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鲁奖获奖作家谈心中的上海和鲁迅：两种巨大，化合为雄浑的文化

储福金：鲁迅先生是引导我创作前行的第一位导师

我出生在上海，中学就读于当时的重点中学——陕北中学（现在的晋元中学）。我是六八届初中生，人称“老三届”，1968年底插队落户到籍贯江苏宜兴农村。应该说，上海是我的第一故乡，后来又转插到江苏金坛。之后在第12年我调到了江苏省作家协会，先从事编辑工作，后为专业作家。这一晃，离开上海五十多年了，已是乡音全改。就是相交多年的老友，不听介绍也都不知我是“上海人”了。但现在我每次到上海，每次听到上海话，都有一种莫名的感觉。那感觉像是潜入在内心深处的一个角落，像是被遗忘的，又像是无法遗忘的。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在上海。当时不用上学，但社会上流传的书不少，我看了各种各样的书，特别喜欢的便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也有他的散文、诗歌。他的杂文集我能看到的也都找着看了。好多他作品里的文字我当时都能背诵，比如《野草》等。后来，连同他翻译的作品《毁灭》等也都找来看了。应该说我当时作品看得最全的一位作家，就是鲁迅先生的。他是引导我创作前行的第一位导师。

谢有顺：从广州到上海，是鲁迅人生中一次关键的“破茧”

鲁迅是1927年从广州、从我们中山大学来上海的。他称赞广州饮食“极便当”、花果繁盛，并坦言“我爱广州”，同时又感到广州文艺界“落寞”“单调”，认为“根本不是写文章的地方”。

而上海之于鲁迅，是思想战场，也是他的文体试验场。这座城市不仅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栖身之所，更深刻塑造了他作为“革命人”和杂文家的最终形态。上海为鲁迅的创作注入了全新元素，但他与上海的关系也充满了深刻的悖论。他既留恋上海的“刺激”，又厌恶其“是非蜂起”；他依靠杂文战斗，又为无法写出更多小说而遗憾。这些冲突、悖论和驳杂，淬炼成了他笔下最锐利的文字，不仅成就了他后期写作的辉煌，也使鲁迅成了上海文化精神的重要构成。

因此，从广州到上海，是鲁迅人生中一次关键的“破茧”。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他思想、身份与写作风格的深刻转型。广州可以说是他思想转变的孕育地，而上海则是他将新思想付诸实践、走向创作高峰的新舞台，他在广州沉淀的思想与情感，最终在五光十色的上海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彭程：他的伟大文学遗产已经内化为上海的一条文化血脉

有幸获得以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并来到先生长期生活过的上海领奖，心中涌起对先生的深切的缅怀与敬仰之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鲁迅先生在上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这十年是其思想成熟期、创作巅峰期，正是在这里，他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化重镇中的地位。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他的伟大文学遗产已经内化为这座城市的一条文化血脉，参与塑造了城市的独特精神品格。这种影响的深度及广度，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彰显。

“创作总根于爱。”鲁迅先生这句话，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本质。每一个写作者，不管他操持的是哪种文体，都应该表达出对人的关切，对生活和社会的责任感。作为一名获奖者，我期待自己能够在这座到处闪耀和浸润着先生的人格光辉、生命气息的城市，充分汲取丰厚的精神营养，化作今后写作的不竭动力。

梁鸿：当你的内心有广阔人间的时候，写作也会变得宽广而深远

鲁迅先生是我们这代人敬仰的写作者和生活者。

我记得我的博士生导师王富仁先生，他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曾经说过一句话：“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生命去感受现实。”当时我非常震动，“用生命去感受”意味着你要敞开你的情感和灵魂去感受活生生的现实，感受其中每一个人的具体存在。对中国生活的大热爱是鲁迅先生写作和生活的基本起点，也是其精神内部最核心的原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作为一个后辈写作者的基本起点。

前不久，有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他们楼里一位年轻的保安特别喜欢《要有光》，认为我写得非常好。我非常激动，感觉自己好像又受到了一次嘉奖，来自一位遥远的普通生活者的喜欢和阅读，它让我体会到文学的力量。“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不单单是一种思想境界，也是我们创作和思考的基本起点，它意味着，当你的内心有广阔人间的时候，你的写作也会变得宽广而深远。它也说出了人类生活的本质：我们都息息相关，我们在一起，共同创造人间，也共同感受和思考人间。这也正是写作的意义。我们互相看见，彼此照亮。

林那北：他把这座城的细密纹理有力地写进一篇篇文字中

小时候从课本里读到鲁迅先生的文章时，上海就进入我们的视线了，那是鲁迅视角里的上海，有儿子降生的欣喜，有与亲密友人往来的温情，也有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的愤怒。生命最后近十年的时光中，他在这里呼吸行走，生活写作，把这座城的细密纹理有力地写进一篇篇文字中，成为永远的历史记忆。最终他又在这里病逝，然后长眠于此。对很多喜欢他的人而言，上海与鲁迅先生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总是被命运带到一座城，我们所敬仰的鲁迅是上海的荣光。

丁捷：我欠上海一篇散文

我的童年时代，家里发生了一件与上海人有关的事。当时我的奶奶得了重病，到上海去做手术。南通跟上海很近，所以南通人求学、看病、买大宗商品什么的，都是跑到上海去。但上世纪70年代南通农村还是太贫穷了，我父亲为负担高昂医疗费，四处借债。在大上海的医院陪护奶奶，他一天只舍得啃两个冷馒头；天冷了和衣躺在病床旁边的地板上，连个被子都没有。同病房的一位上海老奶奶的陪护人——她的女儿，冷眼看了两天，第三天她回家，拿来被子、衣服，还有一大包吃的，饼干、榨菜什么的，给我父亲。此后，她与父亲姐弟相称，还带丈夫和她的孩子们到病房来，认我父亲这个刚结识的“舅舅”。奶奶住院期间，得到了上海姑姑无微不至的关怀。出院回家后，奶奶撑了几个月，去世前一直念叨，让我父亲不要忘了上海人的恩情，将来日子过好了，要找机会去报答。

后来好多年，父亲一直跟上海姑姑通信，热情邀请她来南通做客。过了两年，上海姑姑果然来了。我那时四五岁，记得上海姑姑微胖，皮肤白白的，身上的味道香香的。她把我拉到跟前，帮我钉好衬衫上缺掉的纽扣，叮嘱我将来要好好读书。可惜，后来父亲跟她失去了联系，且他英年早逝，自始至终并未有机会报这份恩情。

记得我上中学时曾问过父亲，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上海人，要帮一个乡下穷病友。父亲说自己当时也很奇怪，后来上海姑姑写信的时候说到，父亲在病房陪护的时候，一有空就抱着一本书看，让她感动了。

我长大后，一直想去上海找这位姑姑。唯一的线索是记得父亲说过，她家的地址是上海斜土路还是斜土西路，她名叫朱锦绣，丈夫在上海橡胶研究所工作。2019年，我访问上海报业集团时，求助一家媒体的总编辑，他说，斜土路变化太大了，没法找，你可以写篇散文，登在我们报纸上，上海姑姑看到肯定会主动联系的。可惜可恨的是，这几年我一直没有写出这篇文章。

古人云，仁者寿，上海姑姑差不多有九十岁了吧，我相信她一定住在大上海的某个角落，儿孙满堂。我想让她知道，半个世纪前，她在我心口的纽扣上留下的温馨，至今犹在。

胡性能：37年前，我在上海写下第一个短篇小说

1989年秋天，我来到上海。作为云南乌蒙山区一所专科学校的年轻助教，我到复旦大学进修，住在离虹口不远的复旦硕园，并在那儿写下我的首个短篇小说《米酒店老板的女儿》。37年时光不算短，重返故地，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将那篇小说投入邮筒的情景。不久后，我收到来自《滇池》编辑老师张庆国的回信，他在信中告诉我小说即将刊发的消息。过了那么多年，我还记得当时内心的激动与喜悦。

我在复旦就读的是“写作助教进修班”，因为晚了一周报到，我没和同班同学住一栋楼，而是被安排去了另外一栋楼，与来自抚州师专、南京林大和云南文山师专的学员住在一起。当时，复旦办了一个作家班，学员们早半年进校，与我就住在同一栋楼。记得有一次在楼道口，看到墙上张贴着凡一平作品研讨会的海报。那时我不认识凡一平，作家班的其他学员我也都陌生，等我认识凡一平并成为朋友，他已长成一个像弥勒佛的胖子。

上海的冬天不算太冷，天晴时，与我故乡昭通的气温差不多。加之进修课程比较轻松，我有充裕的时间来阅读和写作，我那时怎么也想不到，37年后，我会来上海虹口领取鲁迅文学奖，这种生命闭合式的巧合里，仿佛能看到命运特殊的轨迹。所以要感谢评委会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授予我的《猛犸象》。能够获鲁迅文学奖，我有些意外，当然更大的是惊喜，这让我对文学充满了感激。我很庆幸自己的人生能够与文学结缘，它让我不仅有一个具体的现实世界安顿肉身，还有一个用文字搭建的虚拟世界供精神自由呼吸。

罗伟章：在他心目中，他和上海，是连血带骨的关系

上海之于鲁迅，是温暖的，在这里，他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接着有了儿子，虽然据说儿子的出世完全是个意外，但他对儿子的爱，却成为父爱的典范。他为儿子取名海婴（上海出生的婴儿），可见在他心目中，他和上海，是连血带骨的关系。

鲁迅之于上海，是强悍的——强悍的精神堡垒，鲁迅的自我进化、文学创作、艺术活动、对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扶持等等，构成这座堡垒里丰沛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成为坐标，都清晰到嶙峋，都铮铮作响，近百年过去，我们还看见他的身影，还听见他的声音，还在他那里为自己做精神体检，还在每一次体检中查出自己缺钙，并从他的文字里去补。

上海和鲁迅，一个是巨大的空间，一个是巨大的时间。而空间和时间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体的。两种巨大，化合为雄浑的文化。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鲁迅的最后十年不在上海，他会怎样？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他会在另一处成就巨大。但既然他就在上海，证明上海最该享有这份荣耀。

哲贵：鲁迅和上海是一种精神

上个月我回了一趟温州老家，朋友带我去看了一个纪念馆，叫林夫纪念馆，很小，只有550平方米。估计很少有人知道林夫这个人了。1911年，林夫生于温州平阳县（现为苍南县）林家塔村。1932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个青年木刻家。同年，经冯雪峰介绍，林夫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鲁迅先生。1936年10月8日，林夫参加第二回全国木刻展，鲁迅先生抱病出席并与青年木刻家座谈，留下了他生前最后的九张合影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林夫坐在鲁迅先生的左侧。八天之后，鲁迅先生逝世，林夫在葬礼上执弟子礼。

1937年，抗战爆发，林夫回到温州老家，参加了位于平阳山门的浙闽边抗日干部学校的工作，先后担任平阳县宣传部长和县委组织部长。他以木刻为武器，奔赴各地，开展各种救亡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后因策划并参与赤石暴动而牺牲。牺牲的时候，他怀里揣着跟鲁迅先生的那张合照。

没有资料显示，1937年之后，林夫有没有再来过上海。无论有没有再来过，鲁迅和上海都已成为他的精神力量，是他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他战斗到最后的动力之一。我想，在当时，鲁迅和上海这座城市一定吸引和鼓励着成千上万像林夫这样的青年。我觉得，现在，依然是。

艾平：鲁迅先生的气韵不会远去

25日夜里抵达上海，第二天醒来，黄浦江上的阳光已经像金色的缎子一样铺开，把百年的故事变成了一首徐徐而去的长诗。

每一次来上海，都会留下斑斓而美好的记忆。这个大都市离我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远隔2900多公里，它们的辽阔和繁华，总是在我的心里沉淀为两个字——文学。多少次，我寻觅着鲁迅、巴金、茅盾的足迹，在这个城市里边走边想，以一个后来者的急切去拥抱他们文学的光芒。这一次我为接受鲁迅文学奖而来。

不由得想起201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聆听草原》，并在思南读书会举办了读者见面会，那是我在上海停留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因此有时间，沿着鲁迅在上海生活九年的路线图，去与敬爱的大先生默默倾谈。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九号，我似乎看到了先生那清瘦的身影奋笔疾书的时光——闰土、阿Q、祥林嫂、孔乙己的形象一一在眼前回放，最后，我很想看看鲁迅先生的存书室，我从大陆新村起步，一路问了小商贩、老阿姨、气宇轩昂的中年男人，他们全都不知道，后来一位戴眼镜的老者，告诉了我，溧阳路1359号，这是一间普通的民房，只有20平米，看起来有点陈旧，门锁着。

1933年3月，鲁迅即将搬入大陆新村9号寓所。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家里不便存放大量进步书刊、文稿，怕抄家牵连家人，于是决定把住宅与存书室分开。经内山完造帮忙，以内山书店日本店员镰田诚一的名义租下二楼东前间，门口挂“镰田诚一”的门牌做掩护。

这小小的存书室，存书共6888册，包含马列译著、左翼书刊、瞿秋白手稿、柔石遗作遗物等珍贵文献。鲁迅自己设计了可拆装木质书箱，合上是箱子，打开就是书架，方便随时转移避险。我用手轻轻抚摸着带包浆的门楣，心想，当时先生应该就站在我如今的这个位置，拿出钥匙开门，然后在万千卷帙中，找一本需要的书。

我很想走进去，捧起一本先生读过的书……我知道，我会再一次到鲁迅存书室拜谒的，虽然那里大量的藏书已经由许广平先生妥善处理，但是我相信鲁迅先生的气韵仍然不会远去。

傅菲；山阴路132弄9号，是一个时代的地址

山阴路并不长（约600米），也不宽（约10米），高大的梧桐树立于街边，树叶遮蔽了街道，显得十分清爽。这是一条老街 ，仍保存了百年前的模样，驳杂、神秘、干净、朴素。132弄9号是一座花园的地址，也是一个时代的地址。这是大先生晚年（最后）的寓所。每次去上海，我都会去山阴路132弄9号（原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站在铁栅门前瞻望，或入花园瞻念。老式的小天井，木质的楼梯，老木书桌，落地书架，这一切都让我心动和伤感。

自1927年10月入沪至1936年10月19日在寓所逝世，大先生在沪生活九年，先后有三个居住地——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创作了大量作品，编选和翻译了重要著作，发掘和帮助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作家。上海是大先生最后的生活之地，与大先生的精神有了血肉相连，腔脏互存。

山阴路132弄9号，在我心里，既是丰碑，也是灯塔。

傅逸尘：永葆扎根现实、心系人民的初心与热忱

新时代的文学现场早已打破旧有边界：写作疆域在拓展，书写主体在扩容，文学经验在更新，思想观念也在持续迭代、升维。文学理论与评论，必须在火热现实中展开思辨与省察。对时代变革、生活变化的深切体验和深入观察，理应成为新时代批评家最为倚重的批评资源。

基于新的视野、经验和思考，我在《“新红色经典”论》中，系统梳理“人民史诗的文学”从家国叙事走向国家叙事再到迈向文明叙事的演进轨迹，希望通过“再叙事”与“再阐释”，让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砥砺奋斗的恢宏史诗，转化为更鲜活、更深刻、更具当代传播力的创新表达；同时，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域，挖掘“新红色经典”创作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时代价值，探寻历史与现实、本土与世界对话的更多可能。

特别喜欢鲁迅先生那句流传甚广的名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当年，鲁迅先生身处上海弄堂，身染重病，仍苦苦思索个人与时代、与世界的关系。这时刻提醒我们，无论作家还是评论家，都要永葆扎根现实、心系人民的初心与热忱。

（本报记者何晶、傅小平、李凌俊采访整理）

原标题：《本届鲁奖获奖作家谈心中的上海和鲁迅：两种巨大，化合为雄浑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