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音乐话剧《情歌》：当歌声有了来路

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导演并主演的音乐话剧《情歌》，于近日完成上海巡演。这部作品以素有“西部歌王”之称的作曲家、民族音乐家王洛宾的人生为蓝本，将其艺术创作之精华与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情感生活有机融合，以暮年王洛宾作为讲述者，呈现不同阶段的自我叩问和两代人之间的隔空对话，将个人理想、家庭伦理、时代重压层层叠加，共同编织起个人际遇与时代洪流相融的人生图景。

回顾王洛宾的一生，创作者不做价值评判，也无溢美之词，而是在一片诗意中娓娓道来，让观众深刻了解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背后是一位怎样鲜活而纯粹的灵魂。选择音乐话剧来演绎这个故事，题材与音乐形式有着天然的契合。音乐话剧不同于音乐剧，也并非话剧与音乐的简单叠加，它需要在音乐性的贯穿中保留戏剧叙事的结构，避免落入表达上的不伦不类。《情歌》在舞台叙事与音乐抒情之间实现了妥帖的平衡，未出现顾此失彼的失衡。邹静之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描绘与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沿袭了历来作品的风格，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剧作语言含蓄，将角色的情感“藏”在言外之意中。

作品是将王洛宾音乐求学之路和情感之路交织在一起呈现的，两条线索在舞台上交错推进，互为注脚。王洛宾的音乐生涯从北平开启，一心想去莫斯科和巴黎的他，在举棋不定时，辗转西北，深受当地民歌《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的感染，又在无意中聆听到当地人的唱曲，听得入神，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打着拍子。为了记录一句听不懂的民歌，王洛宾深夜骑车追赶方言不通的少数民族老乡，后来写就经典民歌《达坂城的姑娘》。这些时刻使他意识到，自己一心向外求索，反而忽略了“自家有什么好东西”。此后他主动留在西北，从民间音乐里积攒灵感，把散落在戈壁与草原上的曲调一首首记下来，装进歌谱里。

音乐是王洛宾一生的追求，情感则是长久的羁绊。剧中与他命运交错的女性主要有三位：妻子洛珊、青海采风时偶遇的卓玛以及以三毛为原型的虚构人物“韶华”。王洛宾与洛珊的感情从相爱到相散，那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的歌词，正是在遭遇洛珊背叛之际写下的——旋律先于歌词而生，欢快的节奏下夹杂着深深的忧伤。于是《青春舞曲》最终呈现给世人的，是以“特殊记忆”封存的一段青春回响。卓玛出现在青海金银滩草原，那个用马鞭轻轻抽了他一下的藏族姑娘，出现在《在那遥远的地方》里“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卓玛是王洛宾音乐想象力的某种见证，最后转化成他音乐旋律中的意象。韶华则是一个闯入者，全剧以她与暮年王洛宾的对话开场，她是叙述的起点，也为整段情感定下了遗憾的基调。剧中一场意味深长的跨时空相遇：身着红裙的韶华与一袭白衣的洛珊被置于同一片光影之下，一个想靠近王洛宾的生活，一个想从中抽身而去。两人在错位的时空中共同思索同一个问题——“值不值得”。

音乐求学之路回答了“王洛宾如何成为西部歌王”，情感之路告诉了我们“他为什么能写出那些歌”。两者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王洛宾。从青年时期的音乐才子到暮年歌者，王洛宾用一生践行初心，不畏风雪、无惧流言，让那些从这片大地中生根而起的音符焕发新的生机，流淌向更广阔的天地。

人物传记题材的戏剧作品既要讲求历史真实与舞台再现的合理性，又要追求人物形象的生动，并富有舞台神韵，充分彰显人物之于舞台的意义。相较于《情歌》的文本叙事，当作品立在舞台上，音乐话剧的音乐性与抒情性更为凸显，观众也更加沉浸，由音乐而烘托出的对角色的情感也愈加浓烈。对于观众来说，王洛宾留下的音乐本身就成了情感的纽带，直接诉诸听觉与集体记忆，因此音乐话剧舞台上的王洛宾形象更为动人和亲切。

《情歌》在舞台呈现上采用了双时空表演结构，暮年王洛宾的静坐回望与青年王洛宾的激情展现构成时空交互，双人同台演出完成跨时空对话。编剧邹静之自言“喜欢将叙述调当咏叹来念，喜欢那种吟咏的声音在剧场里回荡胜过表演。”张国立饰演的老年王洛宾边回忆自叹，边陷入剧中情节，恰与邹静之的叙事方法不谋而合。当老年王洛宾喃喃自语“人生好比端着一碗热油走在崎岖的小路上，不管多么小心都会被炽烈溅到”时，一段段往昔便扑面而来。

主演张国立是讲述者，又好似一个旁观者，当然他更是剧中人。他时而站出来辩驳其时的困扰，时而感慨往昔的经历，同时也为暮年与韶华的相遇而怅然若失。张国立的表演在叙述者、旁观者与亲历者之间自如转换。饰演青年王洛宾的演员周默涵则演绎出了年轻人的热血澎湃，二人的表演互为照应，共同完成了角色的舞台叙事，达到了动静结合的舞台表演效果。

与这一老一少两位演员的默契配合相比，赖雅妍饰演的韶华，在表演状态和语言节奏上，与整体风格多少有些不相称。她的表演方式带有较为明显的宝岛台湾的剧场气质，语言节奏偏快且语调轻扬，与剧中其他演员沉稳内敛的表达方式形成反差。这种风格上的不协调，让观众在观演时容易产生跳脱感和距离感，也使得韶华这一角色在融入全剧时略显生硬。

除表演之外，《情歌》的舞台呈现同样富含深刻的民族性特色。手风琴、吉他、冬不拉、手鼓等乐器现场演绎出的一首首经典旋律，与新疆维吾尔族舞蹈有机融合，构成鲜活的舞台场面。在舞美设计上，以极简写实风格来承载叙事，舞台场景在北平都市、西北荒原与王洛宾晚年书房之间自如转场，仅靠灯光色调冷暖切换与几件可移动的道具完成空间变换。舞台画面中流淌的诗意与邹静之笔下描绘的情愫相得益彰，让整部剧作的视听语言都保持了高度统一。

《情歌》讲述的是王洛宾的故事，也是在诉说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遗憾和伤感。文化人的曲折命运不可避免地融入到时代洪流中，晚年受到的打击并没有摧毁王洛宾，他与命运妥协并与之和解，坦然与之相处。张国立在采访中说道：“最打动我的是王洛宾这一生历经无数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我们应该致敬他”。

《情歌》最打动观众的，是贯穿始终的创作者的真诚。这不是一部技巧炫耀之作，创作者没有落脚在王洛宾“西部歌王”的宏大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他作为普通人的爱与憾、得与失。然而，作品传递出的纯真年代的气息固然动人，如何让这份怀旧感与当代观众观演体验相契合，仍是需要打磨的方向。此外，王洛宾与三毛的情感纠葛在当下语境中，如何既保留那个年代特有的含蓄与克制，又不让观众感到隔膜，需要表演者在情感表达上再做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