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纺织女工一路走到副总理，退休后按团级标准发放工资，享年87岁

1975年5月，中南海，毛泽东与政治局成员逐一握手。轮到吴桂贤时，这位来自陕西纺织战线的女干部开口说道：“主席，延安儿女向您老人家问好！”毛泽东听后明显一怔，随即问她是不是延安人。

吴桂贤并非延安籍贯。她出生于河南，后来长期在陕西工作。之所以这样问候，是因为陕西干部曾托她向毛主席转达问候。当时，陕西常被称作有“四千万延安儿女”的地方，这句话既是对革命传统的称呼，也是当地干部群众的一种特殊情感表达。

毛泽东身边的周恩来很快解释道：“她是河南人。”这段简短的插曲，后来被许多人记住。吴桂贤没有显赫家世，也没有高学历，却从工厂一线走进了中央领导岗位。

她的起点，是西北国棉一厂的一名纺织女工。

纺织厂的工作并不轻松。机器轰鸣，空气中常有棉絮，女工们要长时间站在生产线上，手脚必须跟得上设备节奏。吴桂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她熟悉工人的辛苦，也清楚车间里最实际的问题是什么。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她身上很鲜明的标签。到了中央工作以后，她不太习惯长篇发言，更愿意到基层走走、到车间看看。有人说她“少说多做”，这并不是一句修辞，而是她处理工作的真实方式。

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吴桂贤仍保留着西北国棉一厂的工资标准，每月工资为76元。她的身份变了，收入却没有随职位变化而调整。这种情况在当时有其特殊背景，工人出身的干部往往仍与原单位保留着工资关系。

吴桂贤进入中央，并非因为善于表现。相反，她在一些会议上话并不多。面对熟悉的工厂管理和劳动生产，她有经验；但面对复杂的政策讨论和理论表达，她也承认自己存在不足。

她曾回忆，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却读过不少历史资料。有人讥讽她会把人名叫错，甚至编出“把李时珍当成干部姓名”的说法。吴桂贤对此并不认同，因为李时珍是人人熟知的历史人物，这类传闻更像是对工人干部的刻板想象。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不擅长空谈，她更重视调查。1974年底，她曾向周恩来提出回西北国棉一厂工作。周恩来理解她对工厂的感情，但没有批准她立即离开，而是建议采取“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劳动，三分之一学习，三分之一调查研究。

这个安排持续了几年。吴桂贤每年回陕西一段时间，到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了解情况。对她而言，回到熟悉的车间并不是退缩，而是重新获得判断问题的依据。她后来多次表现出对工厂的依恋，也与这段经历有关。

吴桂贤的家庭生活，同样带有那个年代的特殊印记。丈夫王振涛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后来承担了许多家务和照料孩子的责任。吴桂贤长期在外工作，家中大事小情，常由丈夫和岳母操持。

两人的相识也很朴素。王振涛参加“四清运动”时，因为体恤农民、工作表现突出，被陕西日报记者注意到。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吴桂贤。那时两人见面次数不多，连普通年轻人常有的看电影、压马路，也几乎没有经历过。

吴桂贤工作繁忙，结婚手续都没能亲自办理。王振涛拿着她写下的同意结婚字条，独自去办理了结婚证。两人没有婚礼上的热闹场面，也没有留下结婚照片，婚姻更多靠彼此承担和长期支持维系。

1976年10月6日晚，吴桂贤接到通知，前往玉泉山参加会议。进入房间后，她发现原本摆放的几把沙发少了四张。别人没有出声，她却问起了这件事。随后，华国锋向与会人员说明，相关人员已经被采取措施。

这件事很小，却反映出吴桂贤的性格：她不善于修饰，也不习惯揣摩场面，看到什么便问什么。这样的直率，在工厂管理中是优点，到了复杂环境里，则显得格外醒目。

1977年，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先后担任厂党委副书记等职务。1981年，有关方面曾准备按省辖市副职为她安排工作，她没有接受，只愿意回厂上班。最终，她担任厂党委副书记，按副处级、由省里管理的干部安排。

1982年，她再次获得劳动模范称号。这个称号并不是对她早年经历的简单纪念，而是对她回到企业后继续工作的认可。对吴桂贤来说，工厂不是政治生涯的起点而已，也是她始终不愿割舍的工作现场。

1988年，吴桂贤受邀到深圳工作，后来担任一家中外合资印染企业负责人。1995年退休时，她按团级标准领取退休待遇，与此前担任企业负责人的收入差距很大。她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个人待遇问题悄悄放下，而是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经过多年沟通和审核，自2004年4月起，她开始享受正厅级退休待遇。这个结果来得并不快，却说明退休待遇需要依据干部经历、任职情况和相关政策重新核定，不能只看退休前最后一个岗位。

退休后的吴桂贤没有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而是参与公益和慈善活动。对于外界称赞，她曾表示，自己只是牵线人，真正付出爱心的是那些长期支持公益事业的人。2025年4月25日，吴桂贤因病逝世，享年87岁。遗体告别仪式于5月1日在深圳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