
“这位女士，事情真相我们会通过监控核实。”
贾孝琳的脸一下子白了。
我被扶到旁边的长椅上坐下。
薛建军脱了外套，披在我肩上。
那外套带着一股陌生的气味，皮革和香水混在一起。
我有些不适应，往旁边挪了挪。
他察觉到了，没有说什么，蹲在我面前，握住我的手。
“你的手怎么伤的？”
“摔的。”
“我知道是摔的。玻璃扎的。”他低着头，看着我手心的伤，声音很轻，“妈，我找了你五年。”
我愣住了。这句话来得太突然，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就在这儿啊。”
“我以为你在春燕家。”他说完，目光移开了，落在走廊尽头那扇窗户上。
阳光透过窗格子落在他的侧脸上，我看见他下巴上的胡茬也白了。
心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拧了一下。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三个月前，春燕开车来接我。
那天早上天有点阴。
我坐在床边，老伴的遗像已经用布包好，放在一个纸箱里。
春燕进屋看了一眼，皱了皱眉：“妈，这个就不用带了吧。”
“带。”我只有这一个字。
她没再说什么，把箱子搬到后备箱，又扶着我上了车。
我腿脚不便，膝盖半月板磨损，走上两步就要歇一歇。
春燕倒没催我，可一路上她一句话都不说。
我也懒得问她去哪儿。
直到车子拐上绕城高速，我才问了一句：“去哪儿？”
“养老院。”她说，“条件挺好的，有食堂，有护工，有人跟您说话。”
“我不去。”
“妈，您一个人在家里，我不放心。”
“那你把我接你家去。”
她沉默了一下，握着方向盘的手指紧了一点：“家里房子小，孙子要上学，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看着她的侧脸，突然觉得陌生。
她小时候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她爱粘着我，走哪儿跟哪儿。
后来慢慢就远了，等她嫁了人，就渐渐成了别人家的人。
我没有再说话。
车子开了大概四十分钟，拐进一条林荫道，停在一排白色的房子前。
墙上的漆有些旧了，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福安老年公寓”。
我下了车，站了一会儿，看着眼前的房子，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妈，走，我带您进去看看。”春燕提着箱子走在前面。
我落在后面两步，慢慢地跟上去。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在这个地方，在三个月后的一天，被一个三十几岁的护工当众扇了一巴掌。
春燕帮我办完手续，把我送到房间。两张床，靠窗那张躺着一位老太太。她见有人来，撑着床沿坐起来，冲我笑了笑：“来了？”
“来了。”
“我叫丁桂兰。”
“薛秀姑。”
“这名字挺好，秀气的秀。”
我看着窗外的树影，没有接话。
春燕在旁边站了一会儿，说了几句“好好照顾自己”之类的话，转头就走了。
我坐在床边，听着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没有追出去。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辈子真是失败。
养了一儿一女，到老了，身边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
丁桂兰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叹了口气：“你女儿还算好的，好歹给你找个地方住。我儿子直接把我扔在这儿，一年来不了两次。”
“他还来看你吗？”
“打电话，一个月打一次，说不了三分钟就挂。”她说着，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你看，昨天他还打了一个，我算了算，一分钟也就说了一句话。”
我听着她说这些，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当天晚上，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走廊里偶尔传过来的脚步声和咳嗽声，久久睡不着。
我摸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那个存了十年的号码。
那是建军的号码。
我搬了三次家，换了两个手机，这个号码我一直留着，从来没拨过。
我的手在屏幕上方悬了很久，还是摁了下去。
电话里传来机械的女声：“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窗外的风把树叶吹得沙沙响，像有人在远处喊我的名字。我翻了个身，眼泪无声地滑下来，落在枕头上，凉的。
建军，你知不知道，妈在这儿等着你呢。
02
刚住进养老院的那几天，我一直不太适应。
饭点固定，睡觉固定，连喝水的时间都有人管。
我活了七十多年，从没被人这么管过。
可我也知道，我拗不过春燕。
她说等她孙子大一点，就接我回去。
这话我信了一半，也只信一半。
吕欣怡是养老院里最年轻的护工。
她二十三岁，说话轻声细语，做事也细心。
帮我整理床铺时，看见我枕头底下露出一角照片，多看了一眼，但没有问。
“薛奶奶，您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她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顺手把窗帘拉开些，“今天天气好，多晒晒太阳。”
“谢谢。”
她笑了笑，转身走了。
晚饭时，我第一次见到贾孝琳。
她穿着护工服，头发扎得紧紧的，脸瘦，颧骨高，看上去不苟言笑。
她端着餐盘从厨房那边走过来，把餐盘“咚”的一声放在我面前。
“你的。”
我低头看了一眼，一辆米饭，一勺炖南瓜，一份炒青菜。菜色不算差，只是汤已经凉了。我夹起一块南瓜放进嘴里，嚼了嚼，还行，就是有点软。
贾孝琳没走，站在桌边看着我：“有问题吗？有问题现在就提，别背地里去叨咕。”
我抬起头看她：“没问题。”
她哼了一声，转身走了。筷子在我手里停了一下。丁桂兰坐在我旁边，跟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别惹她。我没有说话，闷头把饭吃完。
回到房间，丁桂兰坐在床上跟我聊天：“你莫怪她，她就是这个脾气。上回有个老太太投诉她，她第二天就把人被子扔到地上了。”
“没人管吗？”
“管？”丁桂兰苦笑一下，“院长说是管，可管来管去，贾孝琳照样在这儿干。她姨父是区里退休下来的干部，有点关系。”
我坐在床边，没有说话。老人就是这样，在哪儿都一样，要忍着。忍一忍，天就亮了。
那几天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建军。旧号码是空号。我又拨了春燕的电话，问她有没有建军的消息。春燕说：“妈，他走了十年了，你还没忘呢？”
“他是我儿子。”
“是，他是你儿子。你儿子出息了，在深圳当大老板，可他管过你吗？”春燕的语气有点冲，“行了行了，你好好待着，我有空去看你。”
电话挂了。
我坐在床边，握着手机看了半天。
屏幕已经花了，是老伴还在时候买的，用了好几年了。
上面有一道裂缝，每次按亮时，裂缝就像一根刺扎在眼里。
我没有换，因为屏幕上还留着老伴最后发来的一条微信。
他走的那天早上发的，只有一句话：“今天的粥熬稠了。”
我看着那句话，看了很久，然后翻过手机，放在枕边。
那天中午吃完饭，我去茶水间倒水。
茶水间在走廊尽头，要经过一个拐角，那里有一间小仓库，门总是虚掩着。
经过时，我听见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
没在意，继续走。
走了两步，又听见“啪”的一声响，像塑料瓶掉在地上。
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仓库的门开了一条缝。
透过那条缝，我看见贾孝琳蹲在地上，面前的纸箱里装着几板药。
她正在把药板上的药片掰下来，装进另一个瓶子里。
我愣了一下，站在原地没有动。
贾孝琳像察觉到了什么，猛地转头，隔着门缝看见了我。
她的眼神冷了一下。
“看什么看？”她说。
我没答话，转身回房了。可那一瞬间，我心里记下了一件事。那纸箱上面印着一行字：“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
我把这件事放在了心里。
晚饭时，我的餐盘里只有半碗白饭。
没有菜，没有汤，连咸菜都没有。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向厨房方向。
贾孝琳站在柜台后面，正跟另一个护工说话，眼角斜斜地扫了我一眼。
我没有说什么，端起餐盘，把半碗白饭一口一口吃了。
米饭有点硬，咽下去时刮嗓子。
丁桂兰见了，叹了口气，趁贾孝琳不注意，把她碗里的菜拨了一筷子到我碗里。
“吃吧，别跟她一般见识。”
我看着那筷子炒土豆丝，油汪汪的，香气往鼻子里钻。我把土豆丝拨回她碗里：“不用，我不饿。”
“哪能不饿——”
“我说了不用。”
丁桂兰大概没想到我脾气这么硬，愣了一下，没有再劝。
那天晚上，肚子饿得咕咕叫。
我想起老伴还在的时候，每晚都要喝一碗小米粥。
我嫌他麻烦，还是天天晚上起来给他熬。
现在想想，那时候多好。
他生病后，我守在床边，他拉着我的手说：“秀姑，你辛苦了。”我说：“你要是真心疼我，你就好起来。”他笑了笑，没有接话。
三天后，他就走了。
老伴走的那天晚上，我守了一夜的灵。
天亮时趴在床边睡着了，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冲我挥了挥手。
我追上去问他去哪儿。
他头也不回地说：“回家了。”
我睁开眼，天已经大亮，窗外有鸟叫，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
第二天早上，我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铁盒。
里面装着老伴的遗像和一支旧钢笔。
我把笔拿出来，撕了一角纸，把昨天看到的药名、日期、楼层，一笔一划记了下来。
字歪歪扭扭，但我认得。
折好，塞进枕头套的夹层里。
03
那件事之后，我留了个心眼。
每天早上，我提前半小时起床，搬一把凳子坐在走廊拐角，装作晒太阳。
实际上，我在看那间仓库。
贾孝琳通常早上六点半到七点之间进去，锁上门，待十几分钟才出来。
偶尔出来时，手里多一个塑料袋，鼓鼓囊囊的。
我看了三天。第四天，我去找了院长赵健。
赵健的办公室在一楼，门口挂着“院长室”的牌子。
我敲门进去，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手机，见我进来，把手机扣下，笑了笑：“薛阿姨，什么事？”
我坐在他对面，把看到的情况说了。
赵健听完，脸上的笑容微微收了收：“薛阿姨，这个事您确定？贾孝琳是这儿的老人了，工作几年，一直挺负责的。”
“我看得清清楚楚，她从药板上把药抠下来换瓶子。”
“有可能您看岔了。那库房里堆着杂货，也不全是药。”赵健给我倒了杯茶，“您放心，我回头问问她。”
我心里明白，他这是在打发我。但我不能在办公室里拍桌子。我点了点头，说“好”，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他一眼。
“赵院长，那些药，是给老人们吃的。”
赵健倒水的动作顿了顿。
“我知道，您放心，我会上心的。”
回到房间，我等着赵健“上心”。
等了三天，没有动静。
倒是贾孝琳，开始有了动静。
第三天的午饭，我的餐盘里照例是半碗白饭，外加一勺凉水。
我抬头看向厨房方向，贾孝琳正靠在门框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薛阿姨，饭菜还合口吗？”
“合口。”
“那就好。”她转身走了。
我心里清楚，赵健把话漏给她了。
我坐在那里，把那半碗白饭一口一口咽下去。
身边的老人们都低着头吃饭，没人敢抬头，没人看我。
只有吕欣怡从旁边经过时，脚步停了一下。
她低下头，往我手边塞了一个馒头。
“薛奶奶，您吃这个。”
我看了她一眼。她没敢看我，快步走了。馒头还是温热的，带着面香。我攥在手里，没有吃，看着她的背影。这姑娘，心是好的。
那天晚上，我关了灯，摸黑从枕头套夹层里把那页纸抽出来，又添了几笔。写完，折好，压回枕头底。
丁桂兰翻了个身，轻声问：“你天天记什么呢？”
“没什么，随便记记。”
“你是不是还在查那事？”她说，“别查了，得罪了她，日子不好过。”
我没有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我问她：“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
她沉默了一下。
“有吧。年轻的时候生产队分粮，总觉得会计多扣了我家的称。后来有次气不过，趁人不注意，往他家水缸里撒了一把土。后来他儿子喝那水，肚子疼了好几天。”她说，“我后来想起来，一直过意不去。但也没道歉。”
“为什么不道歉？”
“不敢。”她说，“怕被人说。”
我没有再接话。她也没再开口。窗外起了风，树叶哗啦啦地响，像要把什么秘密掩住似的。
第二天早上，我趁贾孝琳出去打饭的空档，溜进那间仓库。
门没锁。
墙角摆着几个纸箱，其中一个印着“葡萄糖酸钙口服溶液”。
我掀开盖子，看见里面一板板的药，有拆过的痕迹。
拿起一板翻过来看，背面批号和封口印的批号不一样。
我把那板药装进口袋，又看了另一个纸箱。里面是些维生素片，瓶子有满有半满，封口标签各不相同。我看了几瓶，心里有了数。
正要出去，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赶紧退出来，顺着墙根快步走回房间。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心口咚咚直跳。丁桂兰看我脸色发白，问我怎么了。
“没事。”我说，“就是出去走了一圈。”
我坐在床边，把那板药用手帕包好，塞进箱子最底下。那是铁证。
可没想到，当天下午，贾孝琳就翻了我们的房间。
下午我和丁桂兰都在活动室看电视，贾孝琳以“卫生检查”为名进了房间。
我回来时，柜子门开着，箱子被动过。
我心一沉，冲过去打开箱子翻了翻，那板药还在，用衣服裹着。
但箱子底下的那件旧毛衣，不见了。
我心一凉，整个人像被人按进冰水里。
那件旧毛衣是建军走之前留下的。
毛线深蓝色，领口松了，袖口磨出了毛边。
他在家时每年冬天都穿。
出门闯荡那一年，他把毛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说：“妈，这衣服旧了，你帮我拆了打双袜子吧。”我说行，等你回来我就打。
他走了。我把毛衣收在箱底，十年了，舍不得拆，也舍不得穿。偶尔想他了，就把它摸出来，贴在脸上。那是他的味道。没有了，可毛衣还在。
现在，毛衣也不在了。
我蹲在箱子边上，半天没有站起来。丁桂兰看我这样，慌了：“秀姑，怎么了？”
我没有哭。我慢慢站起来，走到走廊里。
贾孝琳正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她看我走近，举起袋子晃了晃：“薛阿姨，你不是在找这个吧？”
塑料袋里露出深蓝色的毛线碎片。她笑了笑：“我看这毛衣放在箱子底下发潮了，帮你拿出去晒晒。谁知道一晒就碎了，这质量也太差了。”
我攥紧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生疼。我盯着她手里的塑料袋，深吸一口气，没有发作。
“好。”我说，“碎了就碎了吧。”
贾孝琳明显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是这个反应。她把塑料袋往垃圾桶里一扔，拍拍手：“那行，没事我忙去了。”
她从我跟前走过去，脚步轻快，带着一股得意劲儿。
我站在原地，腰板挺得笔直。
等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我才慢慢低下头，看着垃圾桶里露出的毛线碎片，嘴唇抿成一条线。
回到房间，丁桂兰小心翼翼地问我：“丢了什么？”
我坐在床边，没有回答。
我坐了很久，久到丁桂兰以为我哭了，爬起来想过来看我。
我没有哭。
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我把翻过的箱子重新收拾好，把衣服一件一件叠整齐，放回原处。
然后从枕头套夹层里抽出那页纸，又添了一行字：“十月十二日，衣物被损毁。”
写完了，重新折好，放回去。
这一步棋，棋到中盘，不能再退了。
04
我花了两天时间，把那些记录重新整理了一遍。日期、药名、批号，清清楚楚。丁桂兰的女儿每两周来看她一次，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
到了周五，丁桂兰的女儿来了。
她叫丁艳，四十多岁，烫着卷发，穿着碎花衬衫，风风火火的。
进房间来，先给丁桂兰剥了一根香蕉，又帮她剪了剪指甲。
我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个信封，一直没有开口。
等她要走时，我站起来，叫住她：“大妹子，你等一下。”
她回头看我：“姨，怎么了？”
我把信封递给她：“你帮我个忙，把这个交给街道民政科。不用跟人说是我给的，你就说你路上捡的。”
她接过信封，掂了掂，像是想打开看。我按住她的手：“别拆，直接交给他们。”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她妈。丁桂兰朝她点点头，没说话。她把信封塞进包里：“行，姨，你放心，我明天就送。”
她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下了台阶，拐过花坛，出了大门。胸口那口气，松了一半。
三天后，民政科的人来了。
先到院长室，跟赵健谈了一个多小时。
从院长室出来，又去了那间仓库。
下午，养老院里就传开了风声，说贾孝琳被查了。
有人看见她被叫进院长室，门关了一下午。
再出来时，脸黑得像锅底。
第二天，赵健在活动室宣布：贾孝琳因工作失误，被处以扣除三个月奖金、全院通报批评的处分。
他说话时，贾孝琳站在他身后，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角绷得很紧，看得人心头发紧。
“这个事，到此为止。”赵健最后说，“以后大家有事直接找我，不要到处反映。”
他的目光扫过人群，在我身上停了停。
我坐在角落里，脸上没什么表情。
周围的老人们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有佩服的，也有担忧的。
只有丁桂兰，在这么多人面前，轻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背。
吕欣怡站在人群后面，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没有开口。
那天晚上，我从浴室出来，吕欣怡正在走廊里拖地。看到我，她停下手中的拖把，低声说了一句：“薛奶奶，您小心点。”
“怎么了？”
“她那人，记仇。”她说完，低下头，拖着水渍走远了。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她的背影。
她说的对，我惹了一个记仇的人。
这栋楼里没人敢惹贾孝琳，偏偏我惹了。
我心里不是没有怕，可又想，有什么好怕的？
我都七十多了，黄土埋到脖子了，还能怎么着？
可我没想到，人心一横，能狠到那个地步。
一周后，赵健在例会上宣布，过半个月有深圳的企业慈善慰问团要来养老院。
大家听了都高兴，有人问是哪家公司。
赵健说，好像是一家做建材的集团公司，老总姓薛。
我本来低着头，听到“姓薛”两个字，猛地抬起头。
赵健继续说，到时候要准备节目，要打扫卫生，要精神面貌好。我一个词都没听进去。脑子里嗡嗡响，像有一台旧马达在转。
姓薛。天底下姓薛的多了。可心里还是被什么东西勾了一下。
那几天夜里，我总是睡不着。
躺在那里，眼睛看着天花板，心里翻来覆去想着那两个字。
建军。
薛建军。
这名字在心底念了几百遍几千遍，越念越觉得苦。
我也想过他会不会一辈子不回来了。
可总有一个声音在心底说，他会回来的。
他答应过的事，从小都没变过。
慰问团来的前一天，吕欣怡帮我整理房间。
她看了看窗台下的衣服，说：“薛奶奶，明天慰问团来，您穿件鲜亮点的衣服吧。听说有电视台的人来拍照。”
我从衣橱里翻出一件枣红色的棉袄，是春燕前年买的。有点旧了，但不难看。我比量了一下，把它挂回柜子里。
“就穿这个吧。”
吕欣怡看了看那件枣红棉袄，又看了看我，点了点头：“薛奶奶，您气色其实挺好的，明天多笑笑，拍出来好看。”
我嗯了一声，没有笑。
那天夜里，风很大，吹得窗户哐当作响。
我起来关窗，看见养老院门口那盏路灯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车。
大灯没有熄，光束一直照着大门的方向。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一点四十。
我没在意，关了窗，躺回床上。
那辆车停了一夜，直到天快亮时才离开。
05
慰问团来的那天早晨，天色不大好，阴沉沉的，像要下雨。
我六点半就醒了，没有立刻起身，躺着看天花板。丁桂兰也醒了，翻了个身，跟我说：“今天穿那件枣红袄。”
“嗯。”
我起来洗了脸，换好衣服，蘸水把头发抿了抿。
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
老了很多，颧骨都突出来了。
年轻的时候，我也算长得周正，在生产队时好几个小伙子都爱跟我搭话。
后来嫁给了老头子，因为他老实，不会说漂亮话，但肯干活。
结婚那天，他给我买了两尺红布做了一件棉袄。
我穿着那件棉袄，从村头走到村尾，心里美得很。
正想着，厨房那边传来一阵响动。有人在吵架。
我走出房间，看见几个护工聚在厨房门口，压着嗓子说话。
贾孝琳坐在厨房的凳子上，面前摊着一份检查通报。
她因为“违规操作，私占捐赠物资”，被升级为记过处分。
她手里攥着那张纸，指节捏得发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周围没有人敢靠近她。
吕欣怡端着托盘从旁边经过，脚步明显加快。
我端着水杯，掠过她的视线，往活动室走去。
走了两步，身后传来她的声音：“薛阿姨。”
我停下，没有转身。
“你这下高兴了？”
我没有回答，继续往前走。
活动室里，老人们已经三三两两坐好了。几个老太太穿得比平时鲜亮，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有人冲我招手：“秀姑，来这边坐。”
我走过去刚坐下，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门被推开，贾孝琳站在门口。
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头发有些散乱。
她扫了一眼屋里的人，目光落在我身上。
“薛阿姨，”她开口了，声音尖得像铁钉划玻璃，“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屋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她，又看着我。我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你要说什么？”
“你去跟民政科说，那东西不是从我这儿拿的。”她往前走了一步，眼睛红红的，“你要是不说，我这工作可就没了。”
“那是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屋里更安静了。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她愣了好几秒，脸上的表情从焦急变成恼怒，从恼怒变成凶狠。
“你是非得跟我过不去了，是不是？”
“我只是把看到的说了。”我说，“药是你调换的，库房是你进的。你做的事，你自己清楚。”
她不说话了，直直地看着我。那目光像两把刀子。我活了七十多岁，什么样的目光没见过。我坐着，没有动。
她突然冲了上来。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已经到了我面前。胳膊一挥，一个巴掌，结结实实扇在我脸上。
“啪。”
这一巴掌，打得我头偏了过去。
半边脸火辣辣的，眼前直冒金星。
整个人从椅子上滑落，摔在地上。
手肘磕到水泥地面，钻心地疼。
水杯被带翻了，在光滑的地砖上滚了两圈，发出清脆的声响。
屋里一片死寂。没有人敢动，没有人敢出声。只有水杯滚动的声音，和我的喘息声。
贾孝琳站在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她嘴角在抖，声音仍然尖厉：“有儿有女，啊？你儿子呢？十年了，连个人影都没有！你女儿呢？把你往这儿一扔就不管了！你还有什么好耀武扬威的！”
我趴在地上，想爬起来。手掌往地上一撑，正按在碎玻璃片上。一阵刺痛，我低头一看，手心划开一道口子，血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没有叫，捂着那只手，慢慢地从地上坐起来。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
七八个人走进来。
走在最前面的中年男人西装笔挺，脚步很快。
他在门口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屋里，最后落在我身上。
他愣住了。
然后他大步冲过来。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文件袋，像要说什么。他摆了摆手，那人便没有出声。
我坐在地上，看着他越走越近。
我觉得自己大概是摔糊涂了，因为眼前那张脸，好像很久以前见过。
那时他还年轻，背着包，站在家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他说：“妈，我走了。”
他蹲下来，伸手扶住我的肩膀。那双手，骨节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的目光从他干净的手上移开，慢慢往上，落在他脸上。
“妈。”
他喊了一声。
我看着他。嘴唇翕动了几下，好一会儿才发出声音。
“建军？”
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没有擦，让它淌着。
他伸手把我扶起来，动作很小心，像在扶一件易碎的老物件。指尖有点抖。
“妈，你受伤了。”他看见我手上的血。
我低头看了一眼。
血还在渗，滴在枣红色的棉袄上，颜色更深了，像一朵洇开的暗花。
我说不出话来，十年了，我有太多话想说，可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贾孝琳站在我们身后。她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一动不动。
建军扶着我往外面走，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贾孝琳一眼。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
“把监控调出来。”
那一刻，我看到贾孝琳的脸，瞬间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