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8年，北京一处专家会场门前，江苏来的老人被警卫拦住登记。周恩来总理点名要见他，警卫自然不敢马虎，递过纸笔说道：“请留下姓名。”老人接过笔，低头画了一道歪斜的线。
警卫看得发愣：“这是名字吗？”
老人先是一怔，随即笑了起来：“这就是我，季德胜。”
这道线并非故意戏弄人。季德胜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一生最拿手的本领，不在纸上，而在山野、药箱和一条条毒蛇之间。
季德胜1901年出生于江苏宿迁，属于季氏蛇药第五代传人。这个“传人”听起来颇有分量，实际却没有显赫家世。季家靠走街串巷治蛇伤谋生，收入微薄，居无定所。季德胜出生时，家人甚至暂住在宿迁城外一座破落寺庙里。
他六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季明扬便带着他四处行医。孩子年纪虽小，却早早见识了谋生的艰难：竹篓里装着蛇、蜈蚣和蝎子，肩上背着药材，父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这门手艺没有书本可循。辨认蛇种，判断毒性，处理蛇胆、蛇蜕和蛇毒，再把药材制成药饼，每一步都靠经验。季明扬常把季德胜带进山里，教他先看蛇形，再看伤口，不能只凭病人的呻吟下判断。
季德胜后来回忆父亲时，提到最多的不是药方，而是谨慎。蛇伤救治不能拖延，药量也不能凭感觉。对一个靠手艺吃饭的郎中来说，救活一个人，才是最硬的招牌。
1923年冬，季明扬在江苏如东县病逝。临终前，他只叮嘱儿子一句：“拿好咱家的秘方。”这句话分量很重。那时的季氏蛇药只是家族赖以活命的本钱，秘方一旦外泄，父子几代人的饭碗也就断了。
父亲去世后，季德胜独自走上旧日的行医路线。春夏往北，秋冬向南，哪里蛇虫活跃，哪里就可能有他的摊子。有人叫他“蛇郎中”，也有人因他救过性命，称他“蛇侠”。这些称呼没有官方册封，却是病人用命换来的信任。
1942年，季德胜在苏州行医时，遇到一次真正的危险。当时苏州处于日军占领之下，他在城门附近摆摊，专治农民蛇伤。一名日本商人黑木三郎盯上了这门生意，起初送点心、送礼物，后来干脆拿出钞票，提出拜师学艺。
有意思的是，黑木三郎并不只是想学一门治蛇的本领。他看中的，是季家几代人积累的药方和制药方法。日本方面既有金钱诱惑，又有宪兵撑腰，所谓“拜师”背后，显然带着强迫意味。
席间，黑木三郎对季德胜说：“只要交出药方，荣华富贵少不了。”
季德胜没有硬顶，只含糊应付：“采药的事还没办完，改日再谈。”
第二天并没有到来。当天夜里，季德胜收拾细软，悄悄离开苏州。他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江湖郎中，正面抗拒未必能全身而退，保存药方、保住性命，才有继续救人的可能。
后来有人问他，为何不拿药方换钱。季德胜回答得很直白：“人穷，志气不能穷。”这句话并非漂亮话，而是他在战乱中作出的实际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季德胜的人生出现转折。1956年，南通市中医院为他设立蛇伤专科，他从走街串巷的民间郎中，成为医院中的专业人员。身份变了，行医方式变了，但处理蛇伤时那股严谨劲没有变。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把祖传秘方无偿交给国家。有人不理解，问他为何舍得。季德胜的答复很有算计意味：“方子在我手里，只能救一地的人；交给国家，能救更多的人。”
这不是把祖传手艺轻轻放下，而是把家族秘方从私人谋生之物，转为公共医疗资源。南通蛇药后来不断改进，成为我国蛇伤防治领域的重要成果，季德胜也参与了临床推广和经验整理。
1960年，武汉一名空军中尉朱宝祥被毒蛇咬伤，病情危急，当地医院一时难以处理。卫生部门向南通发出求援电报时，季德胜本人正在住院，患有胸膜炎。
接到消息后，他没有推辞，带着药箱赶赴武汉。一路转车，近九个小时后抵达病人身边。连续诊治八天，朱宝祥终于脱离危险。对季德胜而言，病人能不能活下来，比自己是不是病号更要紧。
1958年那次北京会见，周恩来专门点名要见季德胜，正是因为这位老人既有独到的蛇伤医术，也有把秘方献给国家的胸襟。会场门口那条歪线，反倒成了最特别的“签名”。
1972年，季德胜从南通市中医院退休，仍继续研究蛇药在其他病症中的应用。1981年，他在南通逝世，终年80岁。那只陪伴他半生的药箱，也随之结束了一个民间郎中不断奔波的时代。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