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一骗子模仿周总理签字，骗走20万烧毁八千，结局如何？

那天是3月18日。下午六点多，人民银行总行的灯还没有熄，行长秘书被一封加急公文拦住了去路。信封上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格外醒目，拆开后只见一行行钢笔字干净利落：为支持西藏某寺维修，急拨款项二十万元，七点前送至民族饭店交赵全一。落款“周恩来”三字端正娟秀，旁边压着“总理办公室”钢印。秘书愣住了，心底却闪过疑云——修寺庙为何不走财政口？可就在犹豫间，电话铃声骤响，“我是总理办，事情紧急，望速办！”对方沉声催促。听到“总理办公室”四个字，所有疑虑似乎瞬间被盖过。

发行局的同志一路狂奔到北京分行，搬了两只满满的麻袋旧版十元券。七点前，麻袋被扛进王府井旁的民族饭店。一位自称赵全一、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男子迎上来，递过盖有“专用”字样的介绍信，并留下收条。“辛苦了，各位！”他笑着说道。三名银行干事长舒一口气，转身离去，自认为任务圆满。

六天后，纸终究包不住火。3月24日，王姓副局长向国务院财金小组汇报入账事宜，电话那端的工作人员一头雾水，“从未听说此事。”很快消息反馈到中南海，周总理得知后当即批示：限期破案，绝不姑息。这样一来，北京城进入前所未有的搜查模式，电台、晚报连日发布协查通告，风声骤紧。

与此同时，骑着那辆旧凤凰的男子并不太平。拿到钱的当夜他兴奋得发抖，却又担心露馅。两天后，他索性把八千多元撕碎投入炉火，青烟冲天而起，他自语：“留点余地，或许能瞒过去。”他叫王倬，辽宁辽阳人，1924年生，抗战后混迹北平，做过国民党特刑庭会计师，当过青帮外围，也去过华北革命大学镀金。1952年，他被分配进外贸部出口局，手上拿着国家机密文件并不算稀奇，可工资只有区区几十元。物价腾贵，母亲生病，生活逼仄，便滋生了“用脑子赚快钱”的狂想。

2月初，他偶然瞥见处长桌上一张无章便条，却能让仓库立刻发货。原来，首长的批条就是尚方宝剑。王倬心念一动：若能冒签周总理，谁敢不照办？说干就干，他借来几份总理批件样本，反复描摹，练到落笔如印；又摸索篆刻，自制了一个“总理办公室”椭圆章。3月17日深夜，烛光下的他写成那份足以惑人心魄的假批示，准备次日出手。

骗局的关节不止是假公文，还得有催促电话。王倬熟记总理办公室座机段号，提前潜进邮电局公用电话间拨通人民银行，大步跨出，声线低沉：“七点前必须送达。”几句威严口吻，给银行人员吃了定心丸。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然而侦查人员很快在那份公文的纸张上找到了突破口。纸背的隐形水印竟与外贸部内部书纸一致。人行调查组联络外贸运输局，仅一天便锁定了经常动用此类纸张的会计员王倬。保卫干部张敏回忆，“他去年曾用‘赵全一’伪造路条逃兵役，被处分过。”线索就此对上。

3月25日起，王倬被秘密监控。公安战士化装成修煤炉的师傅，每天在他家附近晃悠。王倬警觉，自知凶多吉少，却又心存侥幸，继续按点去上班，夜里抱着枕头失眠。4月4日凌晨，蹲守十昼夜的便衣一拥而入，他连推门的时间都没来得及，便被按倒在床沿。

屋里翻了个底朝天，开始一无所获。探长注意到墙角蜂窝煤叠放得过于整齐，煤球下层灰尘新旧色差明显，当即下令搬开。泥土中，青布包裹的钞票一捆接一捆，数到一半即超过十七万元。再扒开后院炉灶，发现未燃尽的残片，凑在一起正好八千多元。至此，二十万的去向算是明了。

审讯室里灯光刺眼，“为什么烧钱？”警员问。王倬低着头，喃喃道：“心里怕，夜里总听见有人敲门，就想毁点证据，谁知越烧越慌。”这一句，“越烧越慌”，后来被记录在案头，成为北京公安学院课堂警示材料。

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于7月28日公开宣判，王倬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公文罪、诈骗罪”被处以极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母因知情不报判刑，三年后保外。那笔钱除已焚毁的八千余元，其余悉数收回。

从此之后，中央各部委对特急批件的传递程序增加多重核验，银行内部也设立了层层复核制度。此案虽以枪响收尾，却在当年那段艰难岁月里留下了沉重注脚：规章制度一旦被个人贪念撕开缝隙，漏洞就会成为深渊；而假冒党和国家领导人名义，不论花费多少心思，都逃不过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