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吃亏在太重感情！黄兴42岁吐血三天而死，追悼会上孙中山拍棺

1916年10月31日凌晨四点半，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393号，四十二岁的黄兴已经吐了三天血，床边只有妻子徐宗汉、几个湖南同乡和日本医生佐佐木金次郎。

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喊革命口号，也不是托付家事。据在场者回忆，他反复说：“我死之后，请你们告诉我母亲，我对不起她。”当时离袁世凯死掉只有四个月，整个中国乱成一锅粥。

孙中山正在广州跟梁启超就“要不要开国会”打到不可开交。黄兴死去的消息传到广州，孙中山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克强不听我言，今日果死矣。”这句话后来被陈其美的遗孀听去了，记了很多年，听起来像责备，又像悲伤，更像遗憾。

黄兴的最后几年，过的是东躲西藏的日子。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流亡日本，和孙中山闹出了“旗帜之争”。孙中山要另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效忠他个人。黄兴觉得这跟会党区别不大，两人在东京吵得不可开交。黄兴不愿分裂，最后选择带着一批人远走美国。

1914年到1916年，他在美国各地演讲筹款，有时一天讲三场，肺病和胃病反复发作。李书城在回忆录里写，黄兴在旧金山时曾经咳血咳到整条手帕浸透，但他听完有侨胞来捐款，还是站起来讲话，那时候他只有四十岁，已经老得像个五六十岁的人。

1916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局势出现转机。黄兴于当年7月从美国启程回国，途经日本时专门去见了孙中山。两人在东京见面那次，据宫崎滔天回忆，气氛已经很缓和。

孙中山劝黄兴暂留日本养病，黄兴说“国家多事之秋，我不忍坐视”。这八个字后来被反复引用。8月，黄兴回到上海。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垮得差不多了，胃病、肝病、肺病缠身，但谁也没想到两个月后会死。

真正致命的打击来自时局。

黄兴回国后，极力主张调和南北，安定局面。他写信给黎元洪、段祺瑞，反复说“民国基础未固，不宜再启战端”。他支持恢复国会，支持《临时约法》，也支持蔡锷去四川整军。

但局势根本不由他掌控。

9月，张勋在徐州召开会议，图谋复辟的消息满天飞。10月，湖南督军谭延闿和湘军内部闹得不可开交。黄兴作为湘籍领袖，天天有人上门找他评理、要钱、要官、要枪。他的秘书石陶钧在日记里写：克公每天见客从早到晚，晚上还要写几十封信，有时写到手抖，只能口述。石陶钧是黄兴在日本时的学生，后来一直跟着他。他的日记从未正式出版，只有部分手稿藏在湖南图书馆。他说黄兴死前十天，已经不能吃硬食，只喝米汤。医生让他静养，但他照样见客。

10月10日双十节，上海各界开会庆祝，黄兴被推为主席，他勉强出席。那天他讲了一段话，其中有“今日之民国，尚非真正之民国，今日之国庆，尚非真正之国庆”。这句话被当时《申报》记了下来。

会后他回家就病倒了，10月25日，他开始大口吐血。日本医生佐佐木金次郎诊断是胃部血管破裂。徐宗汉急电孙中山、蔡锷，可惜孙中山远在广州，蔡锷在四川病得比他还重。

黄兴死前的最后一周，上海的政坛暗流涌动。段祺瑞派了代表来看他，其实是探他态度。岑春煊、陆荣廷那边也派人来，想拉他加入反段阵营。黄兴对两边都没松口，他对来探病的李根源说了很长一段话。这段话后来李根源在《雪生年录》里写得很详细。黄兴说：“中国之患，在于军人太多，政党太杂，人心太散。我死不足惜，所惜者，此后更无人肯出面调和。”

李根源走的时候，黄兴已经很难坐起来了，但还是拱手道别。

10月30日夜间，黄兴的病情突然恶化。据徐宗汉后来对友人转述，那天晚上黄兴一直说胡话，反复叫“母亲”“大哥”。他母亲当时还在湖南善化老家，没人敢告诉她。黄兴的大哥黄福生早在1914年就去世了。他在迷糊中叫的人，可能都是他再也见不到的人。半夜吐了两大碗血，人清醒过来几分钟。

他对徐宗汉说：“我一生做事，不负国家，只负老母。”然后又说：“告诉中山先生，革命之事，请他一人担当。”这算是临终遗言。10月31日凌晨四点半，黄兴断气。佐佐木金次郎签了死亡证明，死因是“胃疡出血”并“肝臟硬化”。

黄兴的死讯当天上午就传遍了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都发了号外，租界巡捕房加强了戒备，怕有人借机生事。

11月1日，孙中山从广州发电报给黄兴家属，电报原文很短：“惊悉克强去世，哀痛非常。革命失一柱石，国家失一栋梁。望节哀顺变。”

但据胡汉民回忆，孙中山私下对他说了另一番话：“克强若听我言，不搞调和，专事整顿党务，何至积劳如此。”这话不是指责，更像是朋友之间“早就劝过你”的痛心。

胡汉民当时也在场，说孙中山说完就沉默了。

孙中山没有立刻赶回上海，他那时正在为了国会问题跟梁启超互相公开论战。梁启超在黄兴死后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大公报》上。

他说黄兴是“民国之忠臣”，但话锋一转，说黄兴后来“昧于大势，主张调和，以致身殉”。这句话明褒暗贬。梁启超是在怪黄兴不该不站队。

但另一些人态度完全不同。章太炎听说黄兴死了，写了一副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这十二个字后来刻在黄兴墓前。

章太炎这个人脾气怪，跟黄兴也吵过架，但这副挽联写得真心实意。他认为没有黄兴，民国根本建不起来。

蔡锷在四川病床上听到黄兴死讯，挣扎着写了一副挽联。当时蔡锷自己也已经病入膏肓，喉部疾重，几乎不能说话。挽联是：“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沪上，忽哭公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八天后，蔡锷也死了。

一年之内，二次革命的主将几乎死绝。宋教仁1913年被暗杀，陈其美1916年5月被枪杀，黄兴10月病故，蔡锷11月病故。这几乎是一场清洗式的死亡潮，当时有人说“共和之将星，一年之内坠其半”。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

黄兴死前，他的老对手、曾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态度复杂。谭延闿在二次革命时迫于压力，宣布湖南独立，又很快取消，黄兴因此与他产生龃龉。但黄兴死后，谭延闿立刻从武汉赶到上海吊唁，并且主动承担了部分丧葬费用。

他在灵堂里大哭了一场，后来谭延闿跟人说起：“克强一生吃亏在太重感情。”这话在《谭延闿日记》里有记载。

至于普通舆论，黄兴死后，上海各报连续报道了一周，但有趣的是，主流报纸更关注的是“谁来接替黄兴的位置”，而不是黄兴其人。

《申报》11月2日的社论题目叫《克强逝世后之政局》，文章说：“黄君之死，等于一缓冲势力之消失。”这种说法很冷，但点出了实情。

黄兴在那时候的真正价值，就是缓冲。他活着，各方还给他面子，他一死，谁的面子都不用给了。

还有一个极少被提及的事实。黄兴死时，家里几乎没有余钱。他一生经手的革命经费以百万计，但他自己名下没有任何房产。他住在法租界那栋房子是租的，死后丧葬费是谭延闿、李烈钧几个人凑的。徐宗汉带着八个孩子，日子过得清苦。这一点，连当年的敌人都无话可说。章太炎在黄兴墓志铭里写了一句：“薄于私利，而重于公义。”不是恭维话，是所有人对他的共同认知。

黄兴的灵柩在上海停留了将近一个月。11月23日，上海各界在斜桥湖南会馆开追悼会，那天到的人很多，孙中山也来了。

据《民国日报》报道，孙中山在灵堂里站了很久，没有说话，然后走到棺椁前，用手轻轻拍了两下，这个动作被当时的记者写下来了。

拍棺，是父兄辈的告别方式。孙中山和黄兴，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并肩走了十一年，中间有过分道扬镳，但没有真正翻脸。黄兴死后，孙中山对黄兴的评价一直很高。1924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黄克强先生是革命党中最能实行的人。”这是后话。

黄兴的灵柩后来运回湖南，安葬在岳麓山，他的墓直到今天还在。墓碑上除了章太炎那副挽联，还有他自己的遗墨。黄兴死前几个月，曾经题过四个字：“笃实”，这两个字刻在墓道石牌坊上。不激昂，不漂亮，但放在黄兴身上，合适得让人叹息。

黄兴之死，在历史书上往往只有一句话：“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于上海。”

但回到当时的现场，他的死是一个时代的拐点。他死之后，调和派彻底失语，南北对立迅速激化，第二年就发生了护法战争。再往后，军阀混战全面爆发。

黄兴活着的时候，所有人骂他不彻底、太软弱、太感情用事。等他死了，众人才发现，没有了他这样的人，所有矛盾都不再有任何缓冲的可能。

正如他死前对李根源说的最后一段长话：“我若不死，尚有人知所节制；我死之后，恐再无顾全大局之人。”

他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