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报酬关乎务工群体的切身利益。近日,来自山西吕梁的张女士反映,其与儿子在北京及河北地区务工期间遭遇工资拖欠,此后多年时间里,先后通过私下沟通、诉讼、委托律师等多种途径尝试维护自身权益,过程辗转多地,遭遇诸多现实阻碍。
异乡务工与工资拖欠
据张女士介绍,二人是普通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有限。为增加家庭收入,母子二人选择外出务工,两人一同为北京的李某艳老板工作。张女士称,该经营者为河北邯郸人,名下有一家注册于北京的科技类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使用的是其亲戚的身份信息。母子二人分别承担不同工作,张女士负责理疗、做饭等生活服务类工作,儿子则担任司机。工作期间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务协议,相关工作安排、薪资口头进行约定。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务工者而言,口头约定用工,为后续薪资结算埋下了隐患。
(工作记录,张女士提供)
张女士务工五个月,儿子务工四个月,然而务工结束之后,二人并未拿到相应劳务报酬。2022年3月,二人决定结束务工,返回山西吕梁老家。张女士称,当时沟通薪资时,对方表示资金周转困难,口头承诺后续公司经营好转之后会支付劳动报酬,还提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张女士念及对方所说的难处,出于心软,没有坚持当时结清工资,自行购买车票回到家乡。
分期还款中断与矛盾激化
随后,双方在2022年7月达成一项口头或书面还款约定,计划分期支付总计26405.51元的欠款。回乡之后,张女士一直等待对方兑现承诺。张女士称,2023年双方沟通时,对方曾提及每月支付五千元,但整整一年过去,张女士依旧没有收到相应报酬。
(约定分期付款,张女士提供)
多次沟通薪资无果后,儿子继续拨打对方电话进行催要,后续出现联系被拉黑的情况,沟通渠道就此中断。讨要报酬没有结果,联系又被阻断,这是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直接导火索。
(沟通无果,张女士提供)
事件经过诉讼初体验与二次委托
沟通渠道受阻之后,张女士的儿子专程前往北京对方住处沟通薪资问题。张女士表示,此次上门沟通,双方并未达成一致,张女士儿子被对方住处赶出,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在协商沟通无效的情况下,张女士选择向河北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借助司法途径拿回劳务报酬。
张女士称,庭审过程中,自己对相关文书内容存有异议,不愿意签字,现场发生争执。经过本次诉讼程序,儿子的部分工资得到处理,但是张女士的劳务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损失,没有得到相应处理。
一审过后,张女士对于处理结果并不满意。由于自身不熟悉法律程序,张女士希望委托专业律师继续推进维权。2024年,张女士联系到河北冠某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前后合计交纳2000元代理相关费用。
缴费完成之后,维权并没有迎来张女士期待的结果。张女士称,律师告知案件已经向法院提交立案,但其向法院方面核实,法院系统查询不到相关案件信息,也没有给到张女士受理回执。张女士多次向委托律师询问案件进展,律所解释称“法官人事变动”,案件搁置。张女士留存有与该律师的聊天记录作为凭证,两年多时间,案件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
(律所解释记录,张女士提供)
维权僵局
一边是务工付出的劳动,一边是迟迟没有着落的劳务报酬。张女士来回奔波于山西、河北、北京多地,付出时间、路费、律师费,却没有看到维权的实质进展。张女士表示,既联系不上用工方,委托律师处理也没有结果,向法院核实案件信息又查不到立案记录,张女士陷入求助无门的困境。
张女士称,希望用工方能够直面薪资争议,不要通过拉黑等方式回避沟通,希望双方可以把劳务报酬相关的分歧坦诚说清楚。张女士还提到,企业注册使用他人身份信息这一情况,也让自己维权过程中增加了辨别责任主体的难度。长时间的维权消耗了张女士大量精力,普通务工者面对异地维权、法律程序,存在知识、经验上的短板,多重现实困难叠加,让整个维权过程变得格外艰难。
事件结果
截至目前,该劳务纠纷仍没有得到各方均认可的解决方案。张女士称,儿子仅有部分工资得到兑付,自己五个月务工对应的劳务报酬尚未拿到,其手中保留有聊天记录等材料,但尚未形成最终的处理结论。
目前,事件另一方暂未对此作出公开回应。
该事件后续走向,有待双方各方进一步对接,相关部门结合证据厘清事实,依法依规给出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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