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毛主席得知侄媳妇当上镇长，便向她询问：群众是否认同你？

1952年，北京中南海，毛主席第一次见到侄媳韩瑾行时，没有先问她家里的事情，而是把话题落到了株洲镇的群众身上：“你在株洲工作时，群众反映怎么样？大家认同你吗？”

这句问话看似平常，却直接触及基层干部最要紧的一件事：手里的权力，究竟有没有落到百姓身上。

韩瑾行当时已经病得不轻。她曾在湖南株洲镇担任主要负责人，因长期劳累患病，出现肺部大出血。到北京治疗后，协和医院认为病情复杂，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治疗把握并不大。

出院时，她的心情十分低落。那时的韩瑾行甚至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太久。恰好婆婆王淑兰也在北京，婆媳二人便一同写信，希望能够见毛主席一面。

这次见面，对韩瑾行来说并不只是亲属相聚。她是毛华初的妻子，而毛华初是毛泽民的养子。早年，王淑兰在狱中接触到地下党员罗醒，罗醒牺牲后，将年仅7岁的孩子托付给她。这个孩子，后来便成为毛华初。

毛华初成年后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工作，并在那里与韩瑾行相识。1949年，两人结为夫妻。韩瑾行有文化，工作能力也较强，1950年被任命为湘潭县株洲镇镇长。

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政权刚刚建立，湖南不少地方百废待兴。株洲的工商业、交通和社会管理都需要重新理顺，基层干部往往一人承担多项工作。韩瑾行此前主要从事教育工作，突然走上行政岗位，压力可想而知。

毛主席听完她的回答后，没有追问功劳，而是继续提醒她：“只要肯努力，肯进步，就能把工作做好。群众反映好，才是真正的好。”

在场的毛宇居曾是毛主席少年时期的老师，也了解家乡情况。他替韩瑾行说了一句公道话：“韩镇长年轻，能办事，群众那里反映不错。”

这番谈话让韩瑾行意识到，干部不能只满足于把文件办完、把任务完成，还要知道群众是否真正认可。她过去确实不太善于和群众沟通，处理地方事务时，有时更重视工作安排，忽略了群众的感受。

病后休养期间，她重新思考了这件事。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她却逐渐改变了工作方法。面对群众意见，不再急着解释，而是先听；遇到工作偏差，也不再回避，而是及时纠正。

1956年，韩瑾行调任长沙县委副书记。农村合作化推进过程中，她没有只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而是反复下乡，走访农户，了解生产、分配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她向上级提供的数据，尽量做到有依据、有出处，不夸大成绩，也不掩盖困难。

有意思的是，实事求是并不是一句口号。农村情况复杂，合作化过程中既有群众支持，也有疑虑和实际困难。只有把真实情况摸清楚，政策执行才不会变成简单命令。韩瑾行在这方面的转变，正是从那次中南海谈话之后逐渐形成的。

1957年，毛主席到湖南考察农村合作化，湖南方面原本安排韩瑾行与其见面，但她当时正在基层处理工作，最终未能成行。这个遗憾没有改变她的工作方向。她仍然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农村和群众中间。

1959年8月，韩瑾行在农田察看工作时，突然因肺部大出血晕倒。多年带病工作，终于使旧病再次恶化。毛华初不得不向中央写信求助，韩瑾行随后被送往北京治疗。

1959年10月，北京火车站，毛主席秘书高智等人接到这位特殊的病人。毛主席得知情况后，关心她的治疗安排。韩瑾行先后在北京多家医院接受诊治，经过近一年的治疗，病情才基本稳定。

1960年10月8日，韩瑾行在中南海再次见到毛主席。相隔八年，毛主席仍认出了她，并询问夫妻二人的工作情况。谈话中，毛主席特别肯定他们不借亲属关系谋求特殊待遇，也没有主动向外界宣扬这层关系。

这件事在当时并不容易。毛华初在湖南林业系统工作，韩瑾行也担任过地方领导职务。两人如果愿意借助关系，完全可以获得更多便利，但他们始终保持低调，按组织程序办事。毛主席对此表示满意，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1962年2月，韩瑾行夫妇在上海第三次见到毛主席。这一次，她没有只汇报成绩，而是把农业合作化、公共食堂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也一并作了反映。

毛主席听后表示，有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上级听不到真实情况。他还说，今后有情况可以直接写信反映。对基层干部而言，这种要求十分明确：报喜不报忧，表面上维护了成绩，实际上却可能使决策者失去判断依据。

1964年，在一次中央农业工作会议期间，韩瑾行第四次见到毛主席。两人没有进行较多交谈。此后，韩瑾行夫妇经历了特殊时期的冲击，但他们没有借助毛主席亲属身份为自己辩解，也没有改变一贯低调的处世方式。

韩瑾行从镇长到县委副书记，真正留下的并不是“毛主席侄媳”这个身份，而是她在一次次基层工作中对那句问话的回答：干部做得好不好，不能只看上级评价，还要看群众是否愿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