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姜锋：德国的多事之秋，东部三州选举彰显政局裂变与治理困境

即将于九月举行的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下称“萨安州”）、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三州议会选举，是观测德国政局走向的风向标，其结果很有可能引发德国联邦政坛的剧烈震荡。

萨安州的选举将于9月6日举行，在三州中最早，选战也尤其激烈，各种矛盾集中呈现，是透视德国东部的深层社会裂痕和尖锐政治极化、展望德国政局的标本。

该州地处德国地理意义上的中部核心区域，自十九世纪德国工业革命后长期是德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繁荣地带之一；即便在民主德国时期，其境内的莱比锡-哈雷化工区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化工产业基地，机械制造与能源产业共同构成区域经济的核心支撑。但两德统一后，该地区经历了“破而未立”的转型过程，曾经兴旺的工业区由此陷入长期发展停滞，其人口结构、经济运行与社会形态的衰退分化变迁，映射了德国东部地区的整体性发展困境。

人口持续萎缩。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德国东部常住人口为1480万人，2024年降至1240万人，降幅达16%，其中约100万人口迁移至德国西部。具体到萨安州，2000年以来该州累计流失人口近50万，人口降幅达18%，2024年常住人口仅为214万，且官方预测2050年该州常住人口最低可降至168万；当前萨安州人口密度为104人/平方公里，不足德国全国平均水平（234人/平方公里）的二分之一，农村地区已出现显著的人口“空心化”。人口下降的核心特征还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大规模外流：该州25-40岁年龄组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28%降至2024年的19%，大量年轻劳动力为获取更高工资水平（德国东部平均工资仅为西部的86%）与更多就业机会向西部各州迁移，留守群体以老年人与低技能劳动力为主，该州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8%，远高于德国全国22%的平均水平。更严重的是出生率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25年萨安州出生人口仅为11978人，较1990年缩减近三分之二；与此同时，2025年该州死亡人口为34803人，死亡人口规模接近出生人口的三倍。 这意味着，转型冲击降低了家庭生育愿望的同时，年轻女性大规模迁出直接压缩了生育群体基数，进一步拉低了新生儿出生规模。深度老龄化与人口外流已经形成恶性循环，该州本土人口的自我更新能力已基本丧失。这是萨安州，乃至整个德国东部各州发展困境的基本内核，不仅对区域产业发展形成约束、加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负担，也成为推动东部社会心态变迁与政治格局调整的核心人口学底层动因。

经济发展滞缓。两德统一后，联邦政府基于制度优劣逻辑对东部地区原有产业制度采取全盘否定的改造策略，大量原有工厂企业被转让关停，但新的产业体系长期未能有效建立；当前德国排名前40的大型上市企业中，尚无一家将总部设立在东部地区，这意味着该地区产业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导。近年来，尽管联邦及相关州级政府持续推进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招商引资与布局工作，萨安州仍面临严峻的技能劳动力短缺问题：劳动年龄人口缺口达8.6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含工程师、信息技术从业人员）缺口占总缺口的比例高达45%。笔者亲历的一桩案例显示，当地引进一家国际知名能源企业落地，期待着此举可创造就业岗位，给地区社会经济增添活力。问题是，落成几年后这家大型企业始终受困于技术工人供给不足，产能利用率仅维持在70%左右，生产订单被迫向外转移，对投资主体形成了显著的隐性成本损耗。

社会失衡分裂。发展滞缓催生本地区和全德之间以及区域内的收入鸿沟：2024年数据展现出德国东部人均全职人员工资收入比西部少13000欧元，而萨安州人均工资更是比德国西部各州低20%多；尽管统一后德国东西部在经济增速、人均收入层面差距有所收窄，但由于历史原因东部家庭财富存量的鸿沟依旧巨大，财产中位数不足4万欧元，仅为西德整体水平（14.3万欧元）的28%左右，远低于北德（12.9万欧元），与南德近19万欧元的全德最高水平相差悬殊。财富的巨大差距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公平感，即，两德统一后东部居民对“区域均衡发展”的预期与实际发展落差，使得该地区居民普遍产生“被排除在整体发展红利之外”的主观感知。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相应的，是政治和社会权力分配失衡：2024年联邦政府《统一现状报告》数据显示，在联邦政府和联邦法院等机构最高层和高级公务人员中，出生在东部的比例在8%左右，而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德国人口总数接近16%。这意味着东部人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的声音被系统性低估，无法真实反映其人口规模和社会诉求。这种社会和政治精英“低比例”情况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造成东部民众感到被排除在国家核心决策之外，产生“二等公民”的疏离感，认为联邦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

“被柏林遗弃感”从个体层面的情绪抱怨，转化为民众强烈的集体反叛情绪，成为各竞选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资源。如何把集体反叛情绪转化为可表达、可宣泄的议题，进而控制住这些议题，引导情绪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激化，并最终体现在得票率上，是各党都意识到的取胜法宝，也是激烈竞斗的战场。诸如移民问题在这场选战中已经被高度异化，原本是解决东部，乃至德国人口下降问题必经之路的移民事项，被解释为破坏德国主导文化、蚕食德国福利、增加社会犯罪率的原因，完全主导了选举的议题热度，成为各党斗争的工具。激化的政治生态大大挤压了“中间地带”空间，使极端的政党滋生壮大，传统的“全民党”在高度极化的政治结构中难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也意味着政治动员乏力，难以获得多数不满现状的选民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仅13年、被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界定为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德国选择党，有望在萨安州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首次实现州层面的单独执政。若出现这一情形，德国传统主流政党将受到剧烈冲击，也意味着现有制度内政治和社会力量合力围攻“制度外”选择党的策略失败，进而诱发主流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的内部追责运动，默茨总理领导的德国联合政府可能陷入严重的人事危机与执政困境；长期被界定为“东部特殊问题”的区域矛盾将升级为左右德国政治发展走向的全国性议题，标志着德国长期将两德统一“综合征”限定在区域层面内部消化的治理策略彻底失效，区域发展失衡将成为影响德国未来治理进程与长期发展的核心结构性变量，德国现有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这个秋天即将发生在德国东部州的选举注定意义深远，对德国而言，这是个多事之秋。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区域国别学会会长。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原标题：《观察家 姜锋：德国的多事之秋，东部三州选举彰显政局裂变与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