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87年10月，省台办大厅挤满了人。
翠平排在队伍里，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攥着一支借来的圆珠笔。轮到她时，她弯腰在姓名栏前停了很久，终于一笔一画写下三个字。
余则成。
窗口里的年轻人敲了两遍键盘，抬起头：“查不到这个人，有户籍证明吗？”
翠平没说话，把那半张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又放回去，摇了摇头。身后的人群开始焦躁。她被人群挤到一旁，走到大厅门口站定。
角落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听到“余则成”三个字，手里的保温杯猛地一颤，茶水溅在袖口上。他没有上前，而是跟了出去。
夕阳下，翠平的影子拖得很长。老人隔着半条街，终于开口喊了一句——
“翠平大姐。”
她站住了。四十年了，从没有人这样叫过她。
01
省台的办事大厅是前年新建的，瓷砖地面擦得锃亮，队伍从三号窗口一直排到大门外的台阶上。
翠平早上六点出门，倒了三趟公交车，到的时候大厅刚开门，前面已经排了十几个人了。
她站在队伍中间，前后都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人。
前面一个大姐拿着一沓文件，不停地跟旁边人念叨，说自己哥哥在台湾，四十年没见了，不知道还认不认得出来。
翠平没接话，她一直看着手里那张还没填完的登记表。
表是排队时领的，一式两联，上面要填申请人信息、探亲对象信息、亲属关系证明。
翠平把表格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空格很多，她认识的字不多，好在工作人员说不会填的可以问。
轮到她的时候，她把表放在柜台上，窗口里的年轻人问：“大爷大娘，探亲对象跟您是什么关系？”
翠平握着圆珠笔，笔尖悬在姓名栏上方，停了好几秒。然后她低头，一笔一画写下了三个字。
“余则成。”
年轻人接过表格看了一眼，在电脑键盘上敲了两下，又敲了两下，眉头越皱越紧。“大娘，这人查不到啊，有台湾那边的户籍证明吗？”
翠平摇了摇头。
“那不行，这边必须要有明确的户籍信息才能受理。您这什么都没有，我们这边没办法给您批。”年轻人把表格推回来，语气还算客气，但翠平听得出那种公事公办的疏离。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到底没说出口。身后有人催得快了，她捡起那张表格，退到一边。
大厅里人来人往，她站在墙角，把表格对折，又展开，然后沿着折痕撕成两半。
撕到一半的时候她停下来，看了看那个名字，把撕下来的两半叠在一起塞进褂子口袋里。
走廊尽头有个饮水机，翠平走过去，接了杯水。水是凉的，她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
窗口前的人群还在挤着，有人在吵，有人在哭。
翠平把纸杯扔进垃圾桶，朝大门走去。
她走得很慢，蓝布褂子在人群里显得有些扎眼，但没有人注意到她。
一直到走出大门，被秋天的风迎面一吹，她才觉得眼眶有点发酸。
她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把那半张照片从贴身口袋里掏出来看了一眼。
照片已经发黄了，边缘卷起，上面是一对年轻男女的合影，男的穿着军装，女的穿着旗袍，两个人离得很远，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表情都带着点拘谨。
她用手指摸了摸照片上男人的脸，然后收起来，往下走。
走出半条街的时候，身后有人喊了一嗓子。
翠平脚下一顿，背脊绷了一下，但没有停步。
身后那人的声音又响起来：“当年送他上车的人，让我给你带句话。”
翠平停下脚步。
她没有回头，手却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像四十年前站在站台上那样。
夕阳的光从侧面打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终于缓缓转过身来。
街对面，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站在梧桐树下，秋叶落了他满肩，他隔着一条马路望着她，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在辨认，又像在确认。
翠平看了他很久，声音有点哑：“你是谁？”
老人往前走了一步，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我叫何文祥。这个，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翠平没有动。她看着那封信，信封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像是被人带在身上揣了许多年。何文祥又往前走了两步，把信递到她面前。
翠平接过来，没拆，只是捏在手里。信封是空白的，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你……”她张了张嘴，声音有点发抖，“你认识他？”
何文祥没直接回答，而是轻声问了一句：“你还记得当年送他上火车的那个年轻的交通员吗？”
翠平盯着他的脸看。何文祥也在看她。两个满头白发的老人隔着秋天的马路，在暮色里站了很久。
翠平把那封信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没有拆开看。
她转身，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停住，头也不回地说了句：“我家住在纺织厂后面的家属院，四号楼三单元。”
何文祥没有说话，只点了下头。
翠平继续走，走了很远，才敢让眼眶里的热意涌上来。
她很快用袖子抹了一下，步子越来越快，几乎像是逃一样地走过路口。
但她始终没舍得丢下那封信。
02
翠平的屋子不大，两间房，一个阳台，窗台上养着几盆蒜苗。
进门右手边是张铁架床，床头柜上摆着一个饼干铁盒，绿漆都磨得差不多了。
铁盒里装的不是饼干，是那半张照片、一张泛黄的婚书，和一小截没织完的红头绳。
她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徐雪薇还没回来，桌上压着一张纸条，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妈，工厂加班，晚饭在锅里。”
翠平看了一眼，没动。
她把那封信从衣袋里取出来，放在桌上。
信封很薄，捏起来只有一张纸的分量。
她搬了个凳子坐下，看着信封，看了一会儿，站起来去关了灯。
又坐回桌前，借着阳台外面透进来的路灯亮光，撕开了信封口。
里面只有一张条子。条子更旧，纸张发黄发脆，折痕处已经快断了。字迹是钢笔写的，墨水褪成褐色：“活着，勿念。则成。”
翠平盯着那五个字，盯了很久。
她伸出手指，触了一下“则成”两个字，指尖在纸面上轻轻摩挲。
然后她把条子折好，重新放进信封，收进床头柜的铁盒里，跟那张旧照片放在一起。
她没吃晚饭，在床边坐了很久，久到阳台上的月光挪了位置。她把铁盒又拿出来，翻到最底层，取出那半张照片。
照片上男人的脸已经有些模糊了。她看了很久，想起一些别的画面。
那是1948年的冬天，北平的雪下得很大。
她在城南租了一间小平房，二楼，窗户临街。
他很少来，每隔三四天来一次，待一两个小时就走。
每次都从后门进，进来先跺跺脚上的雪，伸手在炉子边烤火，烤一会儿才说话。
说话的声音很轻，像怕被隔壁听见。
她那时候只知道他叫余则成，是机关里的文员，木讷，话少，人还算可靠。
后来她才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也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隔几天才来一次。
组织的安排是让他们假扮夫妻，掩护他的身份，方便他开展工作。
假扮了一年多，组织批了结婚报告，他们就去街上扯了张证。
登记的时候要填名字，他写“余则成”，她问写什么，他说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她想了想，写了个“翠平”。
她觉得那是她一辈子最文气的一回，后来才后悔该写本名。
证扯完了，两个人还是住在那个小平房里。
话不多，日子过得紧巴。
但他每次回来，会从口袋给她带一颗糖，黄的或红的，水果硬糖，包着一层纸。
她舍不得吃，都收在一个铁皮盒子里。
后来那盒子找不到了，搬家的时候弄丢了。她为此背着人哭了一场，又觉得好笑。
1949年秋天，他接到通知要走。她送到火车站，进站的时候他回过头，把大衣口袋里剩下的半兜糖都倒给她，说：“等我回来，再去给你买。”
她记得她当时没哭，我说不清，反正没哭。
他只是攥着他的衣角，攥到检票口，被工作人员拦下来。
他把她的手从衣摆上一根一根掰开，转身走进人群，没有回头。
她一直在站台上站着，站到火车完全没了影子，才把那半兜糖收进怀里。后来她靠着卖菜、糊纸盒、扫马路，把这个城市熬过来了。
她从来没有什么烈士遗孀的待遇，因为上面没有认定余则成的死讯，也没有认定他的下落。她就那么等着，等了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后来，她遇见了徐雪薇。
那时候徐雪薇才五六岁，被人用一件大人的棉袄裹着，放在街道办门口。
她路过，看见孩子冻得嘴唇发紫，就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包住她。
徐雪薇拉着她的手指头不松开，她就把人领回去了。
她跟徐雪薇说：“不准问我是谁，也不准再问以前的爸爸去哪了。我养你是看你可怜，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
她嘴上这么说，但徐雪薇知道她的习惯。睡前要打开铁盒看一眼，看完才安心熄灯。
徐雪薇长到二十六岁，从来没拆穿过她的秘密。
她能做的就是晚上回来发现桌上没动过的晚饭，热了又端到翠平床边，把碗塞进她手里：“妈，吃一口也好。”说完又塞了两颗水果硬糖在她掌心。
翠平看着那两颗糖，怔了半天，剥了一颗放进嘴里。桃子味的，又酸又甜。
她含了许久，然后开了口：“雪薇，我今天去了趟省台办。”
徐雪薇坐到床边：“嗯。”
“他们台湾那边，开放了探亲的手续。”她顿了一下，“我今天去填了表。”
“填了就好。有消息吗？”
翠平没说，她只是把糖在嘴里转了转。过了一会儿，她说：“没有，人家说查不到这个人。”
徐雪薇没接话。
翠平又说：“可是有人跟我说，他还活着。”
徐雪薇终于抬起头来。翠平看着窗外，声音很轻很轻：“他还活着呢。”说了又说了一遍，“他叫徐洪生。”
03
第二天一早，翠平就出去了。
她没有去菜市场，而是转了两趟公交，到了省城南边的老城区。
街道办事处在一栋旧办公楼的三层，楼道里墙皮剥落，台阶踩上去咯吱响。
她找到办公室门口，门开一条缝，里面有说话的声音。
“何书记，那份邓斌的档案……”
翠平脚步一顿，站在门外没有进去。
里面的人还在交谈。说话的是个年轻的声音：“何书记，您调这个档案干什么？这人已经退休多年，跟咱们已经没什么联系了。”
“你管我干什么。”何文祥的声音有点冲，“我退休了翻翻旧档案不行啊？”
“行行行，但是上面有规定，这类档案要副处级以上的审批，您这样——”
“我是谁？我何文祥在这办公室干了四十年，签发的文件比你见过的还多。你跟我说审批？”
年轻人不吭声了。翠平站在门外，她知道不该听，但她的脚像生了根一样迈不动。
又过了一会儿，门从里面拉开了。年轻人抱着一摞文件出来，看见翠平站在门口，愣了一下，朝里面喊了一声：“何书记，有人找您。”
办公室里，何文祥戴着一副老花镜正低头看一份材料。听到说话声抬起头来，看到翠平，愣了一下，随即摘下眼镜。
“你怎么来这儿了？”
翠平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也没有退开。她盯着何文祥，盯了一阵子，才开口：“你说让我来找你。”
“那是昨天，你昨天说——”
“我昨天是说让你来，”翠平打断他，“可我没想到你找到这儿来了。你还有什么事？”
她攥了攥手里那个旧信封，声音有点哑：“我来，就是想问清楚。”
“问什么？”
“他到底还活着没有？他知道我在找他吗？”
何文祥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把桌上那份文件，翻了个面，朝她推了推。
翠平往前走了一步，低头看去。
纸上印着一个人名和几行字。
她看到的是：邓斌，男，1921年生于福建闽侯，台方“中央研究院”退休人员，现居台北木栅区。
翠平盯着“邓斌”两个字，眼睛一眨不眨。她轻声说：“这不是他。”
何文祥看着她，没有反驳。他伸手敲了敲纸上那行字：“这是他后半辈子的名字。”
翠平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她伸手把那份文件拉近一点，仔细看那行字下面的备注栏，那里有一行手写的小字，字迹几乎认不出来了，但她还是认出来了。
“配偶在原籍。失联。”
她抬起头。何文祥也在看她。
“这份档案，你从哪里拿到的？”翠平问。
何文祥没有正面回答，他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拿手指揉了揉鼻梁。“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翠平没有坐。她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份文件，指节发白。
何文祥看她这样，也没有勉强，他抿了一口茶，像是整理了一下措辞，才开口。
“1948年，我还在北平市委做交通员，那时候徐洪生是已经安插多年的内线。他走的线路、他的接头方式，都是我一手对接的。后来组织决定让他深入机关核心，给他换了一个身份，就是余则成。”
何文祥停顿了一下，补充道：“那时候你还刚跟他搭上，组织上没有把所有的底都交给你，只让你的任务就是跟他配合好，互相当作掩护。”
“后来北平解放，他南撤的路上被国民党军调走了，来不及撤退，只好随军到了台湾。事先接到的命令是长期潜伏，在当地自行立足，等待组织重新联络。”
何文祥的声音平淡，像是在讲一个普通的工作笔记：“头几年，确实还有交通线能传话。后来断了，彻底断了。台湾那边风声越来越紧，他不得不彻底转入地下，重新造了一个社保命，就是邓斌。”
翠平一直没有插话，她听得很安静。直到这一句，她才开口：“那他怎么知道我还活着？他怎么知道我在桥头等他回来了？”
何文祥看了她一眼，摘下老花镜，语气有些犹豫：“你等了他这么多年，组织上也一直盯着这条线。今年政策放开之后，我们就从香港转出去一条消息，走以前的老信道，问他能不能够找回来。”
“那他……”
“他回话了。”
何文祥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纸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工整但透着生硬：“她若安好，我便安好。即日返程。”
翠平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刻进眼睛里去。然后，她慢慢弯下腰，把那张条子贴在脸上，贴在眼睛上。
何文祥没有看她。他转身，看着窗外，叹了口气：“我那时候负责送他走的。他说回来再看看。等了四十年，我不能让他失望。”
窗外的马路上，一辆卡车开过，震得地板嗡嗡响。
翠平那张条子攥得很紧，紧到纸张发出细微的响动。
何文祥没有回头，像是在给天空说话：“还有一条消息，走的内部线，今天早上刚刚核实过。他人在台湾，已经确认。”
翠平缓缓直起腰，她背对着他，攥着纸条，没有说话。
何文祥又说：“他递交了返大陆探亲的申请书，但台湾那边还没有批。需要有人在这边给他接应手续，提供一个正式的身份信息，两边对接才能走通。”
翠平终于转回身来：“什么身份？”
何文祥看了她一眼，把话咽了一下，才说：“在台湾户籍里，他是邓斌，配偶栏空白，没有亲属。你现在想申请去台湾，按理得有一个跟他相关联的身份。没有这个身份，你到不了他身边。”
翠平想了想：“那我用翠平这个名字去申请，行不行？”
何文祥摇了摇头：“翠平这个名字不在任何档案里，也没法证明是他的原配。国家承认的是结婚证上的名字，但你们那个结婚证上面写的是化名和代号，所以，现在这个合法关系，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翠平愣住了。
“我跟他，一张结婚证，扯了四十年。”
她说。
04
翠平回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
屋里亮着灯，徐雪薇下班早回来了，厨房里传出切菜的声音。翠平站在门口换鞋，听到徐雪薇在里面喊：“妈，今天去街道办了吗？人家怎么说？”
翠平没有接话，她走到厨房门口，靠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案板上码着切好的萝卜片，锅里的水已经烧开了。
“怎么不说话？”徐雪薇回头看了她一眼，“没找到人？”
“找到了。”翠平说，“但我这张结婚证，可能不算数。”
徐雪薇放下刀：“什么意思？”
翠平就把何文祥说的话，大概跟徐雪薇讲了一遍。
“余则成是组织上的化名，翠平也是化名。我当年连自己的真名都没有写上去。现在台湾那边，他叫邓斌，是个合法身份，但我跟他什么关系都证明不了。我去台湾找他探亲，批不下来。”
徐雪薇好半天没说话。锅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开着，冒着白汽，把她的脸映得模糊。
“那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翠平没有直接回答。她走到客厅里，在窗台边站了一会儿，看着楼下一棵老槐树，叶子黄了大半。
“我跟你讲个事。”她忽然说。
徐雪薇走出来，擦着手，看着她。
“你小时候问我，为什么别人家都有爸爸，就我们家没有。我一直跟你说，你爸死了，壮烈牺牲了。”翠平顿了一下，“其实也不算骗你。他的确有可能死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死了。我只是觉得，他应该还活着在等我。”
“他叫余则成，真名叫徐洪生。1949年去了台湾，再也没回来。”
翠平说完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昨天去台办填表，人家问我配偶的信息，我说了名字，但人家查不到这个人。我当时就想，完了，这辈子已经到头了。”翠平苦笑了一下，“没想到回来路上遇到一个老党员、一个老干部，他说他认识我，认识我丈夫，是他当年送走的。”
“那他说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吗？”
翠平摇了摇头：“台湾那边卡得很死，人家不认大陆的法律文件。我这边想要申请过去，也没有正当的名义。”
徐雪薇看着她，想说点什么，最后只说了句：“妈，你先把饭吃了。”
翠平点了点头。
两个人坐在桌前吃饭。
翠平吃了小半碗就放下筷子，盯着桌上的菜看了半天，忽然说：“雪薇，你帮我打听打听，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在台湾那边有关系的。要是能有个人帮着传一句话就好了。”
徐雪薇没吭声，夹了一筷子萝卜放进她碗里：“先吃饭。”
那顿饭翠平没有吃几口。她回到房间，从铁盒里拿出那封信，又看了几遍那几个字。她没注意到，徐雪薇站在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看了很久。
此后几天，翠平每天都去台办。她拿了一套新表，认认真真填了，交了。每次去，窗口的年轻人看到她，脸上都露出为难的神色。
“大娘，怎么又是您。”
“我就问问我那份材料下来没有。”
“还没呢，您这个缺少的东西太多了，真办不了。”
翠平每次都点头，然后第二天又来了。
她在台办门口台阶上坐了几次，有时一坐就是半天，看着进进出出的人，看着别人拿着批下来的材料欢呼、感激。
有个大姐拿到了去香港的探亲批件，高兴得在门口哭了起来。
翠平看着她，心里莫名升起一点羡慕。
她连这个哭的机会都没有。
第五天下午，翠平没去台办，她去了何文祥那里。何文祥正在院子里浇花，看见她来了，把洒水壶放下，掸了掸手：“你坐。”
翠平没坐：“帮我带句话。”
“带什么话？”
“你上次说，从香港那边可以传消息过去。那你能不能帮我传一句话给他？”翠平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叠好，递给何文祥。
何文祥接过去，想看，但没有拆开。“什么内容？”
“你就跟他说，翠平还在桥头等呢，让他回来的时候，记得带糖。”
何文祥愣了愣，把那纸条收好，叠了两折，放进上衣口袋：“你放心吧，我交给那边的人。”
翠平看着他收了纸条，没再多说，转身走了。她走出院子，经过巷口那棵老槐树时，站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树干，像在和什么人道别。
何文祥站在院门口目送她，看到她走远了，才把藏在上衣口袋里的那张纸条拿出来，打开来看了一眼。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别忘了带糖。”
他看了好一会儿，把纸条重新折好，收进口袋里，转身进屋，在桌前坐下，从抽屉底层翻出一个发黄的通讯录本，翻到最后一页，找到一个香港的地址，斟酌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开始写信。
信上写了翠平去台办填写申请表、上面没有查到余则成户籍、证件不全被打回来的事。
写翠平每天晚上翻看旧照片，写她一个人站在公交站等车时的背影。
他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她还在等你。你再不来，她就要忘了你长什么样了。”
写完，他把信装进信封，在封面上写了一个香港地址，压低了声音对信纸喃喃道：“老余，我能做的，就到这儿了。”
晚上，徐雪薇下班回来，看到翠平坐在窗台上，没有开灯。她走过去，在翠平身边坐下。
“妈，明天我替你去台办排队。你别自己跑了，天凉了，你腿不好。”
翠平没有回答。她望着窗外远处一栋高楼上闪烁的红色信号灯，声音像在对自己说话：“你说他要是真的回来了，我还能认出他吗？”
“妈，你会的。”
翠平没回答，她的手慢慢摸到怀里那个铁盒，手指碰到盒盖的棱角，然后停住，没有打开。
她轻声说：“我先不看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再拿出来给他看。免得看了又看，就记不住这张照片上面他年轻的样子了。”
那天夜里，翠平做了个梦。梦里是1949年的那个秋天。站台上人很多，徐洪生站在检票口，回头朝她笑了一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糖。
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了，翠平枕边湿了一片。
她坐起身，把铁盒打开，那半张照片还在，那枚旧发卡还在，那条褪色的红头绳还在。
她把茶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凉水，然后收拾妥当，又去了台办。
05
事情发生变化，是在她连续跑到台办第七天之后。
那天翠平刚在窗口坐下，办公室里面的电话响了。
工作人员接起来，说了几句，神色忽然变了。
他放下电话，探头往外看了一眼，然后转到后门去了。
翠平坐在原处，没走。约莫十几分钟后，何文祥出现在台办门口。
他拄着拐杖，走得不快，但步子很稳。他径直走到翠平跟前，说：“别在这儿等着了，走吧。”
翠平站起来：“怎么了？”
何文祥没有直接回答，领着她走出大厅，穿过马路，走到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边上。他拉开后座车门，对她说：“上车。”
“去哪儿？”
“省民政局。”
翠平上了车。
车开了约莫二十分钟，停在一栋灰色大楼前。
何文祥带她上了三楼，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半掩着，里面有人在说话。
翠平在门外停下来，何文祥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伸手敲了敲门。里面的人应了一声，何文祥推门进去。
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中年男人，穿着中山装，膝盖上摊着一份文件。看到何文祥进来，其中一个站起来：“老何，你怎么来了？”
何文祥朝翠平偏了偏头：“这位是郑玉兰同志。你们应该听过她的名字。”
那人微微一愣，看向翠平，又看了看手里那份文件，目光几度来回，像是拿不准该怎么称呼她。
另一个坐着的人也站起来，关上窗户，把窗帘拉上了。他压低声音问翠平：“你是翠平同志？”
翠平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看着那份文件。她认出了上面“邓斌”两个字。
那人察觉到了她的目光，沉默了一下，把文件翻了个面递给她：“既然是老何带过来的，你看看吧。”
翠平接过了那份文件。
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他完整后半生的轮廓。
邓斌，1921年生，原籍福建，1949年随军赴台，在研究所工作，退休后居台北。
她看完，把文件放回桌上，声音出奇平静：“他还没有回来呢。”
何文祥站在她身边，插了一句：“台湾方面今天早上回复了香港转过去的信。邓斌已经向台方递交了回大陆探亲的申请。”
翠平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她没有说话，但攥着衣角的手松了松。
何文祥又说：“他的申请理由，填的是‘返乡祭祖’。”
办公室安静了片刻。
外面走廊里有脚步声，来来回回，像是有人在走动。
翠平站在桌前，手里还攥着她自己的那半张旧照片。
终于，她开口，声音带着一丝几乎听不到的颤抖：“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台湾方面需要有人在大陆这边接应，同时需要走一套正式的核查程序，估计得要一段时间。”那个人说着，停顿了一下，“但有一件事，我们要先跟你说明一下。”
翠平看着他的表情，心里一沉。
“按照目前的政策，回来探亲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大陆亲属关系作为依据。邓斌在台湾户籍中没有配偶和子女记录，那边的审查可能会提出疑义。你的结婚证上写的是‘翠平’和‘余则成’，跟他在台湾档案里的身份信息对不上。”
翠平握着衣角的手，又紧了。
“如果那边问到你，你想怎么办？”那个人合上文件，认真看着她，“你得给一个说法。”
翠平沉默了很久，久到办公室里的人都不自觉屏住了呼吸。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磨旧了的布鞋，缓缓开口：“我给他当媳妇的时候，他叫余则成。我在登记表上写余则成，是因为我只认识这个余则成。他不是什么邓斌，我嫁的不是邓斌。”
她抬起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的：“要查，你让他们查。我是在北平跟他结的婚，婚书上面写的是他的名字。不管他后改成什么名字，我嫁的就是这个人。”
办公室里没有人接话。过了一会儿，第一个男人开口：“你先回去等消息吧。到有回音的时候咱们再商量。”
翠平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空荡荡的，她一直走到楼梯拐角，才停下来，靠着墙。
她闭上眼睛，手按在胸口，那里隔着衣服，她指尖碰到衣袋里那封旧信的一角。
何文祥从后面走过来，停在她面前，缓了一缓，对她说：“你在台办填的那张表，两天后组织上就会收到回复。”
翠平睁开眼看着他。
何文祥点了下头：“他还在等你。”
翠平张了张嘴，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你确定？”
“我确定。”
翠平没有哭，也没有笑。
她只是站在那里，慢慢把手从胸口拿下来，攥了一下，又松开。
然后她伸手擦了擦眼角，深吸一口气，像是把什么东西咽进了肚子里。
“那我等他。”
06
翠平从民政局回来后，又等了三天。三天里她哪儿都没去，每天就在家里，把铁盒拿出来又放回去，放回去又拿出来。
她终究没有再打开。
第三天下午，何文祥来了。
这次他没有穿中山装，换了一件灰夹克，站在门口，没进门，开口就问：“你的身份证件、户口本、跟老王住在一起时的资料，都还在吧？”
“拿上，明天八点半，到民政局门口等我。”
“事情办妥了？”
何文祥没有直接回答，想了片刻说：“考虑到你的情况比较特殊，组织上出面协调了一个方案：让雪薇认你作养母，然后以‘寻找生父’的名义申请赴台。你作为她的养母，跟她一起过去。”
翠平沉默了一下：“雪薇的生父，不早就失散了吗？”
“她父亲1948年随军赴台，确实在台湾，只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现在，组织上帮忙查到了相关线索，确认徐雪薇生父在台登记为陈永康，民国三十七年入台，目前在台北。”何文祥顿了一下，“后续会安排雪薇以寻亲名义递申请，你作为她的家属，顺理成章一起过去。”
翠平半天没说话。
“雪薇知道吗？”
“我还没告诉她。你回去跟她商量一下，看她愿不愿意。”
当天晚上，翠平把徐雪薇叫到房间里，把事情一项一项讲清楚了。
徐雪薇坐在床边，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问：“妈，你是说，我们一起过去，就能见到他了？”
“组织上是这样说的。”
徐雪薇看了她很久，然后说：“那我去。”
翠平看着她，嘴皮子动了动，最后说了一句：“苦了你了。”
“妈，你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两个人到了民政局。何文祥已经在大门口等着，手里拿了一个牛皮纸档案袋，看到她们来了，点了点头，把档案袋递给了翠平。
“里面是申请材料清单、需要填的表格、还有一封信。”
翠平接过来，抽出那个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有一张信纸，上面的字迹她认得，是何文祥的笔迹：“郑玉兰同志，邓斌的身份核实工作已完成。组织上已经确认，邓斌即徐洪生同志，台方尚未发现其身份异常。你可以放心前往。”
最后还有一行字：“他还在等你。”翠平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揣进怀里。
接下来是一整套繁琐的流程，徐雪薇填写表格，递送证明材料，翠平照了新的证件照，又做了公证。
她填表的时候，在“曾用名”一栏里写下了“翠平”两个字，犹豫了很久，还是在“备注”栏里加了一行字：“另名余则成，系本人配偶，因故失散多年，现申请赴台寻亲。”
工作人员看了一眼那行字，什么也没说，让她过了。
十天之后，通知下来了，审批通过。
翠平拿到通知那天，回到家，把那封旧信又从铁盒里拿出来，看了一遍。
然后她打开抽屉，翻出两块干净的手绢，把那半张照片仔仔细细包好，才装进贴身的口袋。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布鞋，又看了看自己那件穿了多年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
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从衣柜底层翻出一件压在箱子底下的深灰色外套。
那是许多年前徐雪薇给她买的，她一直舍不得穿，说等有重要日子的时候再穿。
现在她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日子了。
启程那天，天没亮她就醒了。
她没叫醒徐雪薇，自己去厨房下了碗面，只吃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
她回到房间，站在床边，把铁盒里所有东西一样一样摸了一遍，然后合上盖子，轻轻按了按盒盖的边角，像是跟什么道别。
何文祥在楼下等着，送她们去火车站。
到了车站，何文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老式的铁皮哨子，递给翠平。
他说：“这是当年他留在交通站里的东西。你带过去，说不定他见了认得。”
翠平接过哨子，放在手心里看了一会儿。上面已经生了一层绿色的锈迹，哨子口边缘磨出了白亮的痕。
她攥紧哨子，揣进衣袋，转身走向候车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