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后，蒋家第三代里，真正踏进溪口老家的，只有病中的蒋孝勇。
一九九六年夏天，他已经被查出晚期食道癌。北京医院的会诊结束后，他没有急着休养，而是带着方智怡和三个儿子，往浙江奉化走。
车到溪口武岭门一带，街上仍是宁波乡音。
他听了一会儿，开口同导游说话。老导游愣住了，盯着眼前这个脸色发白的台湾客人，脱口说了一句：“您的溪口话讲得正啊。”
这句话落下来，蒋孝勇只是笑了笑。
他第一次回到溪口，已经四十七岁。可这一口乡音，好像早在他出生前，就埋进了这个家的血脉里。
蒋孝勇生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蒋经国和蒋方良的第三个儿子降生。
第二年，局势急转，蒋家随国民党方面退往台湾。这个孩子对大陆的记忆，几乎来不及形成。
可他从小被祖父蒋介石抱在膝边，听的不是台湾街头的故事，而是奉化溪口的旧事、家谱里的名讳、祖宅里的堂号。
少年时，他跟着祖父到日月潭行馆。蒋介石把《四书》摊开，一句一句教他念，先背，再讲。
他没有说话。
孩子未必懂那些句子真正的分量，但他知道，祖父看重这些东西。
后来，秦孝仪给他讲《论语》。秦孝仪乡音重，常讲孔子的“门弟子”。蒋孝勇听岔了，以为是“名弟子”，笔记里老老实实记下去。
到课程快结束，他才明白，原来不是“有名的弟子”，而是“门下的弟子”。
这一笑话，倒像一根线。
蒋家人到了台湾，溪口话、四书、宗族、祖坟，仍在饭桌旁、书房里、长辈口中，一点一点传给孩子。
十六岁那年，蒋孝勇进了军校。
蒋介石高兴。两个哥哥在军校路上都不顺，小孙子愿意走这条路，老人心里多少有了指望。
可一次夜间训练，蒋孝勇翻越沟坎，脚踝受伤。手术做了，恢复并不理想。
祖父写信给他，意思很明白：脚病久不愈，恐怕难成健全军人，这是老人半生最大的忧虑之一；往后要听医生的话，不可再勉强“充好汉”。
这封信压在案头，军旅路也就转了向。
蒋孝勇后来转入台大政治系。蒋经国希望小儿子走政界，可他偏偏不愿意。
父子为此僵了很久。
蒋孝勇把话说得很直：第一不干公务员，第二不做党工。
这不是一句少年气的话。
他后来进了企业，在党营事业中任职，年纪不大就做到了中兴电工总经理。外人看他是蒋家少爷，可他心里清楚，这个姓氏给他的，不只有路，也有墙。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病逝。
蒋孝勇的人生跟着转弯。次年，他带妻儿迁居加拿大。临行前，他给家里置办了一套明式家具。
方智怡问，房子还没买，怎么先买家具？
他回答得简单：人在海外，仍是中国人，住到海外，也要用中国家具。
这又是一根线。
到了一九九六年，这根线被病痛猛地扯紧。
年初，蒋孝勇确诊食道癌。手术、化疗之后，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可他还惦记一件事：两蒋灵柩仍暂厝台湾。蒋介石一九七五年去世，蒋经国一九八八年去世，都没有真正入土。
蒋经国生前曾向儿子交代过身后事，希望将来能回溪口，葬在母亲毛福梅墓旁。
蒋孝勇记着。
于是他带着病体去了大陆。先到北京看病，再去浙江，最后到了溪口。
溪口街头，蒋氏故居已经成为游人可买票参观的景点。丰镐房、小洋房、玉泰盐铺、蒋母墓道，一处一处摆在那里。
对游客来说，那是景点。
对蒋孝勇来说，那是祖父和父亲口中反复出现过的家。
去蒋母墓道时，山路有石阶。有人见他身体虚弱，劝他坐轿。
他没有坐。
他带着花，在妻儿搀扶下往上走。脚下一级一级石阶，身边是儿子，手里是花。
走到墓前，一家人行礼。
不远处，是毛福梅的墓。蒋经国一生牵挂的母亲，就安葬在那里。
蒋孝勇站在山上看四周。他这趟回来，不只是祭祖，也是在看父亲将来能不能归葬故里。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回到台湾后，他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参加会议。记者问到移灵，他把意思说得很清楚：移灵是单纯的事，家乡习俗就是回乡入土为安。
可越是家事，越会被卷进政治。
蒋孝勇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多久。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他因食道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那一年，他四十八岁。
他的儿子蒋友柏、蒋友常后来公开露面时，已经是在父亲葬礼上。
溪口那趟路，成了蒋孝勇留给孩子们最后的家族记忆。
丰镐房二楼的老照片里，有他小时候的样子。参观结束时，有工作人员认出照片中的孩子，就是眼前这个从台湾回来的中年人。
蒋孝勇没有回头。
他走出祖宅，身后是丰镐房的木门、墙上的旧照片，还有那句老导游听见后说出的溪口话。
四十七年后，他第一次回家。门槛跨过去，人已经病得很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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