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发布新版中国国防实验室调研报告

近日，美国空军某机构发布《中国国防实验室的全球足迹：与外国机构的联系与合作》。这份236页报告把2015—2025年的公开资料整理成一张关系图谱：131个事件、713次机构接触、数百家境外机构，会议、访问、联合研究、人才往来都被纳入观察。从中国视角看，它既是一份带有鲜明安全预设的美国研究产品，也是一面镜子——西方对华科技合作审查，正从看项目、看名单，转向看关系、看场景、看长期轨迹。读懂这种方法，才能既识别其中的泛安全化倾向，也看清下一轮国际科技合作面临的现实门槛。

一、这份报告究竟在做什么

（一）它不是中性的合作年鉴

报告由一家美国研究机构准备，发布日期为2026年8月24日。版权页同时说明，文中观点不必然代表美国政府或美国国防部立场；但其目的并不含糊，就是为美国及其盟友政府和科研机构减少与中国国防科研实体的接触提供线索。

安全预设贯穿全书。作者先把中国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定义为最高层级军事科研网络，再把与这些实验室发生联系的大学、企业、研究机构和个人放进同一张表。正常学术活动、民用项目与敏感研究没有被预先等量齐观，但都先进入“可能有问题”的观察框架，随后再按强弱分类。

作者此前在2022年整理过56个实验室，2025年又补入42个，将目录扩展到98个。本报告不是重新描绘整个体系，而是把整理实验室档案时“顺手积累”的境外联系单独抽出，做成一个面向风险审查的专题数据库。

（二）236页其实是一套双向索引

正文很短，目录很长。真正集中表达观点的第一部分只有约14页，后面大多是结构化条目。第二部分按中国实验室排列131个事件，记录年份、接触类型、可能涉及的研究主题，以及军队、军工科研机构和有关高校是否出现；第三部分再按国家和境外机构倒排，方便从另一端追索同一事件。

这种写法比评论文章更耐用。读者既可从某个实验室向外查，也可从某所外国大学或某家公司向内查。说白了，它不是要讲完131个故事，而是给审查人员一个“从任意节点起步”的检索工具。美国研究机构真正看重的，正是这种可复用的关系结构。

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报告封面

二、数据表面上说了什么

（一）会议是最常见的入口

先分清两个统计单位。报告称共有131个离散事件，但这些事件中记录了713次机构接触。一个会议可以同时出现多家机构，于是只算一个“事件”，却会展开成多次“接触”。因此，类型占比回答“事件是什么”，国别排名回答“机构出现了多少次”，两套数字不能直接互换。

五类事件轻重不同。131个事件中，会议或专业活动64个，占49%；长期机构合作31个，占23%；访问与交流18个，占14%；公开研究合作13个，占10%；个人任职或会员关系5个，占4%。图表前的原文把时间口径写得很清楚：“The data in this report covers roughly the last decade (2015-2025).”

报告第21页：五类接触事件的数量与占比

会议居首并不意外。会议有议程、嘉宾名单、主办方和新闻稿，天然比未公开的联合项目更容易被开源检索发现。报告自己也承认，这种公开性会抬高会议在样本中的比例。换言之，49%既可能说明会议是低门槛接触渠道，也可能首先说明会议最容易留下痕迹。

（二）美国数量最多，集中度却未必最高

国别数据呈现两种形态。美国机构出现204次，英国84次，德国46次，加拿大40次，法国39次，新加坡34次。美国是“面广”，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等则被报告描述为“单个机构接触更频繁”。新加坡的34次接触中，新加坡国立大学14次、南洋理工大学8次，头部机构尤其突出。

报告表1数据重绘：前六位国别机构接触次数

所谓集中度只是简单平均。报告用“接触总数÷机构数量”计算集中度，新加坡为4.86、英国为2.05、美国为1.66。这个指标能提示接触是否集中，却没有区分一次公开参会与多年联合实验室的差别，也没有考虑研究主题的敏感程度。把它当线索可以，把它当风险评分就过头了。

三、关系图谱是怎样被织出来的

（一）先从最公开的场景下手

会议条目最容易扩张网络。报告把联合主办、赞助、担任委员、作主题报告乃至共同参会都记入同一大类。它特别关注那些名称看似民用、参与者却包含军队院校、军工集团或国防实验室的活动，认为西方研究人员可能在不了解中方机构背景的情况下分享两用知识。

一个典型案例是制导会议。报告称，2022年和2024年的国际制导、导航与控制学术会议由多家中国军工科研与高校机构参与，已识别的外国报告人很少。作者据此怀疑，“国际”有时主要体现为少数境外专家对大量中方听众作报告。可这仍是风险推断，不是技术转移已经发生的直接证据。

另一个案例更能说明框架。2022年全球动力与推进学会论坛公开主题是清洁民用航空发动机，但因赞助方中出现航空发动机相关实验室和军工集团，报告便认为相关知识也可能服务军用航空动力。这里的关键不是项目已被证明转用，而是“机构属性+技术两用性”足以触发审查。

（二）再把弱联系与强联系放在一张表里

长期合作更受警惕。报告把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基地、共同培养、长期合作协议列为第二大类。比如，它记录了2018年中国航空工业有关研究所与美国霍尼韦尔围绕商用飞控系统成立合资项目，并建设约1万平方米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公开定位是民用，报告却根据母体机构的军工属性将其纳入风险图谱。

访问交流处在中间地带。境外专家讲座、机构代表团访问、短期学习与培训共占14%。这些活动有时只留下新闻稿，合作内容与后续成果并不清楚。报告仍会把“讨论未来合作”“据称正在联合培养”等表述入库，并将状态写成“可能仍在继续”。

公开论文只占一成。报告列举了复合材料、水下传感网络、高光谱图像、空间目标机动等联合研究，但同时承认，它没有系统检索学术数据库。因而10%不能理解为研究合作很少，只能理解为这次项目没有把论文合著做成完整样本。

个人关系证据最弱。学会会员、荣誉称号、个人任职只占4%。这些信息能帮助识别人际网络，却很难单独证明机构合作，更不能证明知识转移。报告把它们保留，是为了让后续审查继续顺藤摸瓜，而不是已经完成定性。

四、真正变化的是西方审查尺度

（一）从“名单管理”转向“关系管理”

过去主要看主体是否在清单上。现在这份报告又加了四层信息：同一机构有哪些中英文名称，谁参加了什么活动，接触持续了多久，周围还出现了哪些军队、军工与高校节点。只要把这些字段连起来，一次普通会议也能成为后续尽调的入口。

英文名称会被当成风险信号。报告反复提醒，一些实验室在英文表达中不出现“国防”字样，外国研究者可能因此忽略其背景。无论这种判断是否公允，它都说明今后的国际合作中，名称、隶属关系和研究用途若表述含混，很容易被外部解释为有意弱化身份。

审查对象也在向外围扩展。报告不只盯着实验室，还把会议主办方、合作高校、企业、个人会员关系和共同出现的第三方机构一并收集。今天可能只是被写入研究报告，明天则可能进入项目尽调、访问审批、资助审查或出口管制讨论。报告没有证明这些政策已经落地，但它清楚展示了倡议者希望政策往哪里走。

（二）频率正在取代单次“重磅证据”

小事件的累积开始被重视。单次参会、一次讲座、一个荣誉会员，往往不足以说明问题；可在关系数据库里，只要同一机构多次出现，就会形成“持续接触”的视觉印象。西方审查工具正在从寻找一项决定性证据，转向用大量弱信号拼出风险画像。

这会带来误伤。共同参会不等于联合研究，联合论文不等于技术转移，民用合作也不能因为参与方具有军工背景就自动改写为军事成果。若缺少项目内容、交付物、知识产权流向和实际用途，关系只能说明“有联系”，不能替代行为证据。

但也不能装作看不见。两用技术的边界确实比过去模糊，国外高校、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合规压力也在上升。对中方机构而言，最现实的做法不是争论对方有没有资格审查，而是提前理解它采用什么口径、哪些材料会被怎样拼接、哪些模糊表述最容易引发误判。

五、这份报告哪里强，哪里站不住

（一）强在结构，不在定论

最可借鉴的是数据组织。实验室名称、别名、隶属机构、事件、境外伙伴、年份、类型、研究主题和证据来源被串成一条链，再提供实验室端与境外机构端两套入口。这种关系化整理比简单罗列案例更适合长期更新，也便于发现重复出现的机构。

证据边界多数写在纸面上。作者明确说明，样本只覆盖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这一类主体，主要依赖公开资料，并偏重美国及其盟友；不少合作信息来自中方机构自述，无法独立核实；报告也不应被用于羞辱某所机构，更不能作为故意违规的证明。这些限定很重要。

（二）数字还没有干净到足以定量决策

同一文件存在口径打架。引言写境外机构为427家，第二、第三部分又写426家；表1中以色列为4次、瑞士为6次，表4却分别变成5次和12次；表1写比萨大学4次，表2又写5次。差异未在正文解释，说明数据清洗和版本一致性仍有欠账。

“仍在继续”常是缺省推断。报告承认，合作终止通常不会公开宣布，因此无法确认结束的项目会被标成“可能持续”。这种保守做法适合建立待核线索，却会让历史接触在图谱上显得比实际更长。若把它直接用于政策处罚，证据强度明显不够。

样本偏差决定了不能外推。会议公开、容易搜索，论文数据库又没有系统检索；美国及盟友是重点，其他国家覆盖较弱；同一事件中多家机构会膨胀“接触次数”。因此，这套数据能说明作者发现了什么，不能说明全球合作的真实全貌，更不能据此计算技术流动的实际规模。

因果链条仍然缺一段。报告能证明某些机构在同一活动中出现，少数项目存在合作协议，却很少能继续证明具体知识交付、成果归属、军事应用和能力提升。关系图谱是调查起点，不是裁决书；把“联系”直接写成“转移”，中间至少还缺行为和结果证据。

六、站在中国视角应当怎么看

（一）不必自我封闭，但要把合作做明白

正常交流仍有必要。基础科学、民用工程和国际标准本就依赖跨国合作。若因为外部审查加严便退回封闭状态，损失的是创新效率和国际学术影响。真正要解决的不是“还合作不合作”，而是哪些可以公开合作、哪些需要审查、哪些不应越界。

身份与用途要说清楚。对外名称、隶属关系、项目性质、资助来源、成果用途和知识产权安排应保持一致，不给外部留下“刻意淡化身份”的解释空间。尤其在会议邀请、联合实验室、访问学者和技术培训中，前期说明比事后辩解更有用。

风险审查要落到项目。不能只看合作方是不是知名大学，也不能只看技术名称是否“民用”。应同时核对人员角色、数据与设备、交付物、发表方式、出口管制、保密边界和成果转用条件，把风险控制放在合同与研究流程中，而不是活动结束后补材料。

（二）还要建立自己的证据能力

先把外部叙事拆成字段。面对类似报告，应逐项核对事件是否真实、机构是否同名、合作是否结束、参会与合作是否混淆、成果是否真的转用。只有拥有可追溯的国内底表，才能及时纠正错误，也能识别自身管理中的真实薄弱点。

证据等级必须拉开。共同参会、公开讲座、机构协议、联合论文、技术交付和实际应用不能放在同一证据层。每条关系都应标注来源、日期、状态、可信度与反证，避免“出现过”被自动升级成“持续合作”，再被升级成“发生转移”。

对外表达也要跟上。涉及正常国际合作的争议，应及时提供公开、可验证、口径一致的事实说明，讲清民用目标、合规安排和成果边界。国际舆论场不相信一句“没有问题”，它更相信能被复核的过程和证据。

七、结论

这份报告首先是一种审查工具。它借助131个事件和713次机构接触，把中国国防实验室的境外联系重构为可检索、可扩展的关系网络。它的政策指向十分鲜明：推动美国及盟友把会议、访问、个人关系和长期合作都纳入更严格的科研安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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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丨占知智库

作者丨占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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