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士族的北迁

公元263年司马氏灭蜀，从军事上看，已经征服了蜀国，但司马氏要把旧蜀之地全面融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体系，仍然殊为不易。因为蜀地独立的历史并不算短，自刘焉于中平五年（188）割据益州至蜀汉灭亡（263），川蜀地区脱离中原王朝，作为西南地区的割据政权已有七十余年。三国鼎立以来，三方皆以正朔自诩。尤其是蜀汉立国之初就打出中兴汉室的旗号，以正统自居，声称曹魏为汉贼，与其势不两立。而且巴蜀地区风土人情自有特色，与中原殊异，蜀地士人与中原士人长期相互对立，形成心理上的隔阂和仇视，要想消除泯灭十分困难。

司马氏平蜀之初，益州仍不时发生动乱，蜀国士族和地方豪强大族的势力也依然十分强大。司马氏政权主要由世家大族组成，阀阅门第享有累世仕宦的特权，形成了一个稳定延续的官僚集团。蜀汉旧臣作为亡国降虏，其士人遭受沉重打击，很难融入西晋政权。因此对蜀汉士族（即原来的荆州、东州及益州集团）如何处置？就成了司马氏稳定局面，安抚蜀地人心，巩固其在蜀中统治的头等大事。

周一良先生在“西晋王朝对待吴人”之文中比较了西晋对吴蜀的不同策略：“西晋王朝对于蜀人任高位者，亦颇警惕。如蜀人何攀平吴有功，任扬州刺史。‘石崇表东南有兵气，不宜用远人，征拜大司农’（《华阳国志·后贤志》）。大抵西晋平吴以后，对吴蜀旧地固多防范，然司马氏对江南地主阶级亦颇致意笼络。”周氏之论颇为剀切，但尚不能全面、动态地把握西晋治蜀的方略。从实际情况来看，西晋统治者对吴地士人的入仕虽有限制，但还是比较宽容的。西晋治蜀方略则前后期有明显的变化。平蜀之初，司马昭对蜀中士人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高压政策，导致蜀中士人地位的急剧下降。晋武帝即位后，逐步调整治蜀政策，对蜀中士人加以怀柔与笼络。司马氏对待蜀地士人的政策前后期究竟有何不同？史书语焉不详，笔者于此作初步申论。

司马昭平蜀之后，为了防止蜀地出现动乱和再次割据，就将蜀主刘禅迁徙到京师洛阳，以便就近监控。灭蜀之初，邓艾建议将刘禅留在成都，以作优待“降君”的表率，借此招徕孙吴。但邓艾的这一建议被司马昭断然否定。钟会之乱被扑灭后，“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

刘禅被司马氏迁出蜀中，自不待言。因为在中古社会，凡战胜国一方，为防范战败国死灰复燃，对降君必然严加监视，绝不会将其留在原地。据《汉晋春秋》载，刘禅来到洛阳后，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并“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此事诚然反映了刘禅被司马昭戏弄后的憨态，被后世传为笑柄。但从“君忧臣劳，君辱臣死”的君臣一体角度来看，司马昭不仅是戏弄羞辱了刘禅，也是对蜀中士人的羞辱。

司马昭并不仅仅满足迁徙刘禅，与此同时，他又将蜀汉政权的大部分官员与士族都迁往中原。《三国志·陈留王纪》有一条记载：司马氏平蜀后，“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虽然史料中用了“劝募”二字，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非是“劝募”，而是“强制逼迁”，所谓“蜀人”也并非是蜀地的普通民众，而是蜀中的士族。景元四年（263）邓艾灭蜀，其恃功自傲，被钟会构陷而死。紧接着，钟会与姜维作乱成都，被卫瓘等人所诛杀。蜀地的连续变乱引发了严重后果。史载，“钟会自涪至成都作乱，会既死，蜀中军众钞略，死丧狼藉”。为报复姜维诈降，蛊惑钟会叛乱，司马昭下令对蜀地士人大迁徙。于是绝大多数蜀汉官宦及其子弟，都被强制迁徙到洛阳及河东一带。此次迁徙的士人有多少？虽无明文记载，但恐怕不会少。

被迁徙的蜀官中年龄最老的大概是蜀镇军大将军宗预与右车骑将军廖化。延熙十年（247），宗预受拜屯骑校尉，此时宗预已六十多岁。而在诸葛瞻“初统朝事”时，宗预、廖化皆已年逾七十。“咸熙元年春，（廖）化、（宗）预俱内徙洛阳，道病卒。”估计宗预与廖化此时已年逾八旬，司马氏连蜀官中耄耋老人都不放过，强令内徙，可见迁徙令之严，范围之广。宗预、廖化毕竟年事已高，结果在迁徙道路上“病卒”。

迁徙之后，蜀汉重臣大族后裔的沉沦衰败是普遍现象，包括诸葛亮子孙在内，均未能幸免。诸葛亮后裔在晋朝命运颇为坎坷。亮之亲子，只有诸葛瞻一人，且战死绵竹。“瞻长子尚，与瞻俱没，次子京及攀子显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诸葛京、诸葛攀等人被逼内迁之后，长期“流徙中畿”，与世沉浮。其余诸如蒋琬、费祎等“蜀汉四相”的子孙，亦遭贬抑，碌碌无为。他们父祖辈本贯荆州，仕宦蜀汉，最终却被迁徙至河东，既失去了旧日的族望，也离开了父辈的居所。刘封、孟达之子也被内迁。曹魏后来拜“（刘）封子林为牙门将，咸熙元年内移河东。（孟）达子兴为议督军，是岁徙还扶风”。

谯周有劝降刘禅之功，又是益州土著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刘备嫡系荆州集团士人明显不同，按理可以免予迁徙，F但司马昭不仅否决了谯周“裂土以封（刘禅）”的提议，还屡次征召年迈衰老的谯周入洛阳朝见。名为征召，实是逼徙，令谯周十分无奈。“晋室践阼，累下诏所在发遣（谯）周。周遂舆疾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谯周入洛后对弟子陈寿抱怨：“昔孔子七十二，刘向、杨雄七十一而没，吾年过七十，庶慕孔子遗风，可与刘、杨同轨，恐不出后岁，必便长逝，不复相见矣。”翌年冬谯周卒。

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泰始）五年，散骑常侍文立，表复假故蜀大臣名勋后五百家不预厮剧，皆依故官号为降。”文立请求晋武帝免除蜀汉大臣及士族五百余家“不预厮剧”，换言之，可以理解为蜀汉名宦士族五百余家此时巳经沦为“厮剧”了。文立作为入晋蜀人，其提到的“五百余家”必是耳闻目睹，否则文立何以上表。所谓“厮剧”就是仆役杂工，也就是从事卑贱苦役的引车卖浆者流。泰始五年（269）距离蜀汉灭亡（263）不过六年，距离蜀汉官宦子弟迁徙河东（264）不过五年。短短五年时间，“蜀汉大臣名勋”的子弟，便在中原沦为“厮剧”，与奴仆杂役为伍，可见其门第滑落速度之快。

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即是财富。失去了封地食邑和部曲佃客的荆楚士族子弟，无处谋生，自然沦为“厮剧”。诸葛亮当年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按一顷为百亩，诸葛氏家族的庄园占地一千五百亩，也不为少了。但诸葛亮“子弟衣食，自有余饶”的幻想却最终破灭。蜀汉官宦子弟，入晋之后的境遇相当悲惨。昔日的贵族勋戚，不仅失去了特权，甚至沦为贱民。这与侯景乱南梁时，江左头等士族的王谢子弟因缺乏生存能力而活活饿死，有着惊人的相似。

为何司马昭对蜀中士人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笔者以为很可能与姜维当年的图谋复国计划有关。钟会叛乱，欲尽坑杀魏将，所以“魏将士愤发，杀会及维，维妻子皆伏诛”。魏将士杀死姜维后，仍不解恨，遂共剖维腹，“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升）大”。钟、姜谋反事件十分严重，几乎使司马昭统一天下的战略规划功亏一篑。“时蜀官属皆天下英俊，无出维右。”但司马昭及魏军将士对以姜维为代表的蜀中士族十分痛恨，在他们眼中蜀汉士人已成为好乱乐祸之徒。安平人张载于“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张载“博学有文章”，其所作之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晋统治者对蜀地士人的看法，故在平蜀、平吴之后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即对蜀中士人严，对吴地士人宽。正如周一良先生所指出：“西晋平吴以后，对吴蜀旧地固多防范，然司马氏对江南地主阶级亦颇致意笼络。”从史实来看，吴亡以后，江东的顾、陆、朱、张等豪门大族势力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但蜀汉旧臣的士族子弟，却沦为与仆役为伍的厮剧，二者相比判若云泥。

（本文摘自朱子彦著《党与阀：汉晋之际的士族与党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朱子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