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战略》：切不可为变化而放弃永恒——重温世界战争理论的百年经典

1996 年 9 月，我们十二位中国军官，赴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

伏龙芝军事学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 于 1918 年 12 月 8 日由列宁亲自批准创立。记得刚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参观院史馆， 一进长廊，就看到左侧第一个是列宁送的礼品，右侧第一个是墙上挂着的红色挂毯，上面绣着金色汉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赠”。我们仿佛一下子被带到了那个峥嵘岁月。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有三代赴苏（俄）军事留学生： 1927 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去苏联留学的刘伯承、左权，以及随后在 30 年代留苏的刘亚楼等优秀军官们，是第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50 年代大批中国军官在苏联各军事学院留学，是第二代；我们就是第三代，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 一批，使命荣光，内心自豪。

在 入学 次年（1997 年 ），我 在 学院 图书 馆 阅读 到这 部《 战略》，作者是苏联著名军事理论家亚历山大 · 安德烈耶维奇 · 斯韦钦（1878—1938 年）。斯韦钦，出身沙俄军队总参谋部，亲历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1918 年 3 月起担任苏联红军斯摩棱斯克地区军事指挥官，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历任参谋部勤务教研室教授、战略教研室教授、军事艺术历史教研室总负责人。其主要著作包括 1923 年初版、1927 年再版的《战略》，以及《经典军事著作中的战略》《军事艺术的演进》《克劳塞维茨》《20 世纪初期的战略》《指挥团的艺术》等，在俄罗斯军事思想史上享有“俄罗斯克劳塞维茨”之誉。

这部《战略》是斯韦钦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授课讲义。我为研读此书，那段时间经常泡在图书馆。当我翻着这本 1927 年版泛黄的旧作时，距其初刊已整整七十年，纸页之间，尽是跨越时代的思想重量。

在此想记下一段往事。 一 日我在图书馆研读《战略》等军事著作，撰写作业， 一位白发长者走近，看了看我手中的书，便与管理员交谈了几句。片刻后，管理员取来一本书，长者递到我面前，说： “年轻人，你应该读这本书。”我一看，是俄文版《战争艺术—孙子》，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当即起身答道：“老师，这是我祖先留下的著作《孙子兵法》，我在中国时早已读过，汉语版本甚至可以背诵。”长者却说：“不一样的。你在俄罗斯读它，会有全然不同的体悟与认知。你在读的这部《战略》，是我们学校的必读书，斯韦钦写得好，但东方的《孙子兵法》在两千多年前就对战争有透彻的论述，它是所有战略智慧的源头。你也可以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或许会对战争有新的感悟。”说罢便将书放在我桌上离去。我向管理员询问，才知这位长者正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教授、俄罗斯著名军事理论家伊万 · 尼古拉耶维奇 · 沃罗比约夫(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оробьёв),少将、军事科学博士、军事科学院院士、荣获军事科学院斯韦钦学术奖。循着这位军事大家的指引，我又在馆中找到了俄译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由此体会到，东方兵学智慧早已跨越国界，融入世界军事思想的脉络之中。

因为这个原因，我常把斯韦钦的《战略》和孙武子的《孙子兵法》（俄文版）、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俄文版）放在一起来研读。后来又把和“战略”与“战役”有关的书尽可能找来：《伏龙芝文集》《苏联战略战役著作文选（1917—1940）》、苏联沙波什尼科夫的《军队大脑》，苏联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伊谢尔松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关于大纵深战役理论系列文献，德国施利芬的《坎尼战》、英国利德尔 ·哈特的《战略—间接路线》①、富勒的《战争指导》等一批俄文版的世界名著放在一起来研读。让我体会到，正是一战后的 20 年间产生的这些卓越的军事著作，使之成为世界军事理论的第二个高峰的时期。慢慢地古典与现代、东方和西方、 “红色”和“蓝色”的战略战役思想在头脑中相互比较、融汇于心。

回过头来说斯韦钦这部《战略》，令我印象至深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重构战争理论的基本框架

在传统军事理论体系中，战争行动长期被划分为战略与战术两部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界定：“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达成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明确二者性质有别。若米尼亦在《战争艺术》中提出，战略是“在地图上指导战争、覆盖整个战区的艺术”，战术是“在战场实地配置与使用兵力的艺术”。“战略—战术”二分法，长期成为各国军事界的通行共识。

1870 年普法战争以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传统可视范围内的“战场”拓展为必须依托地图统筹的“战区”，方面军、集团军等高级编制出现，野战指挥层级提升，出现了介于战略与战术之间的“野战战略”“小战略”“大战术”等模糊称谓。一战与苏俄国内战争后，军队规模激增、作战空间拓展、诸兵种协同日趋复杂， 一种介于战术与战略之间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形态已然成型。

正是在此背景下，斯韦钦于 1923 年出版《战略》，首次将战争行动明确划分为战略、战役艺术、战术三个层级，创造性提出“战役”与“战役艺术”概念，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摒弃“野战战略”等旧称， 明确将战区内为达成中间目的而组织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定义为“战役”，并对战役艺术与战术作出清晰人为的分界：战术以师级为上限，战役艺术则统筹战区范围内的大规模作战；战役艺术以战术为基础、以指挥管理为支撑，为战术任务与后方保障提供总体框架。

由此，战争行动从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时代的二级结构，发展为战略—战役艺术—战术三级体系，并于 1926 年被苏军官方正式确立。在《战略》中斯韦钦将三者关系精辟概括为：战术是“步伐”，战役是“跃进”，战略则“指明路线”。而我手中的俄文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年），毛泽东将战争指导划分为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指出：研究带全局性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苏联红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确立的战略、战役、战术三级框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检验，展现出卓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时隔约五十年，美军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遭受重大挫折后，最终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全盘接受了这一体系。自此，这一理念从红色传入蓝色，成为世界战争理论的共同基石。

二、何为战略—回归本义

在阅读《战略》时，会感受到斯韦钦的广阔视角，他对战略所涉及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阐述。斯韦钦在书中对战略作出核心界定：

一是战略不仅关乎武装力量的运用，更要统筹国家全部资源，以实现战争最终目的；

二是战略是最高统帅的艺术，属于国家最高决策层，事关战争全局，不可交由一般行政机构代行；

三是战略必须着眼于敌我双方整体前线后方，统筹政治、经济、外交、工业、运输等全部国家潜力，而非仅局限于武装斗争。

这一界定，体现了战略、战役艺术、战术三级体系的重大价值：唯有国家最高决策层对战争的全局运筹和指挥，方可称为战略；战线、战区一级的指挥活动应归属于战役艺术，而非战略。斯韦钦明确否定战区指挥官拥有战略决策权，其判断标准极为清晰：是否掌握独立外交权与国内政策主导权。由此联想后来的战争—朝鲜战争，美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因越权干预外交、违背总统指令而被解职，正是这一原则的现实印证。

他指出当最终目标无法通过一次战役实现，需要规划通往目标的多个阶段时；当战争涉及的范围广阔，形成不止一个而是多个战区，并且需要在这些战区上进行独立的战役时，战略的作用就变得尤为突出。

他还反对滥用“军种战略”概念，认为所谓海军战略、空军战略等提法多属误解，海空力量的独立作战应归入战役艺术范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战略。

他谈到战争准备与实施中外交肩负的任务：若国家要实现其历史性目标，必须动用武力，那么外交应能做到在最有利的军事和经济条件、最适宜的外部环境下发动战争。他强调要孤立敌对国家，使其与潜在盟友隔绝；为自己争取积极的盟友；促使中立国仇恨敌方亲近己方。他谈到德国的外交操作却适得其反：一战的德国外交行为，相互矛盾，迫使英国更快地加入法俄联盟。斯韦钦的思想很像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 …（俄文版《孙子兵法》则译为“第一是扰乱敌方的思想、第二是破坏敌方的联盟……”）而中国孙子身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联盟战争时代。两位相隔两千年的战略理论家发出相同的认知。

他用许多笔墨讲了“联盟战争”—在欧洲无论是拿破仑战争还是一战都是联盟性质的战争。“联盟就像一辆由马和倔驴拉的大车。真诚的协议也无法让各国忘记合理的国家利己主义。”

他还谈到“预防性战争”，认为其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此类战争是指，因邻国扩张壮大，对一国造成威胁，并且未来开战令其不得不陷入比当下开战恶劣的不利境地，从而先发动战争。

三、何为战争—超越武装斗争的综合博弈

战略是军事艺术的最高领域，是关于战争准备与实施的理论和实践。战略就是围绕战争来展开研究并指导战争，而不是研究战役和战斗层级。战略理论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首先要回答：何为战争？这看似简单，其实并非如此。它涉及战争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也是战略理论必须回答的。可以说，斯韦钦在此问题上做了深刻的阐述。在他看来（事实上整个苏联军事理论体系也认为），“战争”绝非单纯的武装斗争，而是政治、经济、武装斗争三条战线交织的综合斗争。

他强调战争胜利必须依靠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与武装斗争协同 发力，摧毁敌人抵抗的物质与精神根基 ① 。斯韦钦从战争本质上坚持 了克劳塞维茨、革命导师恩格斯和列宁观点 —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并用很大篇幅来描述“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和组成部分的”思想。

他谈到战争中政治目的会发生改变，认为，对外政策绝不能满足于战争初期取得的成果。战争准备阶段确定的政治目标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根据战争的发展，这些目标可能会缩小、扩大甚至完全改变：进攻目标可能变为防御目标，反之亦然。而若为联盟作战，改变政治目标尤其困难，会引发诸多摩擦。

他谈到经济斗争问题时，指出战争的经济目标影响着战争中所有战线的成效。这些任务一定有防御性—尽可能充分满足军事行动需求，并保持后方（除武装力量外的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但经济战线的任务也可能有进攻性，进攻大体是旨在打击敌方经济。他认为，经济武器是把双刃剑，常常是损敌损己。

四、战争的基本形式

斯韦钦系统梳理了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认为战争行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歼灭战与消耗战、防御战与进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对战略行为路线有着重大影响。

歼灭战与消耗战

政治领导层确定武装力量的行动是应致力于歼灭战，还是消耗战。他认为，这两种战争形式之间的矛盾，远比防御与进攻之间的矛盾更深、更重要，而且可能带来更为重大的后果。“歼灭战”和“消耗战”的概念不仅适用于战略，也适用于政治、经济、拳击以及任何形式的斗争，并且应该由斗争的动态本身来解释。

歼灭战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核心目标，以地理空间与次要利益为手段，追求决定性一击；消耗战则以长期拉锯、逐步削弱对手为路径，地理目标与次要作战具有重要地位。

歼灭战时刻想着彻底击败对手，束缚对手行动，迫使其按我方行动来调整。消耗战所发动的有限打击，对敌人的束缚程度要小得多。单独的战役与最终目标没有直接联系，只是局部行动，难以有效控制敌人的意志。每一次这样的局部行动都需要特别的战役部署。敌人完全有机会在这场战役部署的博弈中追求自己的目标。

拿破仑奥斯特里茨大捷是歼灭战典范，展现出歼灭战的强大威力；而 1812 年拿破仑对俄战争却遭遇了消耗战。

阵地战与运动战

作战样式由作战目标决定：

以积极目标为主，强调机动与突击，便形成运动战，苏俄内战中红军骑兵的快速突击即为典范；以稳固控制、保守防御为主，呈现阵地战特征，如一战中的西线战场，多见于多方联盟作战。

防御战与进攻战

进攻与防御无绝对优劣，均服务于政治与战略目的。战略防御并非消极退缩，而是争取时间、调动敌人、积蓄反击力量的手段；战略进攻则需依托充足力量，精准选择时机与方向，否则极易陷入被动。

此外还谈到了作战线、战役计划、首次战役、战役展开、交通线、战场准备等。

五、指挥方式：训令式与命令式

斯韦钦把指挥方式分为两种：命令式和训令式。并认为，领导向下属传达自己的决策，要么以命令的绝对形式，规定执行的情境；要么以训令的形式，仅设定近期行动的目标，给予执行者在选择实现方式上较大的自由。

这实际就是当今常讲的控制式指挥和任务式指挥。

他特别谈到拿破仑多用命令指挥，而老毛奇多用训令指挥。他讲到，尽管训令式指挥有很大的优势，但如果领导不合适，也会带来很大的危险。选拔高级指挥员，最重要的是选拔出那些可以通过设定目标来管理，而无需用精确命令来规范他们所有行动的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在于判断这个人是可追求特定目标，还是只能执行个别命令。并非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训令式为好，选择是有条件的。

实际上作战样式和方法决定着指挥方式与方法，并不是想用什么指挥方式就用什么。以动态的机动战为主、指挥重心通常放在战役级和战役艺术上的军队，以训令形式下达指示多些，也即任务式指挥较鲜明。比如二战初期的德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解放军。而以静态的线式战（阵地战）为主、指挥重心通常放在战斗级和战术上的军队，以命令形式下达指示多些，也即控制式指挥较鲜明。比如，二战后期的德军和西线战场的美军。当然，即使机动战中依然有“命令”和控制式指挥，因为机动战役中也包含着必要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

又比如，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在每次作业和演习时要撰写俄军的作战文书：所有战役级的指令均称“训令”，而战术级都称“命令”。

书中还谈到了战略战役训练—大演习和兵棋推演。认为大规模实兵演习能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太完善的形式发挥实验作用。而对于兵棋推演—图上双方对抗演习，只有当组织者通过设定任务和行动步骤，为最终讨论精心编排素材时，它才能发挥作用。在战略级，实用的方法主要是对在领导层推出特定战略思想，以及进一步明确对紧迫战略问题的现有观点上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 19 世纪 20、30 年代， 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瑞士人若米尼等开创了近代世界军事史的第一个理论高峰，那么，在 20 世纪20、30 年代，世界军事理论迎来了第二个高峰 —中国的毛泽东、苏联的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斯韦钦等红色军事家和理论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共同推动了这一高峰的形成。而其中，斯韦钦的《战略》正是这一高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深度与体系性，堪称经典。也正因如此，斯韦钦被后世誉为“俄罗斯的克劳塞维茨”。

李维亚

2026年5月

（来源：国防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