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63年4月，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康泽获准特赦后回到住处，随手翻开一份报纸。多年牢狱生活已经磨去了他的锋芒，可当目光落在毛泽东关于战犯处理问题的文章上时，这位曾经强硬的军政人物突然脸色发白，身体一软，倒在了地上。
这件事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并不只是因为康泽晕倒，而在于他前后态度的变化。这个曾把“宁死不屈”挂在嘴边的人，最终真正受到冲击的，并不是一场争论，也不是一次训斥，而是共产党对战犯采取的政策。
康泽早年就读黄埔军校。相传有一次休息日，他独自留在教室读书，恰好被蒋介石撞见。蒋介石看重的，正是这种服从、勤奋和善于执行的性格。康泽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毕业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和特务活动，逐渐成为蒋介石倚重的人物。
1932年，国民党内部成立复兴社，康泽负责其中的别动队系统。与戴笠领导的特务处相比，康泽所掌握的力量更偏向政治控制和军事行动，重点任务是深入革命根据地，进行所谓“清剿”和组织破坏。
那一时期，别动队常常伪装身份，秘密搜集情报，配合地方势力镇压群众。康泽凭借这套手段得到蒋介石赏识，也因此在党内形成了强硬、骄横的名声。有人把他和戴笠并称为“康戴二公”，但许多国民党将领对两人并不真正信服。
有意思的是，擅长幕后斗争的康泽，后来却被推到了前线。解放战争后期，他出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负责襄樊地区防务。问题在于，康泽的长处在于组织特务和政治训导，并非指挥大兵团作战。
1948年6月至7月，人民解放军发动襄樊战役。王近山指挥部队采取突袭和重点突破的办法，打乱了守军部署。7月中旬，襄阳城防线迅速崩溃，康泽的司令部也陷入混乱。
战斗最紧张时，部下曾找来士兵服，劝他换装突围。康泽却摆出“与城共存亡”的姿态，不肯接受。可当解放军攻入城内，他又藏进地道，在洞穴中用尸体遮盖身体，企图躲过搜索。
解放军奉命活捉康泽。经过搜查，战士们在一名随从带领下找到了地道，并从死人堆里把他拖了出来。被押出洞后，康泽一度躺在地上不肯动弹。
“康泽，起来！”
“我投降，我投降。”
这几句应答，与他此前发出的决绝电报形成鲜明反差。被送到指挥部后，他关心的也不再是“党国大义”，而是询问自己的手臂有没有受伤。强硬姿态在生死面前迅速瓦解，这正是战场上的康泽。
襄樊失守后，蒋介石方面曾宣称康泽已经“为党国牺牲”，新华社很快公布了他被俘的消息。消息传开，蒋介石的说法不攻自破。康泽活着落入解放军手中，成为国民党军事失败和宣传失灵的一个缩影。
被押解后，康泽曾被关押在华北收容地点，1949年5月转入北京功德林。刚开始，他仍然把拒绝认错视为“气节”，还劝杜聿明等人不要低头。
“黄埔学生不能做软骨头。”
这句话一度引起争论。有人反问，气节若只是替错误势力死守到底，是否已经变成了愚忠？康泽没有立即回答。对他而言，这个问题比挨一顿训斥更难应付，因为它直接碰到了自己过去几十年的选择。
在功德林，康泽一度不愿参加学习，也不愿主动与人交往。管理人员和其他战犯却没有把他简单当作敌人处置，而是安排文化学习、政策教育和参观活动。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他被及时送往医院，医护人员照常救治，没有因其过去的身份而推诿。
这件小事对康泽刺激很大。他原以为等待自己的只有惩罚，实际接触后却发现，管理政策并不是放弃原则，而是在惩罚与改造之间保留了一条路。慢慢地，他开始参加学习，整理自己熟悉的复兴社和特务系统材料。
康泽长期身处国民党核心圈层，对复兴社的建立、人员构成和活动方式知之甚详。他提供的材料数量很多，后来被称作功德林的“材料库”。这些文字未必都能摆脱个人立场，却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组织留下了重要线索。
1963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一批经过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战争罪犯实行第四次特赦，康泽名列其中。获得自由后，他在报纸上读到毛泽东关于战犯处理的论述，看到其中强调：有罪不等于只有死路，改造和争取同样具有政治意义。
康泽受到强烈震动。过去，他认定共产党必然会以血还血；而现实却是，在承认罪责、接受改造的前提下，他获得了出狱机会。那一刻，他才真正理解，自己曾经熟悉的统治方式，与共产党对待战犯的政策，根本不是一回事。
获释后，康泽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继续撰写和整理有关国民党军政系统的史料。1967年，他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一肖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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