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罪”如何消亡？“疑罪从无”怎样入法？《重器》里的18年法治拓荒路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你大概没见过，甚至难以想象这样的庭审现场：

旁听席上，大妈在织毛衣，大爷在抽旱烟，小孩躺在座椅上啃黄瓜；原被告扭打在一起，审判长去劝阻反被误伤；证物被随意调换，辩护词永远都是一套，群众可以随时插嘴……法庭好像过家家。

但这却是我国八十年代的司法现状，也是电视剧《重器》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8月25日，这部法治题材剧收官，再度引发热议。从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到1997年刑法完成全面大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剧集横跨18年，用不同时代的典型案件，还原了司法探索的复杂性。

我们熟悉的刑侦或律政剧，大多都聚焦于跌宕的案情，就算交锋，也是建立在成熟的法治逻辑上：遵守司法程序、讲究证据规则，律师依法辩护、法官依律裁判。但透过这部剧，我们却看到，这套如今习以为常的程序并非天经地义，而是如何来之不易——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因当时的历史现实，“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刑事司法理念在实践中占据上风。经过几代法律人的努力，“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同样重要”“面对冤错风险要格外谨慎”成为共识。

落到制度层面，从“疑罪从无”正式入法，“流氓罪”“投机倒把罪”这些“口袋罪”被取消，到死刑的适用范围限缩……在一个个案例和一项项调整中，我们逐渐理解了法治建设的“难”与“重”。

艰难起步

“新中国成立快三十年了，到现在连一部完备的刑法和刑诉法都没有，就连辩护人都是个摆设。”剧集开始在1979年，老审判长的话道出了当时的状况。多年来，定罪量刑靠的都是单行条例、政策和司法经验，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都缺乏法制保障。

直到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一天内通过了7部重要法律，被称为“一日七法”。自此，刑事诉讼程序才有了统一规范，刑事审判也有法可依。

图片均为剧集官方发布海报

但刑法出台后，社会并未真正稳定，各地恶性案件依然频发：1980年1月，广州发生袭击、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发生自杀性爆炸案，造成9人死亡，81人受伤。1981年4月，三名外逃劳教人员劫持三名女中学生，在北京北海公园对其进行强奸、猥亵等等。

公安部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增加至89万多起，大案6.7万多起；1982年74万多起，大案6.4万多起。在异常严峻的治安形势下，群众人心惶惶，当时，人们用“三气”来描述治安状况，即“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公安憋气”。

1983年8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9个决定，要求及时而迅速地办理重大刑事案件。

这就是第一次“严打”斗争，历时三年半。1983年到198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各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170余万人，起诉160余万人。

剧中有一集，1983年的北京街头，小混混陈硕强吻女学生，他的同伙闫晓军在一旁煽风点火。在混乱中，陈硕用刀刺伤了前来制止的男同学。公判大会上，陈硕和闫晓军因犯流氓罪和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无期。

当时的流氓罪，指的是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的行为。这一规定比较笼统，在实际执法中随机性较大，是较为明显的“口袋罪”。然而面对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势，1983年的决定将流氓罪的最高刑提高到了死刑。剧中真实呈现的流氓罪适用扩大化、死刑审理权限下放到基层、死刑公开执行等情节，都是法治起步阶段真实的司法生态。

直到1997年刑法修订，将流氓罪、玩忽职守罪、投机倒把罪等“口袋罪”进行了分解或细化，并推翻了“有罪类推”制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等，才让普通人的行为边界、办案人员的裁判标准有了明确的依据。

疑罪从无

剧中的第一个案子，女学生薛春燕被害，19岁的杜晓辉因曾追求过她、案发前发生过冲突且身上留有血迹与抓痕等，被迅速锁定为嫌疑人。尽管杜晓辉坚持自己无罪，但在当时的司法惯性与舆论重压下，案件没有经过充分质证便草草结案，他很快就被执行了死刑。

如果司法机关能详细调查薛春燕死亡的前因，杜晓辉的人生会不会不同？判他死刑的证据，真的“确实、充分”吗？当无辜者被判刑，被送进监狱，甚至失去生命，他的不甘和恐惧，有谁能听到？这些问题，在当时似乎难有答案。

《重器》中的杜晓辉案，与现实中的魏清安案类似，1984年他被执行死刑，同年真凶落网，1987年平反。而剧中的钱兴良“杀妻”案，是“亡者归来”式的典型冤案，其故事原型是佘祥林案。1994年，湖北京山男子佘祥林因“杀妻”被判死刑，后改判15年有期徒刑，2005年其妻子张在玉突然回家，证实其并未死亡，佘祥林随后被无罪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

早年间的司法实践中，一度存在“有罪推定”惯性，证据有疑点也往往作出有罪判决。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吸收了“疑罪从无”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第二百条中这短短的一句话，保护的不只是被告人的权利，更为每一个普通人筑牢了安全边界。此后这些年，“疑罪从无”在实践中不断被夯实，“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赋予更严格的内涵。

魏清安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李化伟案、孙万刚案、赵作海案……这些年，最高法纠正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疑罪从无”已被社会广为理解接纳。

审判公平

剧集中，律师袁亦方的法庭辩论片段被许多网友大赞“封神”。

这个情节发生在1983年，中学教师乔至良与妻子的亲侄女魏三妹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事情被撞破后，魏三妹服毒自尽。检察机关以强奸罪对乔至良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死刑。律师李乡替被告做无罪辩护，却被以包庇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抓捕。

在公诉方出示完证据后，李乡的代理律师袁亦方说：“公诉方出示的证据，也列为我方证据。因为这些证据不仅证明了被告人无罪，还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律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如果不这么做，他就渎职了。”

在他看来，如果律师因为履行辩护职责被定罪，那么，这种“连坐”式的逻辑会无限传递下去，最终法庭上将只剩下一种声音，司法公正也将荡然无存。“但是，总有一天，这种‘击鼓传花’会停住，因为那时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

1979年刑诉法规定，律师只能在“开庭前7日”介入诉讼。那时律师普遍缺乏完整的阅卷权、会见权和质证权。

1996年刑诉法的修订，给出了制度回应：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公诉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改革庭审方式，强化控辩双方的对抗。

从“开庭前7日”到“第一次讯问后”，不只是时间点的前移，更让辩护权不再是“庭审摆设”。

《重器》中呈现了早期群众冲击法庭、辱骂辩护律师的场景，也展现了律师执业权利从最初不受重视，到逐步被司法体系认可的完整过程。就像剧中所说，维护人的尊严是法律人的本分，而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尊严，证明这个社会上每个人的尊严都是值得尊重和捍卫的。

反对家暴

剧中有一位妻子邱阿桂，在丈夫的拳头下熬了十几年，全村人都能听见她半夜的哭声，可没人敢管。直到丈夫要把14岁的女儿抵给债主换酒钱，她趁丈夫熟睡时动了刀。

千百年来许多人只认“杀人偿命”，没人在意她身上的旧伤有多少道，没人听她提过无数次想离婚的诉求。为了保全女儿的清白名声，她连辩解的话都不敢多说。死刑判决下来后，她没喊冤，只觉得是自己命不好。

1995年，“家庭暴力”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后，业界和学界便一直呼吁并推动建立反家暴法律。经过21年的酝酿，《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法律不仅诠释了家庭暴力的概念，明确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义务，以及县级以上有关部门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的责任，也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处置做出了相关规定。

现在要是遇到邱阿桂这样的案子，法官会重点考察她受家暴的时长和程度、施暴人的过错程度。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施暴人，可以被认定为故意杀人“情节较轻”，量刑时会充分考虑防卫因素和过错责任。

如今的“邱阿桂”们，也不用再像当年那样孤立无援，可以向妇联投诉，可以找居委会调解，可以打110报警，可以找律师，还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会再“叫天天不应”。

一路走来，那些不断反思更新的理念，愈加细致精密的实践，都融进了这柄重器，成了它最坚实的底色。

原标题：《“口袋罪”如何消亡？“疑罪从无”怎样入法？《重器》里的18年法治拓荒路》

栏目主编：王海燕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刘雪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