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是农民创造的

周天勇

20世纪后期的中国，国有企业低效率，银行贷款债务沉重，90年代中期整体上陷入困境，最后三年进行了改革与脱困；政府尚无财力进行城市大规模建设，交通、水利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处于初期阶段。因此，国企和大基建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为负或微弱。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农村源自土地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发展和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城镇源自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创业经营，以及城镇中小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转制盘活。

从农村经济体制看，主要有四项变革：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耕地家庭承包经营，逐步取消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鼓励乡镇企业发展（80%左右是个人和家庭戴集体所有制红帽所办），放开市场让其产品进入；解散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取消集体共同劳动和工分实物分配；生产队的解散，使农民可以自由外出务工，城市中采取暂住证准入，并逐步取消务工证障碍。

笔者计算，如果以1978年到1996年为阶段，农村耕地家庭承包、开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民外出务工，各自形成的增加值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66%、2.30%和1.12%，合计为7.08%。这一时期实际GDP增长为10.09%，70.17%来源于农村农业体制改革中农民所做的贡献。

家庭承包土地和开展多种经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除种粮以外，种植高价值菜果，养殖禽畜，生产蛋奶，发展渔业和其他特色农业，且产品可以到市场交易，使农民获得了较多的家庭农业收入。这不仅一举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也使农民获得了更多收入。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与1966年到1977年农业增加值贡献GDP实际增长率0.98%相比，农村农业体制改革动能在1978年到1996年间，使农业增加值对GDP实际增长率的贡献部分达到3.66个百分点。

承认商品经济，农村允许并发展乡镇企业，为其放开计划外市场，实行价格双轨制则由供求决定，使乡镇企业产品能够销售和参与竞争，其释放的活力，已成为整个20世纪后20年及21世纪初两年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其生产内容主要是轻工业产品，丰富了消费市场，提高了人民生活供给的水平。

1978年到2002年间，农村乡镇企业增加值平均贡献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2.36%。从农业部的数据看，1978年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08亿元，GDP占比仅5.66%，转移了农业剩余劳动力2827万人，占当年农村就业劳动力的9%；到了2002年，规模高达32386亿元，GDP占比近27%，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801万人，占农村总就业劳动力的7.9%。在1984年到1997年间，这一比例平均为11.38%，且波动较小。

根据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的分解，1978年到2002年，乡镇企业增加值要素贡献中，劳动比例为29.1%，为职工的工资；建设场地租金为21.48%，为集体的土地和厂房，或者自建核算厂房的租金；资本利润和折旧比例为40.09%，由戴集体红帽的投资、管理经营者分配，并向集体缴纳部分利润，或由纯粹集体企业分配；还包括约9.33%的效率提高带来的TFP，即额外利润，也在投资方、创办和管理经营者与集体之间进行分配。

从年新增乡镇企业增加值规模看，农村乡镇企业生产从微小到壮大，撑起了整个中国经济规模的四分之一左右。

1978年到2008年，外出务工农民平均贡献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1%。如上所述，在农村中废除人民公社，撤销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取消集体共同劳动和工分实物分配；在城镇中实行暂住制度并取消务工证等障碍，使被户籍等体制禁锢在农村农业中的体制性剩余人口，特别是其中的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低生产率的农业向城镇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提升了整个国民经济劳动力投入的生产效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笔者根据卢峰的计算，以及国家统计局调查监督的外出农民工月工资平均水平、年平均工作月数，乘以外出农民工人数，求得年农民工工资总收入。据此计算出农民工外出务工贡献的GDP实际平均增长率：1978年到1988年为1.12%，1989和1990两年为-0.08%，1991年到1998年为1.30%，1999和2000年为-2.9%，2001到2008年为1.05%。

其实，20世纪后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主要是农民创造的。那时，在渐进转轨经济从产品向商品、从计划向市场扩张的阶段，政府并不知道怎么发展经济，也不会管理经济。主要办法，就是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近10亿农民放松、放开和放活，使农村农民迸发出创造财富的巨大动力。而一旦部门和地方政府对经济越来越会管理，管得越来越细，结果则是，一方面形成收紧、管住和窒息的状态，劳动者和企业投资、创业、经营和扩大就业等方面的活力越来越弱；另一方面，部门和地方政府亲自下场发展经济，借债搞大基建和国有企业，则发展滑向高积累低消费模式，资本积累过度，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增长速度下行压力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