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已经长大的孩子，为什么有时候突然像小时候一样幼稚？

很多父母都会发现，孩子明明已经十四五岁，平时可以独立上学、安排生活、处理朋友关系，有时讲起道理甚至比父母还清楚。

可一遇到真正重要的事情，整个人突然就像小了好几岁。朋友没有及时回复消息，就认定自己被讨厌了。父母不同意一个要求，就觉得父母根本不理解自己。考试失利以后，别人一句普通的询问，也可能被理解成否定和责备。

这种状态很容易被归结为不懂事、太幼稚，甚至被认为是心理年龄没有长大。但从青少年发展和心智化理论来看，更准确的解释可能是，很多能力其实已经发展出来了，只是在情绪特别强烈的时候，ta暂时用不上。

01
Ta的突然失控是心智化还没有跟上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心智化（mentalizing）。

心智化指的是我们理解自己和别人心理状态的能力。比如知道自己现在很生气，也能够进一步想，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当我看到别人脸色不好，会猜测对方是不是心情不好，同时也知道，这只是我的推测，并不代表我真的知道对方脑子里正在想什么。

所以心智化并不只是所谓的共情或者察言观色。现代心智化理论认为，它至少包含几个需要不断协调的维度，即：

心智化（Luyten et al., 2020）：

• 既要理解自己，也要理解别人；

• 既要关注一个人表现出来的行为和表情，也要理解行为背后看不见的想法和感受；

• 既要有直觉性的判断，也要能够停下来进行比较慢的思考；

• 这段友谊已经耗光我了，但结束关系太难了，所以还是这么拖着吧。

• 同时还需要在情绪体验与理性理解之间保持一定平衡

一个心智化状态比较好的人，并不是特别会猜别人，而是允许在自己的理解里留下一点不确定性。

比如朋友几个小时没有回复消息，一个心智化较好的孩子可能会想，对方是不是在忙，也可能没有看到。Ta可能也会猜，对方是不是生我气了，但ta允许这种不确定存在，并不会因此太慌张。

问题在于，这种能力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在线的。

研究认为，心智化同时具有相对稳定和高度情境化的特点。随着压力和情绪唤醒升高，尤其是在依恋关系受到威胁的时候，人原本比较复杂、受控制的心智化能力可能下降，思考会变得更加自动、直接和绝对（Luyten et al., 2020）。

于是，朋友没有回复消息，很快变成ta不想理我，最后变成ta就是讨厌我。自己此刻感受到的被拒绝，逐渐和现实中的被拒绝混在了一起。

心智化理论把这种状态称为心理等同模式（psychic equivalence）：我感受到什么，世界就仿佛真的是什么样。

还有一些孩子会进入所谓的目的论模式（teleological mode）。这时候，内心的关心、理解、爱意都显得不够真实，只有具体行动才能证明。

父母说理解ta想出去，但仍然不同意晚上十二点回家，孩子可能觉得这就说明父母根本不理解自己。父母说爱ta，却拒绝了一个要求，ta会很容易把拒绝本身理解成不爱。

这些模式确实很像年龄更小的儿童理解世界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少年的心智真的停留在儿童期。相反，研究青少年心智化的学者更强调，青少年已经拥有越来越复杂的心智化能力，只是这种能力还不够稳定，在压力下尤其容易失效（Bleiberg, 2013; Sharp & Rossouw, 2024）。

所以父母平时明明讲得通的道理，一到争吵的时候突然全部讲不通，并不那么奇怪。不是孩子把以前懂的东西忘了，而是此刻负责理解这些复杂信息的能力暂时下线了。

02
这种「突然不心智化」在青春期尤其常见

在青春期，孩子的心理能力并不会整齐地一起成熟。

这个阶段，社会认知、执行功能、自我认识以及理解别人心理状态的能力都还在持续发展。与社会认知有关的脑网络在青春期也仍然经历明显的结构和功能变化（Blakemore & Mills, 2014）。

与此同时，青少年的生活环境却突然变复杂了。

童年时期，一个孩子最核心的社会关系通常集中在家庭。到了青春期，同伴关系迅速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自己在群体里是什么位置，朋友是否喜欢自己，有没有被排斥，喜欢的人怎么看自己，这些事情开始具有远超童年时期的心理分量。

Somerville（2013）对相关研究的综述发现，青春期个体对社会评价尤其敏感。相比儿童和成年人，青少年会更加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在处理社会评价和他人心理状态相关的信息时，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情绪反应。

所以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完全可能非常擅长分析电视剧人物复杂的心理，却因为朋友吃饭没有叫自己而难过一晚上。这并不矛盾。正因为ta越来越能够理解关系，关系才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容易让ta受伤。

这也能解释另一个父母经常问的问题：为什么孩子在外面都挺正常，一回家就特别不讲道理？

因为心智化不是脱离关系独立运行的能力。越重要的关系，越容易激活强烈的情绪。对于青少年来说，父母既是最重要的依恋对象，又是ta正在努力与之重新划分边界的人。Ta既需要父母提供安全感，又开始强烈要求自主，这两种需要很容易同时存在。

父母说晚上十一点之前回来，本意可能只是担心安全，孩子听见的却可能是不信任。孩子说别管我，本意可能是想争取自主，父母听见的却可能是嫌弃和拒绝。

而且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实验研究发现，父母与青少年讨论家庭冲突话题时，青少年的生理唤醒和敌意行为都会明显增加（Kerns et al., 2017）。

家庭互动研究也发现，父母和青少年之间会出现彼此推动情绪升级的过程，而不是只有孩子单方面失控（Borelli et al., 2021）。

所以很多家庭争执到最后，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双方一起失去了心智化。

孩子越来越确信父母就是想控制自己，父母越来越确信孩子就是叛逆。双方都不再去确认对方究竟怎么想，而是把自己对对方的解释直接当成事实。

这时候再继续讲道理，通常很难有效。因为真正需要恢复的不是某一个观点，而是思考这件事本身。

03
真正帮助孩子长大的方式是把思考还给ta

如果孩子的问题不是完全没有心智化能力，而是在强烈情绪中容易失去它，那么父母需要做的就不是替ta变得成熟，而是帮助ta重新找到自己的思考能力。

第一，情绪很高的时候，先降低唤醒，不急着纠正认知。

心智化取向的家庭干预很强调这一点。当一个人已经处于高唤醒状态，立即解释、教育和提供解决方案往往作用有限。更合适的顺序是先承认此刻的情绪，让思考重新有出现的空间（Volkert et al., 2022）。

所以孩子因为朋友没回消息而崩溃时，第一句话不一定要是对方可能只是在忙。可以先确认，ta是不是特别担心这段关系出了问题。

这不是赞同孩子的判断，而是在区分，ta的难过是真的，但ta对事情的解释仍然需要验证。

等情绪稍微下降以后，再讨论其他可能性，通常更容易让ta听进去。

第二，帮助ta区分事实、感受和解释。

这是训练心智化非常具体的一种方式。

朋友今天没有回复消息，这是事实。孩子因此觉得难过、焦虑，这也是事实。但朋友是不是讨厌ta，是对别人心理状态的一种推测。

父母不需要马上把这个推测改成一个积极答案，而是可以和ta一起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目前有哪些信息是不知道的。如果真的担心关系发生变化，又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更多信息。

重点不是教孩子凡事乐观，而是让ta逐渐形成一个习惯：我的感受值得相信，但我根据感受得出的结论仍然可以继续思考。

第三，不要因为孩子暂时不会，就立刻把问题接管过来。

父母很容易在这里形成一个循环。孩子遇到困难以后慌乱，父母看到ta处理不好，马上替ta解决。孩子因此更少获得自己面对问题的机会，下一次出现困难时更加容易无助，父母也会进一步确认ta果然什么都不会。

而真正需要练习的是，在问题还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思考。

可以和孩子一起梳理目前有哪些选择，每一种可能带来什么结果，哪部分需要父母帮助，哪部分可以由ta自己尝试。父母的作用更像一个临时的思考支架，而不是直接成为孩子的大脑。

关于父母反思功能的研究也一直强调，比较好的养育并不只是准确管理孩子的行为，而是能够持续把孩子看成一个拥有独立心理世界的人，尝试理解行为背后的想法、情绪和需要（Camoirano, 2017）。

青春期本来就不是一个从幼稚平稳过渡到成熟的过程。孩子可能今天表现得非常成熟，明天又因为一件小事突然退回更简单的状态。

父母真正需要观察的，不是ta以后还会不会失控，而是每一次失控以后，ta是不是越来越能够重新回到思考。

能够回来，本身就是成长。

作者/甘春豆

编辑/壹点灵主创团

参考文献

• Luyten, P., Campbell, C., Allison, E., & Fonagy, P. (2020). The mentalizing approach to psychopathology: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directions.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6, 297–325.
• Bleiberg, E. (2013). Mentalizing-based treatment with adolescents and families.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2(2), 295–330.
• Sharp, C., & Rossouw, T. (2024). Mentalization-based treatment for adolescents (MBT-A).Psychodynamic Psychiatry, 52(4), 542–562.
• Blakemore, S.-J., & Mills, K. L. (2014). Is adolescence a sensitive period for sociocultural processing?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 187–207.
• Somerville, L. H. (2013). The teenage brain: Sensitivity to social evaluation.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2), 121–127.
• Kerns, C. M., Stuart-Parrigon, K. L., Coifman, K. G., van Dulmen, M. H. M., & Koehn, A. (2017). Toward developing laboratory-based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discussion tasks that consistently elicit adolescent conflict-related stress responses: Support from physiology and observed behavior.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6, 3341–3354.
• Borelli, J. L., Smiley, P. A., Rasmussen, H. F., Gómez, A., Seaman, L. C., & Nurmi, E. L. (2021). Mother-daughter mutual arousal escalat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adolescence.Social Development, 30(3), 734–756.
• Volkert, J., Taubner, S., Byrne, G., Rossouw, T., & Midgley, N. (2022). Introduction to mentalization-based approaches for parents, children, youths, and families.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75(1), 4–11.
• Camoirano, A. (2017). Mentalizing makes parenting work: A review about parental reflective functioning and clinical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it.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