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里,一个女人推着轮椅进来,轮椅上坐着个老人,旁边跟了个男人。他们见我迎上去,丢下一个信封就走了。
我喊了两声,没人回头。男人倒是顿了顿,回头看了一眼,那眼神至今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意思。
蹲下来一摸,老人额头烫得吓人,嘴唇紫得发黑,怎么叫都不应。我赶紧把人往抢救室推。
推出去没几步,老人忽然动了。他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抓住我手腕,枯瘦的手指扣得死紧,嘴里含混地吐出两个字:“救我。”
然后整个人再次没了声息。我愣在原地,心脏突突直跳。
我救了他。所有人都说我傻。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他。
因为老人抓住我手腕那一下,隔着皮肤,我感受到了他对活下去的渴望。那种渴望,我觉得自己不能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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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凌晨两点四十分,急诊科的走廊里总算安静下来。
我靠在护士站后面,仰头看了会儿天花板,眼皮沉得厉害。实习快三个月了,我还是没习惯夜班。
刚要眯一觉,门被推开了。
一个女的先进来,四十岁上下,穿得挺讲究,脸上却慌慌张张。她身后跟着个男的,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个老人,歪着头,像是睡着了。
“医生,麻烦您看看。”女的喊了一声。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快步过去。
还没走到跟前,我就闻到一股异味,像是很久没洗澡,又混着药味,说不上来的呛人。
我低头看了看老人,六十多岁,枯瘦得厉害,面色灰白,嘴唇干裂,嘴角挂着一丝白沫。
伸手一摸额头,烫得吓人。
“老人家什么情况?”我问。
“不、不知道啊,”那女的声音发飘,“我们在路边看见他的……”
她说这话时目光闪了一下,像在躲什么。
我皱了皱眉:“那你们是……”
“路过的。”男的开口了,声音低沉,听着急躁,“我们还有事,人搁这儿了,医生你看着办吧。”
我抬起头看他。四十来岁,穿了件灰夹克,脸色发暗,眼眶泛红。说话的底气听着不太足。
“同志,你们不能就这么把人……”
话没说完,男人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扔在护士站台子上,拉着女的转身就走。
“哎!”
我追了两步,他们已经推开玻璃门冲了出去。
外面下着小雨。两个人的背影在路灯下很快模糊了。
男的走到院门口,忽然顿了一下,扭过头来。
远远地,我隔着雨幕看见他的脸,那表情我说不上来,像是后悔,又像是害怕。
他嘴唇动了动,没出声,转回头,快步钻进一辆黑色轿车里。
车灯亮了,车子却没动。
过了三四秒,才缓缓驶远。
我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雨水打湿了我的白大褂下摆,凉飕飕的。
回到老人身边时,他依旧歪着头,一动不动。我蹲下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老爷子?老爷子?”
没反应。
我伸出手指探他的鼻息,微弱的很。
心里一沉,我赶紧推着轮椅往抢救室跑。
“姚姐!”我朝值班室喊了一声。
姚护士长从里面探出头来,一看我推着个老人,立刻快步过来:“什么情况?”
“不清楚,被扔在门口的,叫不应,烧得厉害。”
姚护士长伸手摸了摸老人额头,脸一下子绷起来了:“这么烫,至少三十九度。赶紧抬到床上。”
我们俩把老人搬到抢救床上,我拿来监护仪给他接上。心率快得吓人,血氧只有八十一。
“重度缺氧,快叫王主任。”姚护士长看了一眼监护仪。
我冲出抢救室,跑到值班室打电话。王宏伟的心脏,挂了电话不到五分钟就到了。
他进来看看监护仪,眉头皱成个疙瘩:“什么来路?”
我说不清。
姚护士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王宏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没有身份信息?”
“没有。口袋里只有那信封里的钱,没有手机,没有身份证。”我汇报。
“先拍个片子,查血。”王宏伟说着,压低声音,“明天早上,把情况报到保卫科。无主病人,咱们医院不能随便收,这是规矩。”
姚护士长“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站在一边,心里不是滋味。
过了一会儿,我走进抢救室。
老人躺在病床上,吸着氧,胸膛起伏得很缓慢。
我看着他的脸,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皱纹像刀刻的。
头发花白,乱糟糟的。
枕边放着那个信封,里面是一沓钱,大概两千块。
两千块。
我忽然想到,如果老人没有遇到那两个“路过的人”呢?如果当时值班的不是我,而他被人发现时已经晚了呢?
我不敢深想。
这一夜,我没合眼。
老人呼吸越来越弱,血氧一直在往下掉。王主任联系了ICU,凌晨四点多,老人被推上了三楼。
我跟着跑上楼,站在ICU门口,看着门关上,心里空落落的。
姚护士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想了,回去休息吧。”
“姚姐,”我忽然叫住她,“我觉得那个男的,不是路过的。”
姚护士长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我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一张揉皱的纸片,是刚才搬老人时,从信封里带出来的。
上面写着一行字,字迹潦草:“爸在城南桥头,我实在没办法了,对不起。”
我捏着纸条,手有些发抖。
姚护士长把纸条拿过去看了看,沉默了很久,只叹了口气。
“年轻人,这事儿,你别管了。”
“我……”
“这种家事,你掰扯不清的。”她把纸条塞回我手里,转身往值班室走,“天亮再说吧。”
我站在走廊尽头,墙上的钟指向五点十分。
窗外雨停了,天边泛着一丝青白色。ICU的门紧闭着,里面躺着那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老人。
那张纸条在我口袋里,像一块烧红的铁,烫得我说不出话来。
02
天一亮,保卫科的人来了。
他们给老人拍了照,询问了经过,又调了监控录像。
录像里那男的和女的都是侧脸,看得不太清楚。
保卫科的师傅直摇头:“这种事儿,去年也遇到过,大都是把老人送到医院,放下人就走。查不到身份,最后只能送救助站。”
我心里不舒服,但没吭声。
上午,老人的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了。
肺部感染很重,已经引发呼吸衰竭。
人还昏迷着,暂时脱离不了呼吸机。
ICU的费用一天大几千,加上各种用药,我的工资卡根本扛不住。
姚护士长帮我算了一下,至少要先交两万押金。
我愣住了。
实习工资一个月才三千多,加上大学攒的奖学金,也就一万出头。
我咬着嘴唇,看着躺在ICU里的老人,他的呼吸机管道随着呼吸一起一伏,胸腔艰难地动着。
我心里明白,等流程走完,人就没了。
“姚姐,我先垫,钱我想办法。”
姚护士长看着我,摇摇头:“你这孩子,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没接话。
回到宿舍,我翻出银行卡,把卡里剩下的一万三全部取了出来。凑上老人信封里的两千,还差五千。
我想了想,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父亲的声音带着倦意:“雨薇,怎么了?”
“爸,我这边遇到一个病人……情况特殊,看病钱不够了,想借点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什么事?你说清楚。”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没有隐瞒,没加修饰。
“就是被扔在医院门口的老人,病得挺重,现在在ICU,钱不够。”
父亲没有立刻回答。我能听到他那头细碎的杂音,像是在抽烟。
“你要多少?”
“五千。等我发工资了慢慢还您。”
“我给你转一万。”父亲说,“治病要紧,别舍不得花。”
他顿了顿,忽然问:“那个老人,多大岁数?”
“六十多岁,看着快七十了。”
“长什么样?”
“很瘦,个子挺高的,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对了,”我回忆着,“他手背上有一道长长的疤,像是老伤疤。”
电话那头,父亲的呼吸一下子变粗了。
他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问:“你确定?”
“确定,昨晚给他换衣服时我看到的。”
“那道疤……是横的还是竖的?”
我想了想:“从手腕到手肘,斜着上去的。”
父亲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电话断了。
“雨薇。”他开口了,声音有些哑,“照顾他,好好照顾他。”
“爸,你认识他?”
“不认识,”父亲快速地接话,“我只是……不知道。你把他的情况打听清楚,回头告诉我。”
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原地,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
父亲是医生,在县医院干了一辈子,从来没见过他对哪个病人这么上心。
可刚才他的声音,分明在发抖。
他一定认识这个老人。或者,至少知道些什么。
午饭我没吃,拿着钱去收费处交了两万押金。
收费处的大姐看了看缴费单,又看了看我,露出一种说不清的眼神。
“患者姓名?”
“还没查到,先记无名氏。”我说,“费用我会来交的。”
回到科室,王宏伟正好查完房出来。他看见我,眉头皱了一下。
“你去交钱了?”
“嗯。”
“实习一个月才挣多少?你倒大方。”王宏伟语气不悦,“万一这钱收不回来呢?万一家属赖账呢?”
“那我自认倒霉。”
王宏伟看了我好一会儿,笑了:“你这性子,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
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那个老人,我帮你打听了一下。”
我愣了:“打听什么?”
“他是被人放在城南桥头的。”王宏伟压低声音,“我有个朋友在桥头那片派出所,早上接到报案,说有个老头昏迷在桥头。等他们赶到,人已经被送走了。他们查了监控,送他来的那辆车,是辆套牌车。”
我心里一紧:“套牌?”
“对。”王宏伟表情复杂,“能弄到套牌车的,不是一般人。你想想,什么人会把一个老头扔下,还专门弄了辆套牌车送过来?”
一股凉意从后背升起来。
晚上我回到ICU门口,隔着玻璃看了很久。
老人还在沉睡,呼吸机的节奏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攥着口袋里那张纸条,上面那行潦草的字又浮现在眼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人写下“实在没办法”这种话,然后把自己的父亲丢在桥头?
这一夜,我躺在值班室的床上,怎么都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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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二天下午,老人病情突然恶化。
肺部感染没控制住,血压往下掉,氧饱和度一直上不去。ICU的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打电话叫我上去。
我赶到的时候,几个医生正围着病床忙活。姚护士长脸色发白,把一张A4纸递到我手里:“家属联系不上,你是缴费人,这个字得你来签。”
我看着纸上“病危通知书”五个字,手心里全是汗。
“我签,”我抖着声音说,“可是,我不是家属啊。”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姚护士长压低声音,“人在咱们手上,该做的措施就得做。你先签,后面的事后面说。”
我握着笔,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笔画抖得厉害。
签完字,我站在ICU门外,透过小小的玻璃窗往里看。两个医生正在给老人做穿刺,他瘦成一把骨头,躺在白色床单上,像一截枯木。
我忽然想哭。
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人这辈子太不容易了。
一个人活到六十多岁,生了病连个能签字的人都没有,只能让一个素不相识的实习医生签病危通知书。
傍晚,父亲又打来电话。
“那个老人怎么样了?”
“不太好,”我说,“下午下了病危通知书,我签了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爸?”
“在。”父亲的声音有些沉闷,“雨薇,你能给他拍张照片吗?就现在,让我看看他。”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想看这个老人,但还是掏出手机,隔着玻璃拍了一张。照片里老人闭着眼,鼻子里插着管子,脸被氧气面罩遮了一半。
我把照片发给父亲。过了大约五分钟,他打来了电话,声音哑得厉害:“雨薇,你听我说。这个老人,你无论如何也要救过来。”
“你认识他?”
他沉默了好一阵:“回头再跟你说。”
说完就挂了。
我放下手机,心里乱得像一团麻。
父亲是个冷静到近乎冷血的人,我从小见惯了他在各种医疗纠纷面前面不改色的样子。
可今天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颤意。
那天晚上,我守在ICU门口,靠着墙角坐着。长椅很硬,灯管很亮,照得走廊一片惨白。
十点多的时候,ICU的门开了。
一个护士探出头来:“吴医生,人稳住了,心率回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赶紧擦掉,站起来快步走到门口:“我能看看他吗?”
“进来吧,待太久不行。”
我换了隔离衣,推门进去。
老人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监护仪上的数字比下午好看了不少。他依旧没有醒来,但呼吸平稳了许多。我搬了个小凳子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
两道深深的法令纹从鼻翼延伸到嘴角,颧骨高高的,皮肤薄得能看见下面的血管。
他身上似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让人看着安心,又让人有些敬畏。
我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总觉得有些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老爷子。”我轻声喊了一句。
他没有反应。
我低下头,注意到他右手手背上那道长长的疤。从手腕延伸到小臂,斜斜地切过去。伤口愈合的痕迹依然很明显,当年一定伤得不轻。
父亲的反应浮现在脑海里。他问那道疤的走向和长短。他到底想确认什么?
我没想明白。
十一点多,我回到值班室,收拾完已经快一点了。我拿出手机,把那张照片翻出来看。
照片里的老人,面色有些苍白,眉骨却很突出,轮廓看起来有些眼熟。我用手指遮住他的下半张脸,只露出额头和眼睛,仔细端详。
忽然一个念头从脑子里蹦出来。
我在哪里见过这张脸。真的见过。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刻,年纪还很小的时候。
可到底是在哪里?
我使劲想,脑子里却像蒙了一层雾,怎么都想不起来。
心慌了一整夜。
04
第四天,老人总算脱离了危险期。
呼吸机撤了,人还昏迷着,但各项指标都在往好里走。ICU的医生说,命算是保住了。
我一听,悬了几天的心才落了地。
那天下午,我和护士一起给老人擦身换衣服。
衣服是他送进来时穿的那件深灰色中山装,穿了好几天,一股味道。
我小心地解开扣子,给他换上干净的病号服。
手伸进他里侧衬衣口袋时,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我掏出来一看,是一块旧怀表。
银色的,表面磨得发亮,边角有几道划痕,看得出用了不少年头。
表盖合着,我轻轻按了一下,弹开来。
表盘上,时针和分针还在走着,虽然慢了一些,但走得好好的。
我翻过表盖内侧,上面刻着两个字。
“德昌。”
字是手工刻的,笔画有些歪歪扭扭,像自己拿刀尖刻上去的。下方还有一个细小的五角星。
我盯着那两个字,心念一动。这应该是他的名字。
我把怀表小心地放回枕头旁边的抽屉里,记下了那两个字。
又拿出手机,给父亲发了条短信:“他衣服里有一块怀表,上面刻着‘德昌’两个字,还有个五角星。”
发完信息,我继续给老人掖好被角。他瘦得厉害,手背上的骨头根根分明,那道疤在病房的白灯下显得尤其清晰。
过了大约十分钟,父亲的电话打过来了。我走到走廊角落接起来。
“你看到那个五角星了?”
“嗯,小小的,在‘德昌’两个字下面。”
电话那头,父亲吸了一口气,像是屏了很久终于松了出来:“你听我说,这件事,你不要对别人提起那块表。”
“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父亲声音有些紧,“记住,照顾好他。那块表,不要让外人看到。”
他说完就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里,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手心里渗出了汗。
晚上我去食堂吃饭,正巧碰上王宏伟。他端着餐盘坐到我面前,看了我两眼:“老人情况怎么样了?”
“好多了,下午撤了呼吸机。”
“那就好。”王宏伟夹了一口菜,像是想起什么,“对了,我那个派出所的朋友说,城南桥头那片的监控查过了,送老人来的那辆车,从桥头开出去之后走的是一条背街小路。他们顺着沿街商铺的摄像头,勉强拍到了一个侧脸。”
“拍到了?”我放下筷子。
“拍得不太清。”王宏伟摇摇头,“不过看身形和走路姿态,大概率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他们算了下时间,那辆车在桥头停了不到十分钟。”
不到十分钟。
也就是说,从把老人放在桥头,到开车离开,前前后后不到十分钟。根本不是纠结和犹豫的时间,更像是提前踩好了点,把人一放就走。
“人会找到吗?”我问。
“难说。”王宏伟叹了口气,“套牌车,监控也断断续续的,不好查。”
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
我坐在食堂里,面前那盘饭已经凉了。
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辆套牌车,那个看不清的侧脸,和那张写着“对不起”的纸条。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老人一直没有醒来。
ICU里的日子像是凝固了,每天都是同样的事:查房、换药、记录生命体征。
我每隔两个小时过去看一眼,隔着玻璃,看着他的胸口微微起伏。
有时候我会跟他说几句话,虽然他不一定能听到。
“老爷子,你快醒过来吧。”
“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你家里还有谁?”
“你要是再不醒,我实习期结束就没钱交房租了。”
说到这句,我自己笑了。笑着笑着又觉得心酸。
第四天夜里,我坐在值班室写病历,忽然想起那块怀表。
老人一直昏迷着,那块表一直放在抽屉里,没有人动过。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拿出来。
父亲说不要给任何人看,那我就听他的。
第五天清晨,我去查房。门口值班的护士叫住我:“吴医生,那个老人,手指动了好几下!”
我的心猛跳了一下,快步跑到ICU门口。
老人还是闭着眼,但右手的手指确实动了,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梦里抓着什么。
我隔着玻璃看着他,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快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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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第十天清晨,老人醒了。
这天我在门诊部帮忙,刚送走一个病人,手机就震了。姚护士长的声音:“吴雨薇,你快上来,你那个老人醒了!”
我几乎是跑着上了三楼。
ICU门口已经围了好几个护士,大家都伸着脖子往里看。我挤进去,看到老人半靠在床头,正端着杯子喝水。他瘦了很多,但眼睛是有神的。
“老爷子!”我喊了一声。
他抬起头,目光落在我脸上,停了好几秒。然后他放下杯子,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很哑:“你……是那个救我的姑娘吧?”
我鼻子一酸,拼命点头。
“我姓吴,是这里的实习医生。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他摇了摇头:“还好。”
“那您还记得,您叫什么名字吗?”我问。
他沉默了片刻,目光垂下去:“记不太清了,头疼得很。”
“那您家里人呢?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们?”
老人还是摇头。不像是说谎,更像是不愿意提起。
我不好再追问,给他倒了一杯温水,放在床头柜上。他在ICU住了快十天,整个人瘦了一圈。精神虽然有了些,但看着还虚的很。
我正要出去,病房门被推开了。
王宏伟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他没有穿白大褂,穿着一件深灰色夹克,像是刚从外面回来。他站在床边,看着老人,目光沉沉的。
“老人家,您姓傅,对吗?”
老人抬起头,目光落在王宏伟脸上。他没有说话,但那双眼睛微微眯了一下。王宏伟也没有再追问,只是安静地站着。
过了好一会儿,老人轻轻叹了口气:“你认得我?”
王宏伟沉默了几秒:“我年轻时在部队医院待过七年,见过您的照片。您退休前,常在《解放军画报》上露面。”
老人听到这里,呵呵笑了一声:“那都是老黄历了。”
我心里猛然一紧。老黄历。他承认了。
王宏伟看了一眼桌上的白色搪瓷盘,里面放着那块擦干净的旧怀表,然后他把目光转向老人:“您父亲留给您的?”
老人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伸出手,轻轻拿起那块表,拇指摩挲着表盖内侧的“德昌”刻字。
“我爹留给我的。”他说,“他说,人这一辈子,名字不能丢,良心更不能丢。”
病房里安静了好一阵。
王宏伟没有再多说,退了出去。我跟着他走到门口,他转过身来看着我,声音压得很低:“吴雨薇,这次你可能真的捡到宝了。”
“什么意思?”
“他姓傅,全名叫傅德昌。”王宏伟一字一顿地说,“邻省的前任领导,在任上干了十多年,退休后突然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省里的人找了他好几年,一直没有音信。”
我大脑里一片空白。
“你确定?”
“我已经打电话核实过了。”王宏伟的声音很轻,“那边说,傅老退休后头两年还有书信寄回单位,之后就彻底没了消息。家里的老房子几经转手,也没有人见过他。”
我回头望向病房,老人正靠在床头,一手握着杯子,一手摩挲着那块旧怀表。
晨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那张枯瘦的脸,在光线中显得有些模糊。
我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情绪。我救的这个人,竟然有这么大的来头。午后,我端着粥进了病房。
“傅爷爷,”我试着用这个称呼,“午饭时间到。”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你知道了?”
“听王主任说的。”我老实回答。
“那你打算怎么办?把我献出去领赏?”他语气有些玩笑,但目光是认真的。
“我能图什么呢?”我把粥放在他面前,“就是觉得……您太不容易了。”
老人没接话,低头喝了一口粥。过了很久,他才低声说:“这些年,头一回有人跟我说这句话。”
我坐在床边,看着他慢慢把一碗粥喝完。窗外阳光正好,几只麻雀落在窗台上,又扑棱棱飞走了。
06
第二天上午,一辆黑色公务车停在了医院门口。
车上下来的几个人,穿着深色外套,一看就是干部模样。
为首的是一个六十出头的老者,戴着一副老花镜,步伐很快,进门的时候还踉跄了一下。
他直奔三楼。
我正好在护士站,看他径直走向病房,在门口站定,隔着小玻璃窗往里看了好一会儿。
他的肩膀微微起伏,像是情绪有些失控。
然后他转过身,问值班护士:“是这间吗?”
“是。”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我站在门外,看见他在床边站定,摘下眼镜,对着床上的人鞠了一躬,腰弯得很低,许久才直起身来。
“傅老,您让我们找得好苦啊。”
老人靠在床头,看着他,目光里没有惊讶,只有平静:“老杨,不用这样。我就是个普通老头子,闹这么大动静做什么。”
“您退休了,您也是我们的老领导。”老杨的声音有些哽咽,“这几年,省里每逢开会都有人问起您。您到底去哪儿了?”
老人笑了笑,没有回答。
老杨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轻轻打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傅德昌,穿着军装,站在一群干部中间,意气风发。
我看着那张照片,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哪里见过他。
记忆深处闪过一个隐约的画面:父亲的书房里,挂着一张和某位领导握手的合影。
那照片上的领导,似乎和眼前这位老人有几分相似。
我浑身一震。
原来是这样。
父亲书房的照片里,那些模糊的曾经。
走廊里不知什么时候站满了人,医生、护士、实习生,好些人都踮着脚往里张望。
有年轻护士小声问旁边人:“哪个傅老呀?很厉害吗?”
年长一些的护士压低声音:“你别多问,反正就是大人物。”
老杨走出来,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用力:“你就是吴雨薇同志吧?你的事,傅老都跟我讲了。你垫付的医药费,我们会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不用不用,我没想这些……”
“你是个好孩子。”老杨说,“傅老说,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我往病房里看了一眼。老人正靠在床头,眯着眼,目光穿过人群落在我的身上。
他看到我望过去,微微笑了一下。
下午,病房门口搬来了一把椅子,老杨亲自坐在那里守着。护士们轮番进去给老人量血压、测体温,记录得格外仔细。
王宏伟在走廊里碰到我,意味深长地说:“你摊上大事了。”
我纠正他:“是摊上好事了。”
王宏伟愣了一下,笑了:“也对。”
傍晚,老人把我叫进病房。
他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块旧怀表,低着头看了很久。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小吴,”他开口了,“我这辈子,见过很多人。有些人聪明,有些人能干,可让我觉得难得的人,不多。”
“你是个好孩子。”他停了一下,又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跟傅爷爷说。”
我站在那里,心里有种很踏实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的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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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第二天下午,医院门口停下一辆黑色小轿车。
车上下来一男一女。
男的四十几岁,灰头土脸的,满脸是汗。
女的穿着红呢子外套,烫着卷发,急匆匆往里闯。
他们在门诊大厅问了两句,就直奔住院部三楼。
我刚从病房出来,就看见他们朝这边小跑过来。那个中年男人看到我,脚步微微一滞,然后继续往前走。
“你们找谁?”我拦住他们。
“来找我爸的。”男人喘着气,“我叫傅永安,住在这里的是我爸,傅德昌。”
我看着他的脸,忽然想起来,那个雨夜里扔下老人后,在路灯下回头看了一眼的男人,就是这张脸。
我沉默了两秒:“你把你爸扔在桥头,现在又来认亲了?”
傅永安愣住了。他的嘴唇张了张,又合上。眼眶却泛了红。他身后的女人扯扯他的袖子,低声说:“永安,别跟她啰嗦,赶紧进去。”
我拦在门口:“你爸刚醒,身体还虚得很,不能激动。”
“你是谁啊?你凭什么拦着?”女人急了,嗓门也大起来,“我们是家属,来接我爸出院的,碍着你了?”
“他还没到能出院的程度。”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女人转头冲着傅永安,“永安,你到底管不管!”
傅永安低着头,没有动作。过了好一会儿,他抬头看了一眼病房门:“爸……”声音很轻,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病房门从里面打开了。
陈淑芬走出来,两眼红肿。她看了儿子一眼,又看了看那个红衣服的女人,嘴角动了动,声音很哑:“永安,你爸说……他不想见你。”
傅永安整个人僵住了。伸出手,想推开病房门,又在中途收回去。这时,一直很安静的病房里,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让他进来吧。”
是老人的声音。
傅永安身子一抖,推门走了进去。
他走进去,扑通一声跪在病床前。
“爸……”他喊了一声,眼泪就下来了,“爸,我错了。你原谅我这一回,行不行?”
老人靠在床头,目光平静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儿子。他看了很久,久到整个病房的空气都安静下来。
“你起来吧。”老人终于开口,语气淡淡的,“别跪了。难看。”
“爸……”
“你走吧。”老人说,“我现在不想见你。”
傅永安抬起头,满脸是泪:“爸,我真是没办法了。生意赔了,房子抵押了,债主天天上门……我不敢不接手,我……”
“你没办法,你就能把你爹扔在桥头?”老人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得很重,“你爹躺在那里,身上只有一件单衣裳。你连回头多看一眼都不敢?”
傅永安说不出话了。头垂得很低,肩膀一抽一抽的,压着声呜咽着,根本止不住。
“你走吧。”老人又说了一遍,“我这条命,是那个姑娘救的。你,就当没我这个爹。”
丁玉兰在门外听到这些话,也冲了进来,扯着嗓子哭喊:“爸!爸你不能这么狠心啊!你孙子还在上学啊,你不能不管我们啊!你当爷爷的,能给孙子留条活路吗?”
老人闭上眼,没再说话。
我站在门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难受。
陈淑芬站在门口,两只手绞着衣角,嘴唇抿得发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王宏伟叫了保安来,把傅永安和丁玉兰请了出去。他们不走,就坐在住院部一楼的大厅里,一个满脸是泪,一个板着脸,不说话也不动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