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读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看后直言：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好

1963年11月15日，北京，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来宾时谈到了溥仪的自传。他没有顺着书稿中的悔罪语气往下说，反而指出：“我觉得书写得不怎么好。”这句话听起来很重，实际是在提醒人们，评价溥仪，不能只盯着个人过错，还要看他所处的制度和时代。

毛泽东接着说，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在毛泽东看来，溥仪成为皇帝，并不是三岁孩子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清朝末年政治结构推到他身上的位置。若把全部责任压在一个人身上，反而容易遮住旧制度本身的问题。

这也是《我的前半生》最初写作时的特殊背景。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进行坦白、检讨，要求他们通过回忆经历，认识过去所犯的错误。溥仪的稿子，便是在这种思想改造环境下逐步形成的。

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溥仪先口述，弟弟溥杰执笔，内容从家世、幼年登基写起，一直写到被关押改造后的生活。初稿约四十五万字，带有明显的自我检查性质。溥杰后来回忆，这份材料更像一份自传性的检讨，还不能算成熟的书稿。

溥仪的人生，确实有着特殊的起点。1906年出生的他，1908年被立为宣统皇帝，年仅三岁。辛亥革命后，他于1912年退位，却仍住在紫禁城内。1924年被驱逐出宫后，他的人生又被日本势力牵引，1932年成为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皇帝。

这些经历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人的选择”。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替溥仪抹去责任。毛泽东的评价，恰恰包含两层意思：溥仪需要承认自己的过错，可自传不能把复杂历史写成个人一人承担的悔罪书。

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洲国随之瓦解。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在通化大栗子沟宣布退位，随后在试图离开东北时被苏军俘获。1946年，他曾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后来也承认，自己当时为了减轻责任，对部分事实有过回避和推诿。

1950年8月，溥仪被苏联移交中国，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编号为981。刚到那里时，他连系鞋带、扣衣扣、整理被褥都不熟练。过去有人替他料理一切，如今必须自己完成日常生活。

有一次，轮到他值日倒便桶，他很不情愿地说：“上辱祖宗，下羞子侄。”这句牢骚，反映出旧身份留下的心理惯性。管理人员没有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而是让他在劳动、学习和集体生活中逐步改变。

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发生。

当他参加日本战犯认罪和检举活动，听到昔日所谓“皇军”在东北犯下的暴行时，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所依赖的那套力量，并非维护国家的正义之师。1956年，溥仪出席沈阳最高人民军事法庭，控诉日本战犯，称这是自己第一次真正为祖国人民服务。

他的转变，也受到亲属来访的影响。1955年，溥仪的叔叔载涛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见载涛时问起溥仪，并希望清朝宗室能够关心、帮助这个特殊的亲人。

毛泽东对载涛说：“我们消灭的是整个剥削阶级，而不是哪个人。”这番话的重点，不在于替溥仪开脱，而在于说明改造对象是旧思想、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是为了把一个人永远钉在过去。

1956年3月10日，载涛带着几位宗族成员到抚顺探望溥仪。多年未见，溥仪一眼认出“七叔”，当场失声痛哭。这次会面使他感受到，自己并没有被彻底抛弃，也促使他更加配合改造。

1959年1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特赦第一批改造表现较好的战争罪犯和反革命罪犯，溥仪名列其中，领取了“赦字001号”通知书。特赦并不意味着历史责任被取消，而是给予他重新进入社会、用劳动生活的机会。

特赦后的工作安排，也经过周恩来等人的慎重考虑。让他回故宫，容易引起围观和社会影响；让他行医，他又缺少正规资质。1960年2月，溥仪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工作，做浇水、温室管理等事务，后来又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自传的修改，正是在这一阶段不断推进。周恩来读过早期稿本，提出过意见；有关部门也组织历史学者进行核对。李文达参与整理后，曾与溥仪逐字对照，补充史料，修改叙述。原先偏重认罪的文字，逐步增加了清宫生活、伪满洲国以及日本控制下的政治事实。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书稿具有教育意义，就对它照单全收。他肯定溥仪愿意承认错误、重新做人，却认为作品不能把溥仪在改造中的表现写得过高，也不能把全部历史罪责都集中到他个人身上。

经过多次修改、校订和征求意见，《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在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它既是溥仪个人经历的记录，也保存了清末宫廷、民国政局、伪满洲国和战犯改造等多重材料。毛泽东那句“写得不好”，针对的不是溥仪有没有悔过，而是这部书怎样才能更接近历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