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日本抓到一名野人送回中国，刘少奇亲自接见，他究竟是谁？

1958年2月8日，日本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一名猎人在雪地里寻找兔子时，发现了一处被积雪遮住的洞穴。扒开洞口后，一只手突然伸出，死死抓住了他的胳膊。猎人惊慌逃走，警方赶到时，洞里已经空无一人。

不久，警方在附近雪地里找到了那个“野人”。他头发蓬乱，胡须纠结，身上裹着破旧物品，既不会说日语，也很难完整说出自己的身份。日本当地流传多年的“深山野人”传说，就这样有了答案。

这个人叫刘连仁，山东高密人。被发现时，他已经在北海道的山林中独自生活了13年。所谓“野人”，并不是神秘人物，而是一名在战争中被强行掳走的中国劳工。

1944年9月2日，刘连仁在山东高密草泊村干完农活回家。那一年，他31岁，妻子即将临盆，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邻人以“有事相找”为由把他叫出门后，日伪人员随即将他绑走。

这一走，刘连仁连告别家人的机会都没有。母亲看着儿子被押走，悲痛欲绝。老人后来在院子里种下一棵梨树，盼着儿子有一天回来，能亲口吃上一口树上的梨。

刘连仁被押到青岛后，与两百多名中国人一起装上货船，辗转抵达北海道。随后，他们又被赶到雨龙郡沼田村的沼和煤矿，成为明治矿业所属矿井的劳工。

矿井里没有像样的安全保障，工人每天被迫从事高强度劳动，吃的是粗劣粮食。北海道冬季严寒，许多人仍穿着单薄衣服下井。饥饿、疾病和殴打，几乎成了矿工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

刘连仁后来回忆，劳工一旦生病，往往得不到治疗，甚至会被当成“装病”。同批被掳来的工人中，有人死在矿井，有人倒毙在冰雪里。短短一个冬天，原本两百多人的队伍便损失过半。

真正改变刘连仁命运的，是一次挖煤时发现尸体。那具尸体身上的编号，让他认出死者曾经帮助过自己。那一刻，他意识到，继续留下去，自己迟早也会无声无息地死在异国矿井中。

1945年7月31日前后，刘连仁与几名山东同乡趁看守松懈逃入山林。最初，他们五人结伴而行，却因缺少食物、遭到搜捕而陆续失散。最后，只有刘连仁一人躲过追捕。

日本投降后，山下曾有人用汉语呼喊他的名字，想告诉他战争已经结束。但长期遭受虐待的刘连仁已经不敢相信任何声音，以为这是日本人设下的圈套，反而钻进更深的山里。

他没有日历，也没有钟表，只能用月亮的盈亏和季节变化计算时间。最初的洞穴地势低洼，冬天被积雪封死，他只得重新寻找高地挖洞。野菜、土豆、海带，甚至蛇，都是他维持生命的食物。

有意思的是，刘连仁并非天生熟悉山林。他只是一个普通农民，靠着一点点摸索活下来。捡来的雨布、破伞、旧军大衣和小刀，成了他在北海道严冬里仅有的家当。

多年穴居使他的语言能力逐渐退化，外貌也完全变了样。一次，他在山中遇到采果子的日本妇女，对方把他当成山里的神怪。刘连仁从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传闻中的“野人”。

被捕后，日本方面一度试图把他诬称为非法入境者。日本华侨和当地友好人士介入后，刘连仁才有机会说明身份。经过耐心询问，他断断续续说出：“中国，山东，高密，劳工，刘连仁。”

消息传回中国后，相关部门立即展开交涉。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的遭遇。3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舆论压力之下，日本方面决定将刘连仁送回中国。

1958年4月10日，刘连仁登上“白山丸”轮船。经过五天航行，4月15日下午3时45分，船抵达天津新港。码头上有一千多名天津各界群众迎接这位失踪多年的同胞。

刘连仁面对人群显得拘谨而茫然。直到妻子带着已经13岁的儿子来到面前，孩子喊出一声“爹”，他才终于认出亲人。那一刻，他反复说：“我回家了。”

当天晚上，刘少奇到刘连仁一家居住的旅店看望他。刘少奇握住他的手说：“祖国人民欢迎你。”随后，刘连仁接受了身体检查，也得到进一步治疗。回到山东后，他看见院中那棵已经长大的梨树，得知母亲早已去世。

回国后的刘连仁没有停止发声。他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并以亲身经历控诉日本军国主义强征中国劳工的罪行。据记载，他先后作过一千八百多场报告，持续要求日本方面道歉和赔偿。

1995年8月，刘连仁赴日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并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日本方面曾以各种说法推卸责任，甚至否认中国劳工受到虐待。刘连仁当场气愤地说：“岂有此理。”

1998年，刘连仁被查出胃癌。2000年9月2日，他在山东去世，终年87岁。临终前，他仍嘱咐儿子继续追究责任。

2001年7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承担责任，要求赔偿刘连仁遗属2000万日元。这是中国受害劳工遗属对日索赔案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胜诉。

遗憾的是，2005年东京高等法院推翻原判，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相关请求。此后，刘连仁遗属又围绕实际使用中国劳工的企业继续交涉。日本企业方面后来作出道歉并支付一定补偿，但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对这段强掳劳工历史作出应有的国家层面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