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中的“安富”

《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六政并举，构成先秦一套完整的民生保障体系。古往今来，学者对慈幼、养老等前五条的解读多贴合文本本意，唯独压轴的“安富”，长期遭窄化误读，或片面将其等同于优待豪门大族，或简单视作调剂贫富的工具，未能深刻体察其置于六政收尾位置的深层治理逻辑。

拨开历代注疏的成见，重新锚定经文“养万民”的整体框架，方能读懂“安富”所蕴含的兼顾民生、稳定社会、鼓励生产的古老政治智慧。

历代解经对“安富”的偏颇阐释大致分为三类。宋代郑锷将“安富”落脚于豪门接济贫民的单向施治，提出富家积蓄充足，可接济底层百姓。此说承认富裕阶层对社会运转的支撑作用，却暗藏一层隐患，极易导向“劫富济贫”的简单化思维，默认财富可随意被分割取用，消解了民众积累财产的安全感，与“安”字守护安定的本义背道而驰。明代丘濬阐发“藏富于民”的理念，点明国家财富根基在于民间积累，相较郑锷而言视野更广，却混淆概念边界。“藏富于民”侧重宏观财富分配格局，而“安富”是一套可落地的行政举措，二者内涵、实施路径不可等同。还有一种流传至今的理解，即仅把“安富”限定为安抚商贾、地主等少数巨室大户。若依此理解，六政前五条覆盖老弱、孤穷、病患等广大弱势群体，唯独最后一条只为少数富人服务，与经文开篇“养万民”的总纲是相矛盾的。《周礼》行文之中，“万民”是全体社会民众的统称，不进行官、富、贫的割裂划分。社会里占绝大多数的，是摆脱饥寒、小有积蓄、努力营生的普通人家，对应现代社会的中产之家。这类家庭承上养老、抚下育幼，是维系社会平稳运行的中坚，却也最为脆弱：一旦赋税徭役苛重、政策朝令夕改，极易跌落至贫困；若政策宽松、产权安稳，便能稳步增收。这一群体，恰恰是“安富”政策最核心的关照对象。

厘清对象边界，方能拆解“安富”二字的完整内涵。此处的“安”，绝非单纯精神抚慰，而是具有两层保障意义：其一为安心兴业，即政策公平、赋役均衡，不针对中产之家和富裕群体额外盘剥，让百姓安于劳作、乐于积累；其二为安守产业，即民众合法所得、田产货财具备制度层面的保护，不必担忧财产无端被侵夺。汉武帝推行“告缗令”便是反面镜鉴，朝廷强制富人自报家产，隐匿不报者，告发之人可分得半数财物。严苛政策之下，中产之家纷纷破产，民间生产经营活力大幅萎缩，这正是“不安其富”引发的治理危机。宋人李觏曾以此警示后世执政者。

所谓“富”，亦不局限于豪门巨贾，而包含三个层次：已经富足的世家大族、小有积蓄的中间百姓以及脱离穷困、正在奔富的底层民众。“保息六政”前五条着眼“补不足”，针对生存存在短板的人群予以救济帮扶；“安富”转向“护有余”，守护社会财富积累的土壤。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养万民”的整体目标，先托底弱势群体，保障基本生存；再扶持奋进者，拓宽致富路径，形成良性循环。

将“安富”置于“保息六政”整体时序中观察，更能理解《周礼》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人生历程自幼至老，社会群体分弱势、小康、富足，六政依循生命与社会阶层逻辑次第铺展。慈幼、养老覆盖所有人必经的幼年、暮年阶段；振穷、恤贫、宽疾帮扶遭遇天灾、疾病、孤苦的困顿之人，以上五条解决生存底线问题。当百姓脱离生存困境，国家治理的目标便推进到更高层次，营造稳定环境，鼓励民众创造、保有财富，这便是“安富”作为收尾的深意。

对比诸子民生理论，更显《周礼》六政的治理创新之处。《管子·入国》设“九惠之教”，聚焦老、幼、孤、疾等弱势群体救助，全程未涉及富民安产的制度设计。《周礼》吸收管子恤民理念，又补全财富保障维度，构建起从生存兜底到发展致富的完整治理环节，理论深度与制度完备性实现跃升。这套体系自两汉起便持续融入历代施政。汉章帝颁行《胎养令》完善慈幼制度，隋唐广设义仓落实恤贫赈穷，宋代创立慈幼局，明代兴建养济院，皆承接“保息六政”恤民内核。清代整合历代经验推出“保息十政”，增设抚恤流民、善待异域商旅等新规，却将“安富”剔除出治理体系，无疑是制度设计的重大缺憾，丢失了先秦治理思想平衡贫富、激励生产的关键一环。

长久以来，大众解读传统民生思想，多偏爱慈幼、养老等救济类举措，却忽视“安富”承载的发展维度。《周礼》将其置于保息六政最终一环，实则揭示一条朴素治理规律：民生治理分两层，一是守底线，让困顿者得以存活；二是拓前路，让奋进者能够致富。只重救济而不护财富积累，社会容易缺乏向上流动的动力；只重富裕而轻底层兜底，社会则会丧失公平稳定的根基。

放在当代治理视野回看，“安富”思想仍具备鲜活的借鉴价值。其一，筑牢中间群体稳定根基。古代“安富”关照小有积蓄的普通民众，对应当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目标，唯有保障普通人劳动所得、稳定财产预期，社会才能具备持久活力。其二，坚守政策稳定底线。古人以均衡徭役、不妄夺民财实现“安富”，当今社会则体现为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稳定经营预期，避免短期化政策损伤民间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其三，平衡兜底保障与鼓励致富的关系。古代六政“恤贫”与“安富”并举，既不忽视弱势群体帮扶，也不否定民众追求富足的合理诉求，走出一条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中道，规避片面仇富或放任贫富悬殊两种极端。读懂“安富”的真正内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的一次再发掘。两千多年前的制度构想提醒我们，理想的社会治理，既要心怀悲悯帮扶弱者，亦要营造环境守护奋斗者的成果，在恤贫与安富之间求取平衡，方能实现社会持久发展和长治久安。

（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