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李志民与刘平结为夫妻。那时的婚礼很简单，身边没有多少亲友，也谈不上像样的仪式。对经历过两次家庭巨变的李志民来说，这场婚姻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只要局势允许，就要尽力护住这个家。
李志民原名李凤瑞，1906年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家庭。幼年时，他被生父过继给堂伯父。家里人口多，土地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过继并非嫌弃，而是当时农村家庭为让孩子活下去所作的无奈选择。
养父母待他很好。五岁那年，养母因病去世，养父续娶后，继母也没有亏待这个孩子。家里靠开荒、种茶叶和烟叶维持生计，日子虽紧巴，却尽力让他读书。九岁进私塾，十一岁读初小，后来又考入高等小学。
高小毕业后，李凤瑞本来有机会继续求学，却因学费过重，只能停学。老师曾登门劝说，养父也明白读书的重要，只是家中实在拿不出钱。幸亏当地有“祀会”，由族人筹资供孩子读书，学成后再回乡教书，他才有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毕业后，他在乡村小学任教，后来还兼任校长。所谓校长，并没有多少薪俸，教员一年所得不过三十担谷，折合大洋六十多元。这样的收入谈不上富裕，但在乡村中已算有文化、有职业的人。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浏阳兴起的农民运动。1927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地方武装和革命工作。1928年，他调入红五军第二纵队，担任中队党代表，从此离开乡村讲台，走上长期的军事政治生涯。
参军之后，他与家人的联系越来越少。1929年回乡时，家中已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五岁，小儿子三岁，女儿刚出生不久。孩子们望着久未见面的父亲，既亲近又陌生。短暂团聚之后，李志民再次离开，没想到那次分别竟成了永别。
1931年，家乡传来消息，瘟疫正在流行。养父、两个叔叔、第一任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先后因病去世。战争年代，交通阻隔，医疗条件极差，许多疾病一旦发作，便很难得到有效救治。李志民得到消息时，亲人已经不在，连告别和送葬都无法做到。
这场打击并没有被时间轻易抹去。他失去的不只是妻子和孩子，还有养父母多年养育的恩情。革命队伍中的工作依然紧张，部队不可能因为个人遭遇停下来，而一个刚刚失去家庭的人，只能把悲痛压在心底，继续执行任务。
1939年，李志民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期间，结识了胡翼。胡翼于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后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两人在共同的革命环境中建立感情，并一起随抗大总校前往敌后办学。
这段婚姻同样没有逃脱战争年代的疾病阴影。1941年，胡翼在敌后工作并怀孕。由于医疗条件有限，生产后感染产褥热，母女不幸病故。年幼的儿子也在不久后因病夭折。短短几年，李志民第二次失去了妻子和孩子。
遗憾的是，当时抗战形势紧张，李志民承担着抗大二分校和晋察冀军区的工作，无法像普通丈夫那样守在病床旁。并不是他不想照料，而是敌后部队随时面临扫荡，命令、转移和战斗接连不断。疾病带走亲人的速度，往往比消息传递还快。
1942年，在晋察冀军区工作时，经王平介绍，李志民认识了刘平。刘平的兄弟姐妹多人参加革命，自己也较早投身抗日工作。相识之后，两人通过书信往来，几个月后结婚。
李志民对这段婚姻格外谨慎。前两任妻子和五个孩子，都是因疾病离世，并非夫妻感情破裂。这样的经历让他明白，战火中的家庭，最需要的不是几句承诺，而是实际的照顾和保护。
敌后反扫荡期间，刘平也曾多次遇险。为避免家属跟随部队行动增加危险，李志民曾安排她转到地方工作。妻子几次接近生死关口，使他既担忧又内疚。好在刘平最终平安，两人也在颠沛流离中逐渐建立起稳定的家庭。
此后四十五年，两人共同生活，直到1987年李志民去世。刘平陪伴他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军政岁月，两人育有一男三女。李志民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但在家庭生活中，他始终没有忘记早年失去亲人的痛楚。
他的三次婚姻，背后并不是复杂的情感纠葛，而是疾病、贫困与战争共同造成的悲剧。前两段婚姻留下的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第三段婚姻则让他终于拥有了相伴到老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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