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午后的阳光被百叶窗切成一条一条的，落在他办公桌上。
我坐在他对面，话筒举到嘴边，却忘了要问什么。
他说到“被个小丫头骗了”时，低下头，拇指摩挲着手里的旧钢笔笔帽。
我几乎能听见笔帽内侧那颗小钢珠滚动的声响，和我留在广播室抽屉里那支一模一样。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扯出一丝笑：“宋记者，你今天是来采访的，还是来让我念旧账的？”
我张了张嘴，窗外传来钟楼整点的报时声，一下一下，锤在心尖上。
01
2007年，春天来得晚。
省实验中学后院的泡桐树，枝头刚冒出指甲盖大小的绿芽。
我蹲在广播站的杂物间里，面前堆着三个大纸箱，全是上届学长学姐留下的旧刊物，灰尘厚得能写字。
我是高二下学期才被选进广播站的。原因挺简单，普通话还算标准，嗓门也大。站长说，你先把旧东西清一清，下学期新生来了要腾地方。
我妈孙玉英当时挺高兴。
她觉得进了广播站就算“有出息”，以后考大学能加印象分。
我没好意思告诉她，广播站其实就是个放广播的小屋子，连个正经指导老师都没有。
纸箱最底下压着一本蓝布封面的手工册子。我拎出来一抖，灰尘扑了我一脸。
正要扔回去，手腕却顿住了。
封面右下角，有人用钢笔写了一行小字：“送给钟楼下的你。”字迹瘦长，有点歪，像是赶时间写的。
下面画了一条红色小金鱼，尾巴翘得老高，线条利利索索的。
我翻开封页，第一页只有三个字：蒋昊然。
这三个字我熟。
整个高三年级没人不熟的。
每次月考完，他的名字都贴在公告栏最顶上，雷打不动。
我跟他不在一个班，但学校就这么大，走廊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我正盯着那三个字出神，杂物间的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哎，我篮球落这儿了。”
我抬头。
蒋昊然站在门口，穿着件白色短袖，胳膊底下夹着课本，一只手搭在门把手上，看到我的时候愣了一下。
我手里还攥着那本蓝布册子，手指头僵得像冻住的铁条。
他认出那本册子了。
我能看得出来，他脸上那丝笑收了一收，换了表情，像是没想到这东西会被人翻出来。
他站在原地没动，我也没动。
那几秒钟过得挺慢的，慢到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今天要来整理这堆破纸箱。
“你，在整理东西？”他先开了口。
“嗯。”
他说了一个字，我就找不到话了。那本蓝布册子被我攥得手心直冒汗，我背过手去，把它藏在身后。
他没说什么，走到墙角弯腰捡起一个灰扑扑的篮球，拍了拍上面的灰：“辛苦了，这些旧东西怪沉的。”
“没事儿。”
他又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转身走了。门关上的一瞬间，我听见自己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跟跑了八百米似的。
放学回家路上，那本蓝布册子被我塞在书包最里层。
我妈在厨房里炒菜，油烟味儿从厨房门缝里飘出来。
我关上房间的门，坐在床边，把那本册子掏出来，一页一页翻。
里面全是手写的稿子，大部分是校园活动记录，还有一些像是随手写下的句子。
字迹张扬，一笔一划都带着点少年人的用力过猛。
我翻到第三十六页的时候，发现页脚夹着一张折了四折的纸条。
纸片不大，跟火柴盒差不多。我告诉自己别紧张，再紧张，还是展开了。
纸条上的字，我看了整整三遍。
第一遍心跳得太快看不清。
第二遍，能认了。
第三遍，那几个字才慢慢在我脑子里拼成一句完整的话：“老钟楼见。”
“老”字只有半边，被折痕碾过，铅笔写的那一撇已经模糊了。
那半个字像一条被压扁的虫子，蜷在纸缝里。
我盯着它看了很久，心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城南那条街。
我姥姥家就在钟鼓楼街上。
小时候每逢周末，我妈把我往姥姥家一送，我就撒了欢地跑。
那条街的顶头有一座老钟鼓楼，底座青砖垒的，楼上的木头柱子被雨水浸得发黑，顶上的瓦片缺了好几块，风一吹就哗啦啦响。
街坊邻居都叫它“老钟楼”。
我也叫它“老钟楼”。
我从来没有想过，学校还有一座“老钟楼”。
其实学校教学楼群后面，确实有一栋半废弃的旧砖楼。
灰扑扑的，六层高，窗户玻璃碎了大半，常年锁着门。
我没进去过，也从没听人叫过它的名字。
在我心里，它就是个破旧空楼，跟我没关系。
而“老钟楼”这三个字，打小就是城南那座钟鼓楼的专属称呼。
我把纸条夹回诗集里，把诗集压在书包最底下。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一会儿是蒋昊然推开门的画面，一会儿是纸条上那行字。
我跟他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顶多算见过几面。
他为什么给我留纸条？
他等我去干什么？
第二天中午，我又去了广播站。
翻遍了那个纸箱，没有别的纸条。
我把诗集翻了一遍，夹层里也没有其他东西。
我坐在杂物间的旧椅子上，看着窗外发了很久的呆。
那一个星期，我整个人都是飘的。
上课走神被数学老师点了两次名，回家吃饭咬着筷子发呆，我妈拿筷子敲我碗沿：“宋曼玉，你魂儿呢？”我没敢说。
我能怎么说呢？
说我捡到一本诗集，里面夹了一张纸条，是校草写的？
我妈能当场把我耳朵拧下来。
周五晚上，我翻来覆去地想了整整一夜。我决定去。
那年我十七岁，胆子小，没跟男生单独说过几句话。
但那张纸条在我口袋里揣了七天，边缘都磨毛了。
我对自己说，就去看看，不管他在不在，我就去看一眼。
02
周六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出了门。我妈在阳台晾衣服，伸着脖子喊：“去哪儿？”
“去姥姥家！”
“作业写完了没有？”
“写完了！”
我没去姥姥家。车子拐过两条街，停在了钟鼓楼街口。锁好车，我站在石狮子旁边，整了整衣领。
三月中的太阳不算毒，晒得后脖颈有点发热。
钟鼓楼那座青砖墩子还是老样子，楼上的木头柱子黑黢黢的，瓦缝里长着一蓬一蓬的野草。
石狮子蹲在楼门口两边，一只脑袋被摸得锃亮，另一只耳朵缺了一块。
我靠着那只缺了耳朵的石狮子，站定了，等。
一开始挺好的。
太阳暖洋洋的，街上有人遛狗，有人拎着菜篮子经过。
两点五十，三点，三点十分。
我开始紧张了，手心冒汗，在裤缝上蹭了蹭。
三点半，太阳挪到钟鼓楼顶上，我的影子缩到了脚底下。
街口卖糖葫芦的老头儿出摊了，冰糖的甜味儿飘过来，闻着有点黏嗓子。
我绕着石狮子走了一圈又一圈，走了十几圈，脚底板都有点发麻了。
四点半，我走到街口小卖部，买了瓶汽水，喝了两口，又回去站着。
太阳一点一点往下沉。
夕阳斜斜地打在钟鼓楼的墙面上，把砖缝里的草影拉得又细又长。
街上的人渐渐少了，卖糖葫芦的老头儿又收摊了。
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我蹲在石狮子旁边，抱着一根柱子，看着自己影子被路灯拉长又缩短。
天彻底黑了。
我站起来，腿麻得差点没站稳。
我扶着柱子站了一会儿，才慢慢挪到自行车跟前。
骑上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钟鼓楼黑黢黢的，像个蹲着的怪兽。
石狮子还是老样子，沉默地看着马路。
我忽然觉得自己挺傻的。
周一回学校，我眼睛有点肿。同桌问我怎么了，我说昨天没睡好。上午第二节课的课间，我趴在桌上闭目养神，听见走廊上一阵喧哗。
“蒋昊然请假了？”
“他爸出车祸了，听说挺严重的。”
“什么情况？没事吧？”
“不知道，反正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底。
原来他没来，是因为他爸出了车祸。
那他在哪里？
他在医院？
他有没有事？
他记不记得周六下午的事？
我脑子里嗡嗡响，一整天上课都在出差错。
下午放学，我站在走廊尽头，隔着窗户看着高三那栋楼。
没人知道我在看什么。
我自己也不太知道。
那一周，我每天放学都绕到高三那栋楼底下，抬头看一眼三楼走廊。
那条走廊永远安安静静的。
一周后他回来了。
我是在食堂门口看到他的。
他瘦了一圈，下巴尖了不少，眼窝底下一片青灰色。
胳膊上别着一截黑布，没什么人问，大家都装作没看见。
他端着一个餐盘，找了一个人少的角落坐下，低头扒饭，也没跟谁说话。
隔着两个长条桌，我坐在那一边，手里夹着一根青菜，怎么都送不进嘴里。
那顿饭我吃了很久，久到食堂里的人都散了大半。
他吃完走了，我才把剩下半碗饭倒掉。
那之后，我翻来覆去地想了一件事。
他约我去“老钟楼”，我没等到他，他家里出了事。
那这纸条到底还算不算数？
我还等不等？
我想问清楚，但每次走到他们班门口，看到教室里那么多脑袋，又缩回去了。
我怎么开口呢？
我跟他连话都没说过几句。
我说“你上周六怎么没来”？
那不就等于承认我去了吗？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泡桐树上的花全开了，一树紫色的喇叭花，风一吹就往下落。
他胳膊上的那截黑布摘掉了，人还是瘦，但偶尔能看到他在走廊上跟人说话了。
我心里那根弦，越来越紧。
03
四月中旬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告诉他，周六的事算了，他家里有事我能理解，但我就是想说清楚。话不多，就几句。我憋了太多天，再不写出来，我怕自己先炸了。
那封信，我写了三个晚上。
第一版写了好几页，写得乱七八糟，自己看了都脸红。
第二版改成半页，还是觉得不对劲。
第三版，我索性就写了三句话，可三句话怎么排都觉得不够。
我把稿纸团成一团，扔了满地。
第四天晚上，我终于落笔。写得很短，大意是：六月九号下午三点，老钟楼见。我有话跟你说。
写完以后，我把信叠成一个小方块，装在口袋里。
第二天揣了一天，没敢送。
第三天，又揣了一天。
第四天放学，我跟着他走了一段路。
他走得很快，耳朵里塞着耳机，背着一个深蓝色的书包，肩膀微微往下塌。
我一路跟到校门口，手指头在口袋里捏着那封信，捏出了汗。
他忽然在路口停下来，弯腰系鞋带。
我心跳快得几乎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我加快步子，从他身边走过去，经过他身侧的时候，把那封信往他书包侧袋里一塞，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跑出老远，我才停下来，扶着膝盖大口喘气。
心跳震得耳膜嗡嗡响。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蒋昊然还蹲在原地系鞋带。他没有发现书包里多了东西。
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
心里又高兴又害怕。
高兴的是，信终于送出去了。
害怕的是，他万一看了信，觉得我莫名其妙怎么办？
万一他不想理我怎么办？
第二天到学校，我远远地看了一眼高三的走廊。
他站在走廊上，和一个男生说话，表情很平静。
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又落回去。
他看到信了吗？
他看了吗？
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躲了他一天。
第三天，又躲了一天。
第四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放学后，我躲在操场看台的角落，远远地看他走出教学楼。
他胳膊下面夹着几本书，步子不快，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停了停，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伸手摸了一下书包侧袋。
我的心跳快得像擂鼓。
他摸到了。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捏着一张折好的纸。
隔着几十米远，我看到他低头看了一眼，然后停住了。
他站在原地，一动没动。
那几秒钟好像有一辈子那么长。
后来他转过身，往回走了几步，又停住了。
他站在校门口那棵泡桐树下，把那封信展开，又看了一遍。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的手垂在身侧，一直没有动。
然后他把信重新折好，放进了外套内袋里。
他没有往操场这边看，但他走路的步子，明显比刚才快了很多。
我知道他看到了。
那一刻，我整个人像被抽掉了所有力气，滑坐在看台的台阶上。
手心全是汗，心跳快得像要蹦出来。
我咬着嘴唇，也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
那之后的几天，我们没有任何交流。
他还是每天上课、下课、打球。
我还是每天广播、抄稿、在食堂远远地看他。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课间的时候，我偶尔会在走廊上碰见他。
他看着我的眼神，有点不一样。
他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但每次四目相对一两秒钟，我就赶紧把视线移开了。
心口像揣了一只兔子，扑通扑通地跳。
五月过得很快。
天气越来越热，教室里的吊扇吱呀吱呀地转。
我有时候会想，六月九号那天，他会来吗？
他会跟我说什么？
万一那天他来了，我应该怎么开口？
我在本子上写了满满一篇“第一句话说什么”，又全部划掉了。
最后我对自己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五月二十号，一个星期三。
早上到学校，我路过公告栏，看到上面贴了一张新的通知。
高三毕业班考前动员大会，六月八号下午。
我扫了一眼，没太在意。
中午吃饭的时候，郑光熙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曼玉，你听说了没？蒋昊然他爸，没挺过去。”
我手里的筷子“啪”地掉在桌上。“什么时候的事？”
“就前两天。他请了好几天的假，估计要忙到高考结束了。”郑光熙扒了一口饭，含糊不清地说，“你说他这命，够苦的吧？他妈走得早，就他爸一个，现在也没了。”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嗡嗡的。那一整天，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那封信，他还会记得吗？
放学以后，我走到高三那栋楼下面，站了一会儿。走廊上空荡荡的，没有他的影子。我在原地站了很久，最后还是转身走了。
那天下晚自习回家，我没有骑自行车，一步一步走回去的。
路过钟鼓楼街口的时候，我停下来，看着那座灰扑扑的老楼，看了好一会儿。
石狮子还是那两只。
我靠着那只缺了耳朵的，站了很久。
姜黄色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投在青石板上，拉得又细又长。我在心里说，蒋昊然，你要好好的。
六月九号那天，我去了。
04
六月九号那天下午，我骑车到了钟鼓楼街口。
锁好车，我没有急着过去。
我在街口的小卖部门口站了一会儿，买了一根冰棍，慢慢吃完了，才迈步走到石狮子旁边。
太阳很大，晒得青石板路面泛着白花花的光。
我靠着那只缺耳朵的石狮子站着，手里攥着一只红金鱼风筝。
那只风筝是我头天晚上从柜子底下翻出来的。
竹骨架有点变形，纸面也泛黄了，我拿透明胶带补了几处破洞，又用毛笔蘸着红墨水把金鱼身上的颜色描了一遍。
画得不怎么像，但远远看去，还算鲜亮。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带它来。就是出门的时候，鬼使神差地把它带上了。
三点。
四点。
太阳开始偏西。
街上的人来了一拨，走了一拨。
我站在石狮子旁边，从头到尾没有挪地方。
五点半，天边的云烧起来了。
红的，紫的，像一匹染坏的布。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只红金鱼风筝，忽然觉得眼睛有点发酸。
然后我做了今天最大胆的一个决定。
我松开线轮，把风筝放了出去。
风托着那只红金鱼晃晃悠悠地往上爬。
越爬越高，越爬越远。
在天上变成一个亮红色的小点。
我攥着线轴，仰着头，看着那一点红，在心里默默地说：蒋昊然，你看到了吗？
我在等你。
风筝在空中飘了很久。
线绷得很紧，风吹过来的时候，能听到嗡嗡的响声。
我一直举着手臂，举到胳膊酸了，也没舍得收线。
远处传来暮钟的声音，闷闷的，从钟鼓楼的方向荡过来。
我低头看了一下表，六点二十。
我收线了。膝盖弯下来的时候，我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一声又轻又哑的叹息。我把风筝卷起来，绑在车后座上，骑上车，走了。没有回头。
第二天，我没有去。第三天，也没有去。
六月底，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家那台老电脑上，我对着屏幕查了三遍，确信自己过了本科线。
高兴了一会儿，又觉得空落落的。
中午郑光熙打电话来，聊了没几句，他忽然说：“你知道吗？蒋昊然考上北大了。”
我说：“厉害。”挂了电话，我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窗外蝉叫得震天响。
我回到房间，拉开抽屉最底层，翻出那本蓝布册子。
我把它打开，找到第三十六页，摸了一下那个空落落的折页。
然后我把册子合上，塞回了书柜最深的地方。我对自己说，宋曼玉，就这样吧。
05
那个夏天，过得特别快。填志愿，收拾东西，和同学吃散伙饭，日子像流水一样在指缝间漏掉了。
我报了省城一所大学的新闻系。
不是最好的学校，但离家近，我妈高兴。
蒋昊然去北京上学的事，还是郑光熙告诉我的。
那会儿我正蹲在阳台给一盆绿萝浇水，听到“蒋昊然”三个字，手上的水壶歪了一下，浇到了自己鞋上。
“他去北京你听没听见？”
“听见了。”
“你们不是……”郑光熙欲言又止，没说完。
“我们没什么。”我说，“你还有别的事没？没别的事我挂了。”
他大概以为我还会再追问几句。
可我没有。
我能说什么呢？
说我去等过？
说他可能压根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塞的？
这些话说出来，不过是在人家面前把自己再一次剥开罢了。
大学四年，我没再提起过那个名字。
开学的时候我剪了短发，加入摄影社团，学采访，学写稿。
忙的时候还好，人一闲下来，还是会有时候忽然发起愣来。
大三那年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翻一本建筑类杂志，翻到一页介绍校园建筑修复的稿子，配图里有一座很眼熟的砖楼。
我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
六层高，灰墙，窗洞没有门板。
那栋楼的门厅外面，蹲着两只石头狮子。
其中一只的耳朵缺了一块。
我的心像被人攥了一下。
我把那页杂志翻过去，合上，放回书架上。
然后我告诉自己：那是旧的钟鼓楼，城南的老钟鼓楼，不是你认识的那座。
我小时候熟悉的那座楼就是那栋模样。
可为什么，它的耳朵也会缺一块？
我站在书架前，愣了很久。
我忽然意识到，我可能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学校的“老钟楼”长什么样。
我甚至都没走到过那栋楼跟前过。
我只知道城南那座。
大四毕业前，我回了一趟母校。
校园变了很多，操场翻新了，教学楼重新刷了漆。
那栋旧砖楼还在。
我站在楼底下，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它。
灰墙，六层，窗洞豁着，门厅外面蹲着两只石狮子。
我在那两只石狮子跟前站了很久。
那只缺了耳朵的，头微微歪着，眼睛的位置磨得发亮。
我伸手摸了摸它的头顶。
那个凉凉的石狮子，和我姥姥家门口那只，好像，又好像不太一样。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没上楼。
06
再次见到蒋昊然，已经是十七年后了。
我在省电视台做社会新闻记者，做了快十年。
从跑社区新闻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熬到了能做专题片的位置。
这年秋天，台里安排我做一期关于古建筑保护的深度报道。
主编说，省设计院有个年轻的项目负责人，专做旧建筑修缮，你联系一下，做个采访。
我拿着主编给的电话，打过去。
对方很快接了，声音低沉，带着点办公场合特有的客气：“你好，设计院，蒋昊然。”我的手在办公桌上轻轻一颤，但到底还是稳住了。
“蒋工你好，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宋曼玉，想约个时间当面聊聊。”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宋记者，你贵姓？”他说完又补了一句，“不好意思，我刚刚没听清。”
“我姓宋，宋曼玉。”我还是报了全名。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
那几秒，像隔着一整条年月那么长。
然后他说：“行，明天下午三点，你到设计院来，我这边有段时间。”
第二天下午，我到了设计院。
被前台领到一间会议室门口时，透过半开着的门，我看见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站在投影幕布前，正弯着腰往电脑上插线。
他瘦了不少，两鬓有了零星白发，眼角笑起来应该也有细纹了。
我没有出声，在门口站了一两秒。
他直起身抬头的瞬间，我看见他愣住了。
他打量着我，又像是确认了一遍。
“宋曼玉？”
“蒋工。”
我伸出手，他也伸出手。
两只手握了一下，又松开。
他的手心温热干燥，指腹有薄茧，大约是常年拿笔和图纸磨出来的。
“你瘦了。”他说完这四个字，大概也觉得这话有些唐突，补了一句，“我是说，比当年瘦了。”
“你也是。”
我们都没有提那本蓝布册子和那张纸条。
整个采访进行了将近两小时。
他讲建筑修复，讲旧砖楼的加固方案，讲结构力学和材料学，讲得很专业。
我坐在他对面，笔记本摊开，话筒搁在桌上，认认真真地记。
中间有一次休息，他递给我一瓶矿泉水。
我伸手接的时候碰到他的指尖，两个人同时缩了一下手。
他笑了笑，把水瓶放在我面前，说：“宋记者做这行多久了？”
“快十年了。”我说。
“挺好。”他点了点头，“你这名字，跟我一个老同学同名。”
我端着水杯没接话。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收起本子和录音笔，站起来准备告辞。他忽然在背后叫住我：“宋曼玉。”
我回过头。
他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纸片，叠得很整齐，边角都磨出了毛边。
他把它放在桌面上，推到我面前。
我低头看了一眼，呼吸差点停了。
那是我高三那年写的信。
信纸已经发黄，边缘起毛，折痕处断成两截，又被透明胶带粘上了。
上面我的字迹清清楚楚。
最后一句话，写的是：“六月九号下午三点，老钟楼见。我有话跟你说。”
“你哪儿拿到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哑。
“你塞在我书包侧袋那天，我就看到了。”他说，“我本来想第二天找你的。”
他顿了顿，低下头，拇指轻轻摩挲着那张纸的边缘：“后来我爸出了事。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好像不想见我了。”
“我不知道你爸的事那么严重。”我说，“我听说了以后，就没敢再……”
话没说完，我已经说不下去了。
他看着我的眼睛，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轻轻笑了笑，笑容里有一点苦味儿：“宋记者，今天你是来采访的，还是来跟我算旧账的？”
我咬着嘴唇，没有答话。“那封信我揣了很久。”他说，“高考完以后，我去过一趟钟鼓楼。石狮子还在，没等到人。”
“六月九号那天我去了。”我说，“等到天黑。”
他看着我，眼睛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缓缓亮起来。“你去的哪里？”
“老钟楼。城南那个老钟楼。”
他愣了一下。
“我说的老钟楼是学校那栋楼。门厅外面有石狮子，一只耳朵缺了角的那个。”他说，“我一直以为你知道了。那个石狮子，我小时候就在那儿玩。”
我站在原地，脑袋里嗡嗡作响。“我不知道那个楼。”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飘忽忽的，“我以为，你说的是我姥姥家那边的钟鼓楼。”
他看着我，很久很久没有说话。窗外的夕阳斜斜地透过百叶窗，把他的影子拉成一道长长地落在地面上。
07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在书柜底下翻出了那个旧鞋盒。
鞋盒里面放着一本蓝布封面手工册子。
边角已经磨白了，布面上有几个地方起了毛。
我把它放在书桌上，打开了第三十六页。
折页里夹着的那张旧纸条还在。
我轻轻抽出来，对着台灯看了很久。
那张纸条上的字迹已经淡了，但还能辨认。
最清楚的一行字，是“老钟楼见”。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有一行极淡的铅笔字，几乎被磨得看不出来了。
我贴着台灯，眯着眼睛，一个一个地认：“我怕你找不到，就写了两张。我在石狮子等你。”
我的手开始发抖。我一直不知道背面还有字。
我在那张纸条面前坐了很久。
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短信。
号码陌生，内容只有几个字：“宋曼玉，你欠我一个解释。我也欠你一个。周六下午，老钟楼见。”
那是我高三那年，在广播站最后一次播音时，关掉话筒之后，小声说过的一句话。我以为那句话说出去就像风一样散掉了，没人会听见。
我盯着手机屏幕，拇指悬在键盘上方，半天没有落下去。最后我回了一条：“好。”
周六下午，我又站在了那栋旧砖楼前面。
楼门开着。
铁锈的门闩被人拉开过，门板上新刷了一层清漆，伸手一摸还带着薄薄的干燥漆膜。
我推门进去，踩着老旧的木头楼梯往上走。
一层，两层，三层。
墙壁斑驳，墙角有蛛网尘灰。
走到六层的时候，门洞敞着。
他背对着我，站在窗口，手里攥着一根风筝线。
我站在门口，忽然挪不动脚了。
他回过头，看了一眼，笑了笑。“来啦？”
“风筝。”他把手里的线递给我，“这个红金鱼风筝，你还记得吗？”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那是当年我在钟鼓楼放的那只风筝，红金鱼，鱼尾巴翘得老高。
风筝面泛黄了，补了几块透明胶带，但那条鱼的样子我是认得的。
“你怎么会……”
“监控。”他说，“当年钟鼓楼街口有监控。我那天从小卖部出来，看到你在放风筝。我本来想过去的。但是我爸刚好打电话来，说第二天让我去一趟医院。等我再出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他说得很淡。像在讲一件跟他不相关的事。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后来我就想，那个风筝，你在放给谁看？”
我站在门洞边上，风从窗洞灌进来，把风筝吹得晃了一下。“放给你看的。”我说。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风筝，很久没有说话。然后他把风筝递给我：“那现在，能再放一次吗？”
我伸手接过风筝，线轮在手里轻轻转了一下。“找个有风的地方。”
“楼顶。”
我跟在他身后，爬上了通往楼顶的铁梯。
推开顶层的铁门，风一下子灌了进来。
明晃晃的太阳底下，整片老城区的房顶铺展在天际线上。
他站在楼的边缘，把风筝举起来，对我说：“跑。”
我攥着线轴，跑起来。
风从耳边掠过。
线越放越长，那只褪了色的红金鱼摇摇晃晃地升上天去。
在蓝得透明的高空里，显得又小又远。
他站在我旁边，仰着头看着天空里的红点，说：“我以前总想，要是能早一点看到这只风筝就好了。”
我攥着线轴，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但声音没有发抖。我说：“现在看到，也不晚。”
