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华法案到"间谍恐慌"：全球排华立法的百年链条与种族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

一、引言：一条被遮蔽的全球链条

1882年5月6日，美国总统切斯特·阿瑟签署《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特定种族的歧视性联邦法律正式生效。[1] 几乎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相继通过排华法案，1901年联邦成立后将"白澳政策"确立为基本国策；[2] 而在遥远的南非，1904年开普殖民地颁布《限制华人法令》（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904），共36条，包含指纹登记等管控措施，[3] 此后华人被纳入种族隔离制度的"有色人种"类别，直至1994年。[4]

这三条看似孤立的立法脉络，实则构成了一条隐秘而坚韧的全球排华链条。它们并非各自国家内部事务的偶然产物，而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殖民帝国重构与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结果。从北美到澳洲，从南非到东南亚，排华立法以惊人的同步性和相似性出现，其背后共享着同一套话语逻辑、同一套经济算计、同一套帝国焦虑。

今天，当"中国威胁论""不公平竞争""间谍恐慌"等话语再次在西方政治舆论中泛滥时，我们有必要追问：这些当代话语与百年前的排华立法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深层关联？种族主义的幽灵，是否只是换了一套说辞，便继续在21世纪的全球舞台上游荡？

二、美国排华法案（1882）：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谋

1. 从"欢迎"到"驱逐"：华工的双重命运

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与太平洋铁路建设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1850年代初，全美华人不足千人（1850年加州人口普查记录为758人）；[5] 到1880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约10.5万。[6] 华工以吃苦耐劳、工资低廉著称，成为资本最理想的剥削对象。在铁路建设的最艰难路段——内华达山脉的悬崖峭壁上，华工承担了最危险的工作，用绳索悬吊在万丈深渊中开凿隧道。

然而，当铁路竣工、经济衰退来临，华工便从"建设者"变成了"替罪羊"。白人劳工将失业归咎于华人"抢走了饭碗"。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并非所有资本力量都支持排华——部分依赖对华贸易的东部资本出于商业利益反对排华法案，而西部矿业和铁路资本则乐见廉价劳动力的持续供给。[7] 这种矛盾揭示了排华运动的本质：它并非简单的经济竞争，而是白人劳工与白人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通过驱逐华人，白人劳工换取了"白人种族团结"的幻象，而统治集团则得以转移阶级矛盾、维持对剩余劳动力的垄断控制。

2. 法律化的种族仇恨

1879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新宪法，明确授权州政府决定居住权，禁止华人受雇于政府机构。[8] 1882年联邦《排华法案》将这一歧视提升至国家层面，禁止中国劳工入境，并限制华人获得美国国籍。法案通过后，排华暴力迅速升级：1885年石泉（Rock Springs）屠杀造成28名华工死亡；[9] 1886年西雅图排华骚乱中，白人暴徒袭击华人社区，大量华人被驱逐。[10]

更具深意的是，排华话语将华人塑造为"不可同化的异类"——他们勤劳被视为"不正当竞争"，节俭被视为"经济动物"，聚居被视为"拒绝融入"。这种话语的狡猾之处在于：它将结构性经济矛盾转化为文化种族差异，将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转化为华人自身的"道德缺陷"。

三、澳大利亚"白澳政策"（1901）：帝国边陲的种族净化实验

1. 淘金热与排华暴乱

1851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发现金矿，迅速吸引数万华工涌入。到1859年，仅维多利亚殖民地就有约4万中国人。[11] 华工工资仅为白人的一半，却更为勤劳高效，自然成为矿主首选，这引发白人工会的嫉妒与不满。

1855年6月，维多利亚州通过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部排华法案，规定赴澳轮船每载重10吨限载1名中国人，入境需缴纳10英镑人头税。[12] 此后各州相继效仿，甚至召开三次大洋洲洲际会议协调排华政策，船载限制从10吨1人收紧至500吨1人。

1857年7月4日，维多利亚巴克兰矿区发生大规模排华暴乱：700余名白人矿工袭击华工，750多座帐篷、30家商店及一座华人庙宇被焚毁，2500余名华工逃往山林，10人丧生。[13] 这仅仅是众多排华暴行中的一例。

2. "听力测验"：种族歧视的精致化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首届政府的第一项立法便是《移民限制法案》。法案核心内容是"语言测试法"：移民官员有权要求任何申请者听写一段50个词的"欧洲文字"，达标方可入境。[14] 1905年将"欧洲文字"改为"指定文字"，但实践中几乎不会选择亚洲文字。

这一设计的阴险之处在于其"形式平等"的伪装。移民官可任意选择语言——若申请人竟能通过英语测试，便换用丹麦语、希腊语或盖尔语再测，直至其失败为止。1902至1909年间，618名亚洲移民参加测试，及格者仅33人；1907年后及格者几乎为零。[15]

据议会档案记载，澳大利亚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在辩论中表达了人类平等原则仅适用于英国人之间的立场；[16] 工党领袖克里斯·沃森也据记载在议会中直言反对有色人种与白人混杂，主要出于对"种族污染"的担忧。[17] 这些言论赤裸裸地揭示了白澳政策的种族主义内核。

3. "白澳"作为帝国秩序的边陲复制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并非孤例。南非、加拿大、新西兰乃至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种族限制移民政策。这种同步性绝非偶然——它是大英帝国全球治理网络的产物，是"白人至上"意识形态在帝国边陲的制度化复制。

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团提出在《国联盟约》中加入"种族平等条款"，17票中11票赞成，但英美两国一致反对，澳大利亚总理比利·休斯的态度尤为激烈，他宣称"在澳大利亚每100人里95个都反对（种族）平等"。[18] 种族平等条款最终被否决，这一事件不仅埋下了日美冲突的种子，更暴露了"白澳政策"与全球帝国秩序之间的深层勾连。

四、南非种族隔离（1948-1994）：种族等级制中的华人"中间位置"

1. 从开普排华法案到种族隔离

南非的排华立法同样起步于19世纪末。1885年和1893年的法律对华人社区施加限制，1891年《奥兰治自由邦法》进一步歧视华人。[19] 1904年，开普殖民地颁布《限制华人法令》，立法者明确承认他们"效仿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做法"，并声称"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比其他任何种族更容易处理"。[20]

1907年"亚洲人法律修正法"（俗称"黑人法案"）要求华人获得通行证并进行指纹登记，遭到华人社区强烈反对，这也成为甘地领导被动抵抗运动的起点之一。[21] 1948年种族隔离制度正式确立后，华人被归类为"非白人"，1951年成为"有色人种"的子类别。[22]

2. "荣誉白人"的悖论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复杂性在于其种族等级的流动性。1966至1967年起，日本人被视为"荣誉白人"；[23] 1984年前后，南非政府为吸引台港资本及服务于冷战统战需要，将部分华人（主要是来自台湾的移民及商人）也纳入"荣誉白人"类别。[24] 这一变化与20世纪60年代中国核试验成功后国际格局变动存在间接关联，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南非在冷战后期与台湾当局的经贸及外交联系。

这一细节极具象征意义：种族等级制并非基于生物学"事实"的固定秩序，而是与地缘政治权力动态紧密挂钩的弹性结构。当中国展现出足以影响地区格局的实力时，华人的"种族身份"便可能随之发生工具性调整。然而，这种"荣誉"本质上是白人权力的一种赏赐，而非权利的平等承认。华人虽可在白人区域活动，却直到1994年全民普选中才与其他非白人一起获得完整的选举权，且在此前始终面临各种羞辱性限制。[25]

3. "中间位置"的永恒困境

南非华人在种族隔离体系中处于一种独特的"中间位置"：既非统治者的白人，亦非被彻底剥夺权利的黑人。这种模糊性并未带来特权，反而加剧了其边缘化。在后种族隔离时代，这一困境以新的形式延续：2003年《广泛基础黑人经济授权法》和1998年《就业公平法》将华人排除在"受歧视群体"之外，拒绝给予其经济补偿。[26] 南非华人协会不得不诉诸法院，2008年比勒陀利亚高等法院裁定1994年前获得公民身份的华人属于种族隔离时期的"有色人种"类别，应享有相关权益。[27]

从开普殖民地的排华法案到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法律斗争，南非华人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理：在种族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华人永远处于"工具性存在"的位置——需要时被征召为廉价劳动力或"中间人"，不需要时被驱逐、隔离、遗忘。

五、全球排华立法的深层关联：种族主义、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三角结构

1. 时间上的同步性与空间上的扩散性

美国（1882）、加拿大（1885）、澳大利亚（1855/1901）、南非（1904）的排华立法在时间上高度集中，在空间上横跨太平洋、印度洋与大西洋。这种同步性无法用各国"内部矛盾"单独解释。它反映的是19世纪后期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结构性转折：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列强瓜分世界完毕，全球劳动力流动与种族边界管控成为帝国治理的核心议题。

排华立法正是这一转折的产物。当资本需要廉价劳动力开拓殖民地时，华工是"受欢迎的客人"；当经济危机来临、白人劳工政治觉醒时，华人便成为必须驱逐的"他者"。排华并非单纯的经济竞争，而是白人统治集团内部的一种阶级调和机制——通过制造种族敌人，缓和白人工人与统治精英之间的阶级矛盾。

2. 话语的共享与复制

各国排华话语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华人被描述为"不可同化""不卫生""道德低下""经济动物"，其勤劳被扭曲为"不正当竞争"，其节俭被妖魔化为"囤积居奇"。澳大利亚的"黄祸"（Yellow Peril）论、美国的"苦力"（Coolie）污名、南非的"亚洲人威胁"叙事，本质上都是同一套种族资本主义话语的地方变体。

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技术的相互借鉴：各国的排华立法在实践中相互参考、彼此影响，澳大利亚的"听力测验"被南非的通行证制度吸收。这种法律技术的跨国流动，构成了一种"种族治理知识"的全球传播网络，其功能在于将种族歧视精致化、合法化、去政治化。

3. 英美霸权的双重角色

英国在这一链条中扮演了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作为"自由帝国"的宗主国，英国政府有时出于外交考虑（如维护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避免激怒日本）对殖民地的排华政策表示反对；另一方面，英国从未真正阻止这些政策的实施，因为排华本质上服务于帝国经济的整体利益——维持殖民地白人定居者的忠诚，确保廉价劳动力的可控流动，防止殖民地出现跨种族的工人阶级团结。

美国则在20世纪接过了这一霸权角色。从1882年排华法案到1950年代冷战初期的反共宣传，美国始终是种族主义话语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冷战初期，美国军方与右翼媒体将华人/中共与"黄祸"话语嫁接，[28] 为后来的"中国威胁论"奠定了话语基础。

六、21世纪的变奏："新黄祸"话语的三种当代形态

1. "新黄祸论"：从生物学到文明的种族主义

19世纪末的"黄祸论"将中国人描绘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劣等种族"，而当代"中国威胁论"则将其升级为"文明冲突"的叙事。1992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29] 这一理论为"新黄祸论"披上了学术外衣。

然而，话语的升级并未改变其种族主义内核。有学者将当代"中国威胁论"概括为四波高潮：1992-1993年的"文明冲突论"、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军事对峙、1998-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崛起、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全方位威胁叙事（军事、经济、网络、地缘政治等）。[30] 这些话语的共同逻辑与百年前的排华法案如出一辙：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对西方秩序的"威胁"，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不公平手段"，将华人或中国移民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

2. "不公平竞争"：经济种族主义的新包装

"不公平竞争"是当代排华话语的核心修辞。19世纪，白人劳工抱怨华人"工资过低"抢走了工作；今天，西方政客指责中国"补贴过剩产能""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两种话语的结构性相似令人震惊：它们都将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不平等（西方垄断高技术、金融霸权、军事优势）转化为中国自身的"道德缺陷"，从而回避了对全球资本主义不平等结构的任何反思。

这种话语的种族主义性质在于其双重标准：当西方企业在全球扩张时，这是"自由贸易"与"比较优势"；当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时，这便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与"不公平竞争"。这种双重标准的根源，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资本主义假设：白人/西方人有权支配全球经济秩序，而中国人/东方人只应处于从属地位。一旦这一假设受到挑战，"不公平竞争"的指控便应声而出。

3. "间谍恐慌"：排华法案的当代回响

近年来，"中国间谍"叙事在西方政治舆论中泛滥成灾：从"间谍气球"闹剧到美国国会对华人科学家的系统性迫害，从澳大利亚"外国干涉法"到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一套以"国家安全"为名的种族监控体系正在重建。

这种"间谍恐慌"与1882年《排华法案》的逻辑一脉相承。排华法案将全体华人预设为"不可信任的异类"，禁止其入籍、限制其权利；当代"间谍恐慌"则将华人科学家、留学生、企业高管预设为"潜在间谍"，通过"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等政治运动进行系统性审查和起诉。[31] 两者的共同逻辑是：基于种族身份的先入之罪，而非具体行为的司法审查。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恐慌往往在最需要华人专业知识的领域最为强烈——从半导体到人工智能，从量子计算到生物医药。这与19世纪华工建设铁路后被驱逐的历史形成了残酷的镜像：先利用华人的劳动与才智，再将其污名化为"威胁"加以排斥。

七、结语：超越种族资本主义的幽灵

从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到2020年代的"间谍恐慌"，一条跨越三个世纪的种族主义链条清晰可见。它的生命力不在于其生物学"真理"——科学早已证伪了种族概念——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功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危机中，华人/中国人都被召唤为替罪羊，以转移对结构性矛盾的注意力；在帝国霸权的每一次衰落中，"黄祸"话语都被重新激活，以凝聚白人种族团结、延缓权力转移的进程。

然而，历史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197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正式废除白澳政策；[32] 1994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崩溃，全体非白人获得选举权；2012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第683号议案，为排华法案致歉（该决议为象征性致歉，未经参议院通过，也无总统签署，不涉及赔偿）。[33] 这些进步固然值得肯定，但它们并未自动消除种族资本主义的深层结构。只要全球不平等秩序依然存在，只要帝国霸权依然面临挑战，种族主义的幽灵就会不断寻找新的宿主。

今天，面对"新黄祸""不公平竞争""间谍恐慌"等话语的卷土重来，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结构性批判。必须揭示这些话语与全球资本主义、殖民遗产、霸权焦虑之间的深层关联，必须拒绝将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矛盾简化为种族或文明的冲突，必须坚持一种超越种族边界的国际主义团结。

因为，排华法案的幽灵从未真正离去——它只是学会了新的语言，披上了新的外衣，在21世纪的全球舞台上继续游荡。唯有清醒地认识这一历史链条的连续性，我们才能在今天更有效地抵抗它的复活。

注释

[1] "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 U.S. National Archives.

[2] James Jupp, The Australian People: An Encyclopedia of the Nation, Its People and Their Origi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904," Cape Colony Statutes.

[4] Yoon Jung Park, A Matter of Honour: Being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Jacana Media, 2009).

[5] U.S. Census Bureau, 1850 Census of Population.

[6] U.S. Census Bureau, 1880 Census of Population.

[7] Andrew Gyory, Closing the Gate: Race,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8] California Constitution of 1879, Article XIX.

[9] Liping Zhu, A Chinaman's Chance: The Chinese on the Rocky Mountain Mining Fronti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97).

[10] David Stratton, The Shame of Seattle: The Anti-Chinese Riot of 1886 (Washingt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1983).

[11] C.Y. 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5).

[12] Victoria, An Act to Make Provision for Certain Immigrants (1855).

[13] Geoffrey Serle, The Golden Age: A History of the Colony of Victoria, 1851–1861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3).

[14]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 (Cth), s. 3.

[15] 黄昆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6]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901.

[17]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901.

[18] Naoko Shimazu, Japan, Race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Routledge, 1998).

[19] J.Y. Wong, 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904," Cape Colony Statutes.

[21] Maureen Swan, Gandhi: The South African Experience (Ravan Press, 1985).

[22] Yoon Jung Park, A Matter of Honour.

[23] Saul Dubow, Scientific Racism in Modern South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 Yoon Jung Park, A Matter of Honour.

[25] 同上。

[26] Broad-Based 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Act 53 of 2003; Employment Equity Act 55 of 1998.

[27] South African Chinese Association v Minister of Labour (2008), Pretoria High Court.

[28] John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Pantheon Books, 1986).

[29]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30] 学界对此有多种分期概括，参见相关国际关系研究文献。

[31] MIT Case Studies, "The China Initiative and the U.S.-China Tech War" (2022).

[32] 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1975 (Cth), effectively dismantling White Australia Policy.

[33] H.Res.683, 112th Congress (201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