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文学书写，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谁在发声？”是乡村振兴文学创作的首要关切。在此语境之下，写作“在地化”的呼声似乎已成普遍共识。“在地化”不仅强调现场感，更强调作家的“小我”融入乡村的“大我”，从而发出真正属于乡村的声音。同时必须看到，经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今日的乡村早已不是封闭的“桃花源”，而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复杂场域。这就要求写作者不能止步于“在地化”，更需具备一种“去地化”的宏观视野，将乡村振兴文学书写置于百年乡土文学的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予以观照。有感于此，特邀刘小波、黄菲菂、董婕三位青年批评家，从新近揭晓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相关获奖作品谈起，共同探讨新时代乡土写作的经验与启示。

——李北京（《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

从更广阔视野进入乡村振兴的写作

文/黄菲菂

在同题书写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要写出新意来是不容易的，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的主题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就显示出这样的困境。引人注意的是，在近年来书写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报告文学文本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写作意图与现象。

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一直以书写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为叙事中心，然而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深化，自觉从边地书写中心，从地域变迁观照时代主题的写作转向逐渐形成。这些文本主动融入时代主题，将各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与国家命运关联起来，书写和建构中国故事中的民族故事和民族故事中的“中国形象”。

第九届鲁奖获奖作品《西海固笔记》是一个典型文本。西海固，一个“苦瘠甲于天下”的地方，苦难是它的代名词，是人们精神上的集体无意识，苦难叙事也是这里古老的文学母题。但这块苦难之地却在四十年来党的脱贫政策支持下发生了沧桑巨变，摆脱了绝对贫困。作品从吊庄移民、梯田建设、沙漠治理、引黄灌溉直到菌草种植、滩羊银行等标志性工程，全景式记录西海固半个世纪的脱贫史。百姓也因此获得了尊严与自信，他们不再像以前见有人来早早躲避在崖下、旮旯，走进村子，他们热情地请你进屋，有话了，爱说了。作者季栋梁说：“这天翻地覆的千年之变让我放下正写着的小说投入了这部见证时代大变迁的非虚构作品书写之中。”他为西海固人的信仰和梦想而写，为党的扶贫伟业而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翻山越岭走了二十三里路专门来水库看水，他感叹：“哎呀，没见过这么多的水，没见过这么清亮的水，看了一阵子，眼睛都清亮了。几百公里管道引水，国家把钱花上了，感谢得很啊。”言语之间传达了百姓的感激之情，国家意志与民间立场自然融合，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一个个原生态的细节中树立起来。

书写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事业的美好图景，让时代主题被赋予了一种民间情感，主流话语与民间声音在作品里形成共鸣。这样的民族故事必然是中国故事最精彩的篇章，西海固在新时代的文学表达中已然焕发出崭新的时代精神与美学向度。

从西汉丝绸之路“萧关古道”的著名地标到“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映照，从泾、渭、清水河河谷孕育中国远古文化到唐诗中塞外边关的象征，作者不断定位着西海固在华夏历史中的坐标，确认情感和身份的同根同源性。作者还重点介绍了长征时期党在民族政策上对回族同胞的尊重团结，以及他们对党的真诚爱戴。“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写的是长征胜利的豪情，又何尝不是今日中国式现代化征途的写照呢？

另一部写西藏地区脱贫故事的报告文学《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中，作者吉米平阶写到纪念江孜百姓抵抗英军入侵、誓死守卫家园的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在江孜宗山上高高耸立；纪念在和平解放西藏时136名进藏先遣连英雄的先遣连纪念馆在阿里的阳光下站成永恒。它们是汉藏民族共同保家卫国的见证，是中华民族共有集体记忆的无声丰碑。民族叙事在融入国家叙事的整体视野中达到一种文化的共融，以及人心的共鸣。

与以上直接进入主题叙事的文本不同，还有一类文本以学者和社会学家的身份做深度田野调查，以主体性视角介入乡村振兴主题。这类文本往往兼具情感主体性、学术理性和文献价值，厚重中透着轻盈。刘大先的《去北川》深度见证了北川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之路，看到了它“很好的样子”。作者丰厚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知识背景，挂职副县长的主体身份，以及长期田野调查的经验，让他的写作一开始就远离主题先行的目的性和概念化，而着手从民族记忆、地理变迁、历史人文、风物传统的多维度考察中思考北川走自身振兴之路的资源独特性和现实可能性。他在羌族神话中写出这个民族的坚韧顽强，在打造少年大禹形象品牌时他相信情感与信仰上的人物比实证的历史人物对民众而言更重要，而经历重大灾难后重生的北川人则有更强大和乐观的生命意志。一个县城的多重变迁在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中展现，文本也因此呈现出调查手记、民族志、文化评论的学术理性，又因其深深融入这片乡土的真挚而氤氲着散文的诗性与情感。这不仅是经济的振兴，更是一个中国边地在复杂历史和现实语境下走出的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超越于这一主题书写的，是融合着自然地理、古老神话、历史人文、民族宗教的北川作为典型的羌族文化代表性地域完整地显现出来。

这样的写作在陈涛书写甘肃临潭驻村经历的非虚构作品《在群山之间》中有很好的呼应。两年时间，作者埋首于甘南乡土，去理解、思考、接纳这块土地上复杂的生活和人性，也在无数个孤独的深夜与自我对话，自我省思。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从生活的内部去生活”，也在为村庄修道的同时自我“修道”，“让整个人生充满愈发丰盈辽阔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包含重大时代命题的现实文本同时是记录他们所在古老土地风物与心灵的历史文本与情感记录。作家们不断发现、调整新的自我，建立知识与实践真实联系的过程，也恰在这一系列现实与历史的考察中得以完成。在以时间线索、英模人物、重要事件为基本架构的乡村振兴主流书写模式之外，这样的主体性介入式写作，填补了时代主潮中的某些缝隙，记录了许多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样子。

如果谈论得更远一些，还有从其他主题出发最终观照与思考乡村振兴实现的文本。作家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一部生态主题作品，但当我们为了保护象群建立食源地时，会发现村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种植、田间管理、树皮造纸、养蜂等一系列与生态相关的产业发展起来，“大象吃饱了，我们也安生了。”人们享受了另一个物种生存带来的红利，形成了生态与生存的良性循环，提示我们探索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当我们把人类主体位置适当交还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变为自然或其他物种生命的“他者”时，人类获得了丰富的馈赠。这或许是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共融发展的一种更广阔的思路，是真正意义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其实各个地方乡村振兴的书写，既是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也是人类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世界故事。中国不再是被凝视的异域，而是在一个现代性发展和书写维度上能提供独特而成功的经验的重要参与者与引领者。乡村振兴主题因此不仅是中国社会和文学的议题，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文学进步的命题。

（作者系长沙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原标题：《从更广阔视野进入乡村振兴的写作 从鲁奖看文学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